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盛回顾人生经历：开除军籍后他表示无怨无悔，对党和人民负责

1949年初冬，华北平原的寒风已经带着刺骨的凉意。天津城外，一名中年将领踩着带霜的土块，抬头望着远处的城墙，沉默了很久。身边的参谋轻声说：“师长，这一仗打完，天就该亮了。”那人只是点点头，把望远镜收起，转身回到指挥所。这名将领，就是时任第四野战军135师师长的丁盛。

多年以后，他在被开除军籍的境遇中回想这一幕，只说了一句：“这一生，无怨无悔。”这话听上去平淡，却是几十年风霜打磨后的实话，不是客套，更不像客气话。

让人意外的是，这位在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屡立战功的名将，最初走上革命道路，动机却简单得近乎“土气”——说白了，就是想“吃上饱饭”。

一九三零年的那个夏天，江西农村的天空很闷。十七岁的丁盛正牵着牛，在山坡上转来转去。他家穷得揭不开锅，地里刨不出多少收成。就在这一天，他远远看见一支身着灰布军装的队伍缓缓走过乡间小路，枪挂在肩上，步伐整齐，和村里那些衣衫褴褛的壮劳力完全不是一个样子。

有人小声说：“是红军。”也有人皱着眉头：“跟了去，命就不一定是自己的了。”丁盛没想太多，只是心里冒出一句话：“跟他们走，兴许能活下去。”就这么一念之间，他牵牛的绳子往地上一丢，追着队伍跑了过去。

那一年，他不知道这支部队就是红四军第一纵队，更不知道它的前身是参加过南昌起义的红二十八团，只是稀里糊涂地报了名，从一个放牛娃，变成了红军通讯员。

有意思的是，后来回忆起来，他从来不说什么“崇高理想”，“少年壮志”，只淡淡一句：“家里太穷了，想出去找条活路。”话糙理不糙，很多那个年代的红军战士，其实就是这么迈出第一步的。

一、从放牛娃到“红军学生”

刚到部队，丁盛被分到通讯排。十七岁的年纪，身子骨硬朗，腿脚又快，特别适合跑信。那个时候，当通讯员可不是轻巧差事，山高路远，敌情复杂，很多人一去就回不来。

他背着公文包，穿梭在密林、山沟与村落之间，给上级首长送作战命令和机密文件。谁也没想到，这种“跑腿”的工作，竟成了他人生第一个转折点。

第三次反“围剿”结束后，部队建制调整，他所在的单位被撤销，丁盛被抽调到红四军政治部，继续当通讯员。经过几年的血与火，他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黑瘦的放牛娃，做事稳当，脑子也活络起来，被认为“靠得住”。

一九三二年，他被调到总政治部通讯排，当了通讯班长——这可不再是普通小角色。总政主任是王稼祥，他手里的文件，是要直接送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这些领导人那里的。那一年，他十九岁，已经能独立完成复杂的任务，还要负责带人、安排行军路线，承担警卫和勤务。

总政治部就一个通讯排，送信靠它，警戒靠它，临时勤务也靠它。人不多，事却不少。丁盛在这种高强度的磨砺中，慢慢进入了领导人的视野，也走进了王稼祥的心里。

一九三三年，第四次反“围剿”期间，国民党飞机狂轰滥炸。一次空袭中，王稼祥腹部中弹，弹片没能及时取出，只能转移到后方救治。护送任务，落在丁盛带领的一个班身上。

从前线到后方，路程不算短，既要确保安全，又要防止敌人跟踪。远离了前线枪炮声，一段相对安静的时光，竟让这位少年战士得到了另一份意想不到的“恩赐”。

王稼祥躺在床上养伤，人一时闲了下来，倒腾出一根木棍，常常在地上写几个字，招呼丁盛：“你也学几笔。”那会儿，丁盛文化程度不高，只认得几个大字。王稼祥就这样，一边养伤，一边用最原始的办法教他识字、写字。一个是带伤的高级干部，一个是粗手粗脚的年轻战士，地上划来划去，就勾勒出未来命运的另一条线。

