名字带“武”的4个县缘何集中在冀鲁交界，于秦汉时期设立？

公元前260年前后，赵孝成王在邯郸城中日夜难安。上方是虎视眈眈的强秦，东边是老对手齐国，北面还有燕国的阴影。群臣在地图前争论时，一位将领指着赵国东北部那一片平原，说了句掷地有声的话：“此地不武，不足以当边。”这一圈边地，自此渐渐多出了一些带“武”字的城邑与县名。

今天，在冀鲁交界地带，从北往南一线，恰好能串起这样四个“武”字地名：河间、肃宁一带的古武垣，衡水境内的武强、武邑，德州境内的武城。它们像一条看不见的防线，横插在燕、赵、齐三国旧地之间。而有意思的是，这四个“武”字县，定型为县级建制的时间，都集中在秦汉之际，却又都能追溯到战国赵国的军事布局。

很多地方志里，关于这些“武”字县的来历，各说各话，动辄扯到夏朝、远古小国，听起来神秘，细想却有点悬。要搞清楚这几个“武”的真正源头，得把时间线拉直，把地理摊平，从传说里剥离出能对得上号的历史事实。

一、地方志怎么说：“武山”“武罗”“启封子武”，听着很玄

如果只翻地方志，很容易被带偏，因为各家说法五花八门，看上去都有一点“故事性”。

先看武强县。清康熙年间修的《武强县志》说得很简单：武强这个县名，是从县境内一座“武强山”得来。志书里还提到，这座山春秋时就做过县名，叫“武强县”，后来山“沦没”了，人还在，县名却留下来了。

但再往前追，武强又被说成是“古武遂”。《资治通鉴》里记载，赵王任用李牧伐燕，“取武遂、方城”。武遂在哪？地方志干脆把“古武遂”与武强县直接挂上钩，再把北齐时“省武遂入武强”一串，脉络立刻显得很圆满。只是这里头有个明显的空白：武强山到底在哪，古人自己也说“今沦没”，地理上几乎找不到实物支撑。

再看武邑。清同治《武邑县志》引用了罗泌《路史》，给武邑找了个更“高古”的身世，说这个地方，夏代曾有“武罗之国”。原话是：“实夏时武罗之国”，后来春秋属晋，战国属赵，汉代正式置县，自此“武邑”之名两千多年未改。

听上去很气派：夏王朝时期就在这片平原上立国，汉代延续其名。但细看《路史》的原文，其实写得很模糊——提的是“武国，武罗”，顺带说“都之武邑”，还补一句“又一说在卫北境武父”。一块地方，被两种说法来回拉扯，本身就说明这条线索并不牢靠。况且，《路史》本身是杂史，神话传闻搀在一起，可靠程度就很有限了。

轮到武城，争议更大。明嘉靖年间的《武城县志》解释得颇有情绪：这里是东郡要地，平原开阔，“东比强齐，刚饬武备”，所以得名“武城”，直截了当，就是“武备之城”。

可清道光年间的《武城县志续编》又跑去攀古：说夏后启“封子武于此”，因人得名，汉代置“东武城县”，晋代才去掉“东”字。民国时期的《武城县乡土志略》也是沿用这条夏代封地的说法。一边是战国“备齐”的武备之城，一边是夏启封子武，跨度千余年，两种说法在志书里并列存在，连编志的人自己都开始犯嘀咕，书中直言“疑必有所本，也未敢深信”。

至于河间、肃宁一带的武垣，在地方志里倒很干脆。康熙年间《河间府志》明确写着，武垣县置于秦代，属于早期的郡县之一。不过，县治后来废并，隋唐之际，武垣之名已经从行政建制中消失，只在志书和一些典籍的边角被提及。

把四处的说法拢在一起，会发现一个共同点：越早的时代越神秘，动不动就要扯到夏、商；越往后越实在，到了战国、秦汉，记载明显清晰了许多。问题就出在这些“夏代”的故事上，它们与这一带的地理环境，根本对不上。

二、夏代“武罗国”“子武封地”，为什么站不住脚

要判断这些传说成立不成立，单靠文字是不够的，还得看一眼当时这片土地是什么样子。

《禹贡》里有段话，被后世无数次引用：“北过降水，至于大陆；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说的是黄河在北方入海前，“播为九河”，也就是分成许多叉流，纵横交错，像扇面一样铺开的地带。

河间、肃宁、武强、武邑、武城这一条，自古就压在这片“九河”区域之上。水道频繁改道，泥沙淤积，大片土地时而裸露，时而又被洪水吞没，水陆交替极快。这样的环境，要说完全没人类活动不现实，但要在夏代就形成一个稳定的小国，甚至一个“大一些的聚落”，可能性非常小。

