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世友1985年临终嘱咐女儿许桑园：千万别把我送去火葬场啊

1985年早春的南京，细雨连绵。军区总医院病房楼里，一位年逾七旬的上将被护士们悄悄送往检查室。推车过道时，有年轻战士低声议论：“这就是许世友？”声音很轻，却还是传进了陪护在侧的许桑园耳朵里。

许桑园抬头，看了一眼被白被单遮住的父亲。那张曾让无数士兵敬畏、让敌人胆寒的脸，此刻疲惫而消瘦。谁能想到，这位从少林寺一路闯到大别山、又打到长江以南的“虎将”，临到晚年，却在一个问题上执拗得像个老农民——“死后，千万别把我送到火葬场。”

有意思的是，许世友对自己“怎么活”“怎么打仗”，并没有太多讲究，粗茶淡饭，床板一搭就能睡。唯独“怎么走”，他心里有个结，越到晚年越拧巴。要把这个结说清，就得从他一辈子最看重的两件事说起：打仗和尽孝。

一边是枪林弹雨，一边是茅草老屋。两头拉扯了一辈子，到了1985年，这笔账，他终于要算清。

一、少林寺出身的“狠父亲”

许桑园小时候，对父亲的第一印象不是“上将”，而是“会打拳”。在她眼里，这位父亲身上有股别人没有的“匠气”——练武就得早起，就得吃苦，偷懒是不行的。

许世友八岁不到就被送进嵩山少林寺，按老乡的说法，是“穷孩子卖给庙里了”。在那里，他是被棍子“教出来”的。冬天，脚冻得裂口子，照样光脚上冰地；马步蹲不稳，师傅一脚踹翻，没人心疼。所以，在他观念里，挨打受苦算不上事，反倒是一种“福气”。

等有了孩子，他不自觉就把这一套搬回了家。

许桑园刚上小学那年，抱着新课本回家，兴冲冲想给父亲看。没想到，许世友看完课本，伸手点着她鼻子一句：“从今天起，你是我的童子兵。”语气很认真，听在小姑娘耳朵里，却像是得了封“圣旨”。

“那你得教我练武！”她眼睛亮得很。

“学可以，”许世友把话压得很低，“学武先学勤快。起不起得来，才知道你成不成。”

此后，许家的院子里，多了一个晃晃悠悠扎马步的小身影。许世友起得极早，起床号还没响，他已经在院子里压腿、走桩。许桑园不用跟他一个时间起，只要听到起床号马上起来就行。话虽这么说，对一个贪睡的小学生来说，这已经够折磨。

有几天她咬牙撑过去了，到了星期天，困劲一上来，人就赖在被窝里不动。等她磨磨蹭蹭起来，院子里的棍术操已经练到一半。

那天，她心虚地拿了根木棍，悄悄站进警卫班末尾。许世友一眼就看出来，喝了一声“站住”，声音像一记闷雷。小丫头一紧张，棍子“哐啷”掉地上。

“当了几天兵？”许世友走到跟前，冷冷一句。

“三天……”她声音细得像蚊子。

“你可起得真早。”许世友脸一沉，“说，今天为啥偷懒？”

“我……今天晒网了……”许桑园急中生智。

“晒啥网？”许世友一愣。

“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嘛。”

许世友愣了好一会儿，才想起是哪次和老战友聊天说漏了嘴。火气上来，棍子没打，却让她面对太阳站好，一百遍念：“一二三四五，今莫睡糊涂。”

许家几个孩子，差不多都被这样收拾过。许世友打孩子，真不含糊。二儿子许建军有回在学校抢同学皮球，被家长告到家里。许世友听完没多话，先把几个孩子叫到跟前，挨个敲脑袋：“我不到八岁就打过人，你们晓得为啥？”

孩子们摇头。

“第一次打的是地主家二少爷。”他眼神一转，落在许建军身上，“为啥？他欺负穷孩子，抢人家玩意儿。”

话音一落，许建军转身就要溜，被他一把捞回来，压在腿上，劈头盖脸连扇几巴掌。小男孩哭得上气不接下气，许桑园在旁边都看傻了，只觉得哥哥屁股都打“平”了，自己也一边哭一边往门口跑：“哥哥屁股被打没了——”