这一段相处时间不长，却影响深远。王稼祥觉得这个年轻人脑袋灵，吃苦不叫苦，就主动推荐他去公略学校学习。毕业后，又亲自写介绍信，把他送到红三军团政治部工作。

后来丁盛晚年回顾，说得很实在：“王稼祥同志，是第一个要我学文化的人。”没有这一步，他很难从一个“只会打仗”的战士，成长为能够承担政治工作、后来又转为指挥大兵团作战的将领。

二、长征路上，既不是“播种机”，也不愿掉队

进入红三军团之后，形势一下子紧张起来。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接连失利，一九三四年十月，红一方面军开始战略大转移——长征。

到遵义后，红军进行整编，红三军团的建制被压缩，由三个师缩编为四个团。原先的师长、政委下到团里当主官，团长政委再下到营一级。丁盛被编入第三军团十二团二营四连，当指导员。

十二团这个番号，在后来许多战士的回忆里，几乎就是“能打硬仗”的代名词。当时团长谢嵩，政委钟赤兵，营里还有年轻的谢振华。多年后，已经是少将军衔的谢振华在医院遇到丁盛，还笑着提起：“打娄山关的时候，你这个连打得不错，跑得也快，冲得也快。”

娄山关战役中，丁盛身先士卒，冲在最前面，结果右腿中弹，伤得不轻。按当时的政策，像他这种伤员，如果不能继续行军，组织会发几块钱，安排在老乡家养伤。之后有人在当地落了户，有人在敌人清剿中遇害，也有人再度拿起枪，参加游击队。

后来毛泽东说：“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其中那句“播种机”，指的就是这些留在沿途各地的伤病员和老红军。他们扎根民间，把革命的种子撒在各个角落。

但丁盛不愿留下。他不想做那颗被“埋”在途中土地里的种子，而是死死咬着牙，拖着受伤的右腿，一路跟着部队继续走。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翻雪山，过草地，他一路扛了下来，最后和队伍一同抵达陕北吴起镇。

那条长征路，对很多人来说，是生与死的分界线；对丁盛来说，也是从“只知道往前冲”的战士，逐渐成长为懂得队伍、了解政治的干部的过程。

到陕北之后，他被送进红军大学学习。这所学校既讲军事，又讲政治理论，还按照当时的条件尽可能补习文化。毕业不久，他被分到红二十八军二团担任政治委员。这支部队，曾由刘志丹带领活动在陕北，后来在东征战役中刘志丹牺牲，由宋时轮接任。

从放牛娃，到通讯员，再到团政委，时间不过七八年。但在这个惊心动魄的年代，命运翻转实在太快。这个时候的丁盛，已经不是当年的“小丁伙计”，而是一名能独当一面的红军政治干部。

有意思的是，他这时还没显示出什么突出的军事指挥才能，大部分经历，都集中在政工和组织工作上。真正让他从“政工干部”变成有名的“战将”，还得看后面的东北战场。

三、从政工干部到第四野“拼命师长”

西安事变之后，国共开始第二次合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原来的红二十八军，集体并入新的建制中。到了1938年，八路军第一二〇师三五八旅旅长宋时轮，奉命与邓华一起组建“宋时轮支队”，挺进冀东开辟抗日根据地。

宋时轮当年在红二十八军当军长，所以一组建部队，就自然把过去信得过的老部下找来。丁盛就在这一批人当中，被选入支队，继续担任政工职务。

冀东地形复杂，敌情凶险，抗日力量基础薄弱。宋时轮、邓华努力了一年多，终究没能在当地稳住脚跟，被迫退回平西地区。1939年，延安派萧克接替宋时轮担任冀东抗日挺进军军长，部队重新整合。这个时期，丁盛的职务是团政委，归属晋察冀军区指挥，聂荣臻成了他的新首长。