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在研究“西汉以前的黄河下游河道”时，专门提到：从新石器时代直到春秋，中部河北平原则存在一大片明显的“空白区”。太行山东麓以东，徒骇河以西，这中间宽达百数十公里甚至三百公里的地带，新石器时代遗址几乎空缺，可信文献中也找不到早期城邑的确切记载。这种“空白”，其实就是“九河泛滥区”的一个佐证。

在这样的背景下，所谓“夏时武罗国”“夏后启封子武于此”，就显得相当牵强。尤其是关于“子武”的说法，稍微对照史料，就会发现问题更多。

有记载的夏代王子里，能和“武”搭上关系的，是姒启的儿子“武观”。《竹书纪年》记载，启十一年，“放武观于西河”，十五年，“武观作乱”，被平定。“西河”一般被认为在山西南部、陕西韩城，或河南内黄一带，与山东西北平原完全不是一块地方。更要命的是，武观是因叛乱被诛抑，而启本人在平乱后不久也走到了统治的末尾，这种情况下，再给武观分封一块远在九河之地的“武城”，逻辑上根本站不住。

道光《武城县志续编》其实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它一边引用旧志，说是“夏后启封子武于此”，一边又提到另一个版本：夏禹七世孙芸封公子武在这里，是不是搞错了？志书作者索性摊开手：反正古书里有这些说法，就先记着，但真伪已经辨不清楚。

这么一圈比对下来，能看出的倾向很明显：凡是把“武罗国”“子武封地”强行安在这片平原上的，基本都属于后世文人“往上攀”的结果。地理条件、考古证据、时间逻辑，一条条对照过去，就会发现这些故事更像是为地名涂上一层“上古色彩”，并不是真正的源头。

那么，这几个带“武”的地名，到底什么时候才有了“站得住脚”的历史记录？答案，要从战国赵国的那几条零散记载里找。

三、真正的关键在战国：赵国边防线上的四个“武”字

把地方志暂时放在一边，翻《史记》《资治通鉴》这样的大部头，能找到几条比较硬的线索，而且都绕不开赵国。

先看最北边的武垣。这个县今天已经不见了，只能在典籍的只言片语中寻找踪影。《史记·赵世家》记载赵孝成王七年（公元前259年），有这么一件事：“武垣令傅豹、王容、苏射率燕众反燕地。”短短一句话，信息量并不小。

武垣原本属燕，后来归赵，到了孝成王末年，当地县令竟带着“燕众”叛归燕国，这说明两件事：一是武垣地处燕、赵接壤地带，人群关系复杂；二是赵国在这里已经实行了“郡县制”式的管理，设令治县，时间点明显早于秦统一。武垣作为“县”的存在，在战国后期已经板上钉钉，并不是秦始皇突然设出来的。

往南走一点，是武强与“武遂”的关系。《资治通鉴·秦纪一》记李牧伐燕：“赵王以李牧为将，伐燕，取武遂、方城。”武遂当时是燕国的边县，被赵军攻取后纳入赵国。后世地方志把“古武遂”与武强直接对标，又提到北齐时“省武遂入武强”，这条线索，至少在战国到南北朝之间，是说得通的。

也就是说，战国时的武遂，是燕赵之间的争夺点，被赵国拿下后保留了原名。到了较晚的时期，才被并人以“武强”为名的新县，而“武强”这个名字，很可能就是赵国在军事布局中延伸出来的一个“武字系列”。

再看武邑。《资治通鉴·周纪四》里有一句话，经常被地方志用来证明这里的“显赫”：赵孝成王封名将乐毅于观津，“以警动于燕、齐”。观津在哪？清同治《武邑县志》认定在武邑境内，“在今治东南二十五里”。封乐毅于观津，是赵国在东北面给燕、齐看的一个姿态，这样的封邑，一般离边防要冲不会太远。

嘉靖《武城县志》的那句“东比强齐，刚饬武备”，虽然说的是武城，但用在这一带其实也贴切。武邑、观津位置偏东偏北，面对的是燕、齐两股压力，赵国把乐毅这样的重量级人物封在这里，其实就是给边防线增添一道政治和军事的双重保险。

最南端的武城，线索就更清楚了。《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提到：“平原君相赵惠文王及孝成王……封于东武城。”平原君赵胜，是赵国最有名的诸公子之一，门下宾客数千人，战国四公子之一。他的封地就在“东武城”，而这座东武城所在的地区，后世基本都对应到今天山东西北、德州一带的武城县。

从这些记载上看，武城作为一个“封邑”，在战国中晚期已经存在。到了汉代，才正式以“东武城县”的形式入列郡县，晋代去掉“东”字，才有了后来的“武城县”。这也意味着，武城之名并非汉代凭空起意，更不是夏代封地，而是建立在赵国封邑体系基础上的延续。