平西、冀东这些地方，地盘不大，却是抗战时期非常重要的战场。日军扫荡频繁，伪军复杂，游击战打得极其辛苦。丁盛在这里，既要抓思想工作，又要参与地方动员，经验越积越多。

到了1940年，他作为晋察冀方面的代表来到延安，准备参加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因为战局和形势，一再推迟，直到1945年才正式召开。这一等，就是整整四年。

这四年，他没有回前线，而是在延安系统学习。政治理论、党的建设、军事课目、统一战线……课程并不轻松。许多从战场上打出来的干部，刚开始在课堂上坐不住，慢慢也意识到，这些看不见硝烟的东西，同样关系到未来能不能打得赢、打得稳。

丁盛后来回忆：“在延安这几年，无论从哪方面讲，收获都很大，没有虚度年华。”话语不华丽，意思却很清楚——这段“沉淀期”，对他以后的人生影响极大。

1944年，聂荣臻从晋察冀来到延安向中央汇报工作。见面时，一些晋察冀来的干部心里都有点急，觉得自己在后方待得太久，战场上需要人，应该回去。聂荣臻了解他们的心情，经过研究，把丁盛等人分配到教导第二旅。

这支教导旅来头不小。一年前，国民党制造摩擦，晋察冀军区奉命抽调部队到延安，担负保卫中央的任务，教导第二旅就是从晋察冀抽调出的精锐。旅长黄永胜，政委邓华，丁盛被任命为教导二旅一团政委。

1945年，“七大”闭幕后不久，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战局骤变，东北成了各方争夺的新焦点。教导二旅一团在黄永胜的率领下，北上入关，开赴东北，丁盛自然也随团出发。

部队路经张家口时，稍作整顿。这个间隙里，聂荣臻把丁盛叫到身边，耐心地给他讲了一番“一团的历史”——这段话，丁盛后来牢记在心。

聂荣臻说：“这个团原来在中央苏区是红三军，黄公略带的部队。后来整编为红一军团一师，这个团就是一师的一团。当年强渡大渡河的十八勇士，出自这个团二营；后来狼牙山五壮士，是这个团三营七连；黄土岭打死阿部规秀的，也是这个团。晋察冀反扫荡，扩大根据地，这个团都立过大功。”

说到最后，聂荣臻语气沉了下来：“我为什么跟你讲这些？就是要你到东北后关心这个团。这个团出干部，出过很多干部。到那边，你们要扩军，可以多编团、编师，但尽量保持这个团的原人马、原建制，不要轻易拆散。”

简单几句话，其实把一支老红军部队的精神血脉和传统托付给了后来人。值得一提的是，很多年后，中央以这个团为基础，组建了驻香港步兵旅，算是另一种延续。

到了东北后，局势转瞬即变。1947年4月，冀察热辽军区部队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第八纵队，黄永胜任司令员，后来段苏权接任。这一次改编中，丁盛由政工干部转为二十四师师长，真正走上了军事主官的位置。

这一步转变，说起来轻巧，做起来却极难。许多政工干部并不擅长具体的战术指挥，可丁盛偏偏在实战中硬是闯出了名声。辽沈战役中，第八纵队参与围歼敌军，他指挥二十四师在攻坚、追歼中表现突出，为战役胜利立下不小的功劳。

辽沈战役结束后，他被调任第四十五军一三五师师长，随第四野战军南下作战。其间参加平津战役，担任攻打天津的主攻部队之一，在城市巷战中一连突破多道防线。1949年9月至10月，他率责一三五师参加衡宝战役，奉命担任“堵口”任务，抵住白崇禧部第七军的突围，打得坚决又干净，因此在四野内部，被不少老兵称作“拼命师长”。

有人这么评价丁盛：前半生做政工，后半场靠带兵打出名堂，算是少见的“文武兼具”。这话未免简单，却抓住了一点——他敢于在关键时刻“换打法”，而且换得干脆，不拖泥带水。