把武垣、武强（武遂）、武邑（观津）、武城放在一张战国地图上，它们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共同点：都贴着赵国的东北、正东边界，正对着燕、齐两国。赵国自立国以来，就以“尚武”著称，军队依托胡服骑射打出名号，这样的国家，在最危险的一面边境上连设几个“武”字城邑，就显得非常顺理成章。

嘉靖《武城县志》那句话，反而更像是点名：东面连着强齐，只能“刚饬武备”。既然是为“武备”而生，那这些城邑冠以“武”字，便不只是“好听”，而是要让所有人一眼看出，这是一条不打算后退的防线。

秦灭六国后，沿用了不少原有的城邑，直接改设为县。秦朝自己地理记载遗失较多，后世修《汉书·地理志》，只能反映西汉末年的县级格局。于是，许多本来战国就存在的县邑，被“算作”汉代置县。武垣、武邑、武城、武遂（后并入武强）这一串，很大概率就是这种情况：名号最晚在战国赵国时期出现，到了秦汉被正式纳入郡县体系，地方志为了有“谱”，就统统写成“秦置、汉置”。

四、秦汉郡县确定后，“武”字留下，赵国的影子藏在地名里

沿着时间线往后看，这几个“武”字县的命运并不相同，但有一点比较一致：进入秦汉之后，行政体系稳定下来，县名基本确定，“武”字从此很少再被更改。

武垣比较特殊。根据清代《河间府志》的整理，武垣县确立于秦代，隋唐时废并进周边郡县之中，县名从地图上消失，只在府志中偶尔被提起。从战国末年的“武垣令傅豹反燕”到秦汉的郡县设置，这个名字大约延续了三四百年，最终被历史和黄河水道的迁徙一起“冲刷”掉。

武强则经历了一个“从武遂到武强”的变换过程。战国时，李牧“取武遂”，说明那里是明确的县邑。北齐天宝七年，有“省郡移县于今治，武遂县省入武强县”的记载，说明到了南北朝，武遂与武强已经共存一段时间，最终完成并入。到了清康熙修志时，古人能看到的，只剩下“武强山”“古武遂”的残影，“山已沦没”，地名却通过文献被勉强保留。

武邑的情况相对简单。汉代始置武邑县，其所辖范围与战国赵国的观津、周边邑地有重合，名称一脉相承。地方志虽喜欢追溯到“夏时武罗国”，但在正史和实地分布上，武邑还是一座典型的汉代承接战国旧地的县城，坐落在河道相对稳定、利于屯田与防守的地带。

武城则把赵国封邑的影子保留得最明显。“东武城”这个名字，清楚地说明了它相对于赵国国都邯郸的位置偏东。晋代改名为“武城县”，县名延续至清、民国，甚至今天的行政区划名称仍延续“武城”二字，已经把战国时的那层封邑味道磨淡，只剩下“地名”二字。但从《史记》那句简短的记载里，还是能看出，最初的“东武城”，就是赵国对齐国的一面盾牌，也是对平原君赵胜的一重信任。

很多人读到这里，会有一个自然的疑问：既然这些“武”字地名，在战国赵国时期已经存在，那“秦汉设县”的说法算不算错？其实不能简单说“错”，只能说角度不同。

战国时的“城”“邑”，往往是贵族、功臣的私邑，封地性质强，国家对它们的掌控程度有限。秦统一后推行“郡县制”，要把原封邑改造成标准的“县”，由中央任命县令、县丞，统一管理。汉初多承秦制，只做局部调整。因此，地方志上的“秦置”“汉置”，说的是“正式纳入郡县体系”的那一刻，而不是这个地名第一次出现在史书里的时间。

从赵国“以武立国”的传统看，这条东北、正东方向上的“武字链”，既是地理上的事实，也是政治上的表态。武垣挡燕，武强、武邑互为犄角，武城则顶在齐国方向，让赵国在这条线外还有一片缓冲的空间。县名延续到秦汉以后，表面的政治格局已换，深层的地理与旧日的军事格局，却还留下一道隐约可见的折线。

如果只盯着“武罗国”“启封子武”这些玄而又玄的说辞，很容易被带到上古神话里转圈；把地图铺开，从赵国的边防策略、战国城邑的变迁、秦汉郡县的接续三个层面一起看，“武垣、武强、武邑、武城”之间那条隐形的“赵国边线”，就不难辨认了。等到有一天真走在冀鲁交界那片平原上，看到一个个以“武”为名的县城，或许会想到，当年赵国在这条线上下过的那些心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