四、战功之后，起落之间的那句“无怨无悔”

从1930年放牛时跟着红军队伍跑出家乡，到1949年在华中战场连战连捷，丁盛用了将近二十年，把自己从一个文盲少年，磨成开国将领的行列。

后面的故事，很多老兵都隐约听说过。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军、军区主官，参加抗美援朝，在朝鲜战场上又立下新的战功。按常理说，这样的军旅生涯，足够在历史上留下平稳而光彩的一页。

然而命运从来不会只按“常理”走。上世纪七十年代，他因“重大错误”受到严肃处理，被撤销职务，开除军籍。这样的打击，放在任何一位久经战阵的老将身上，都足够沉重。

有关他的具体错误与处理过程，官方有过明确结论，这里不再赘述。需要强调的是，对错误的认定和处理，都是依照当时的组织原则和纪律要求进行的，绝不是空穴来风的传言。

丁盛被处理后，生活状态明显落差很大。有一段时间，他在家中反复翻阅旧照片，尤其是战友合影。有亲近之人曾经劝他：“老丁，你这一辈子打了那么多仗，功绩谁都知道，心里别太堵。”

他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了一句：“我这一生，对党没有亏心事，对人民也问心无愧。”这话并不是为自己辩解，而更像是一个老兵对过去几十年风雨岁月的平静概括。

回看他的军事生涯，每一段都带着鲜明的时代烙印：

十七岁参军，当通讯员，在反“围剿”和长征中摸爬滚打，走出了最初的“兵味”。

在王稼祥的鼓励下，从一个不识字的战士变成有一定文化和理论基础的“红军学生”，接触政治工作，学会做思想动员和组织管理。

在晋察冀的平西、冀东根据地，从事长期、艰苦的抗日斗争，接触到复杂的敌我关系和群众工作，积累了处理棘手问题的经验。

在延安学习四年，把零散的实践经验，上升为更系统的认识。对于很多从战场走来的干部来说，这是一次“打磨锋刃”的过程。

入东北后，从政工干部转为师长，先在东北民主联军第八纵队战斗，后在第四野战军中率部参加辽沈、平津、衡宝等一系列关键战役，完成从“讲政治”到“会打仗”的转型。

这么一路走来，功劳确实不小，失误也不是没有，但他始终没有否认过组织的处理，也没有在公开场合为自己叫屈。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已经年迈的丁盛曾经给老首长聂荣臻写信，为自己当年的案件申诉。聂荣臻了解情况后，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予一定帮助。两位老人在战争年代就结下的上下级关系，在晚年以另一种方式延续下来。

在许多老战士的印象中，他并不是那种善于讲漂亮话的人。谈到自己的遭遇时，他会承认“心里不是一点都不难受”，但紧接着又补上一句：“跟那么多牺牲的同志比，我还活着，就不该多说什么。”

这一句话，听上去朴素，却透露出那个年代不少老兵共同的心态——对个人命运的起落，既有遗憾，也有认命；对曾经走过的革命道路，既有反思，也不后悔。

从某种意义上看，他所谓的“无怨无悔”，并不是说自己这一生完美无缺，而是认为，在国家和民族最危险、最需要人挺身而出的那些年，他没有逃避，也没有退缩。无论是放牛娃跟着队伍走的那一步，还是拖着伤腿不愿当“播种机”的那股傻劲，抑或在东北战场改换身份当师长时的那份果断，都支撑他在晚年还能说出那一句：“对得起党和人民。”

历史记录的是结果，生活感受的是过程。丁盛的一生，既有少年时“只求能吃饱”的朴素愿望，也有在炮火中读懂的责任与担当，还有在晚年逆境中保持的那一点骨气。准确时间、具体战役、职务变化，都可以在档案和史料中查到；至于那句“无怨无悔”背后的滋味，却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真正懂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