结果，一头撞上刚进门的母亲田普。田普一看情形，急得直喊警卫员：“快把建军抢下来！”好几个小伙子上手，才从许世友腿上把儿子拽走。

在那个年代，这样的家教在不少农村出身的军人家里都存在，只是许世友“下手”更重，气势更足。原因也简单，他觉得，吃点苦算不得伤害，不吃苦才是真害孩子。

不过，有件事发生后，他这个“狠父亲”突然收了手。

那是姐妹俩逃学的事。许桑园带着小她的妹妹许华山，偷着溜出学校，疯玩了一上午，身上都是土。回家刚进院就被叫住：“给我立正！”

想到哥哥那次的教训，两人吓得眼泪就挂在眼圈里。许世友懒得讲道理，顺手抓了个个头高一点的许华山，抬手就是一巴掌。华山哭叫声一下子就出来了。

许桑园心里一紧，等着自己那一下，结果迟迟没等到，反倒又看父亲朝华山屁股落下一掌。她忍不住抽噎着问：“爸爸，你还没打我呢……”

“打一个就够了。”许世友头也不抬，“她是姐姐，带头逃学，算主犯。”

“我才是姐姐，华山是妹妹。”许桑园含着泪，憋了一句。

许世友愣住，“嗯？”又把两个小女孩挨个打量，“怎么姐姐比妹妹还矮两指？”闹了这么个乌龙，火气也下去了，只能转成一通训话：“我小时只上过几天学，你们现在有这么好条件，还逃学，天理难容。”

从那以后，许家的孩子再没挨过他巴掌。要说脾气是变温柔了？也不见得，是他突然意识到，自己那一套少林寺的粗暴办法，也有不合适的时候。

后来，家里姐妹之间闹矛盾，大女儿许丽把门反锁在屋里，两个妹妹告状告上来。照以前脾气，他一脚就把门踹了。那次，他手都抬起来了，忽然停住，让两个小丫头跟他一起站门口高喊：“反对压迫！打倒法西斯！”又带着她们唱《团结就是力量》，唱到半截，屋里的许丽自己开门走了出来。

父亲没变温柔，但“打人出气”的时代，对许家孩子来说，算是真的过去了。

二、“许桑园必须呆得住大别山”

许世友有七个子女，三个儿子，四个女儿。一件事上，他有着罕见的一致态度：孩子们该参军就得参军，不许打他的旗号走捷径。用他自己的讲法，孩子一穿上军装，就是部队的人了，“好坏由部队管，路也得自己走”。

许桑园入伍，是在大别山金寨的后方医院，当卫生员。这个岗位，看上去不起眼，实则极累。那时医院条件有限，开水都得人挑，不是轻飘飘两桶水，而是九十斤一担，从锅炉房沿台阶一点点挑上楼。

一般女卫生员挑一趟，腿都抖。男病号看不过去，还会伸手帮一把。许桑园却不让，咬着牙，自己一步步往上爬。

战友吕爱武对她印象，就从一根扁担开始。那时候，她还不知道许桑园的家世，只觉得这姑娘干活麻利，擦桌拖地抢着来，打饭送水都不偷懒，有点像从贫苦农家出来的。

直到后来才知，她是许世友的女儿，心里有点发怵：将军闺女，怕是不好接近。

没想到的是，许桑园压根没那股“官味”。她笑嘻嘻地说：“我爸爸也是农民出身，在少林寺挨过揍。咱们就是姐妹，我属猪，你属牛，我大你两岁。”几句话把距离拉平了。

相处久了，吕爱武才慢慢看清，这个“将门千金”，压根不像外头说的那样“娇气”。她吃苦不叫苦，做事抢着干，说起家事，也只是淡淡一句：“在家挨骂挨打都习惯了。”

有一次，她忍不住问：“你爸那么大名气，你咋不叫他跟医院打个招呼，让你学军医啊？”在很多人看来，这样的路最顺。

许桑园笑了一下，有点无奈：“医院其实提过，我爸把他们训了一顿，说我就从卫生员干起，不准跳台阶。”

这一点，许世友态度非常硬。他从不允许子女在军队搞“特殊”。连一双袜子，都能惹一肚子火。

那天，许桑园穿了一双不是部队发的袜子，只是颜色和式样稍微“好看”了一点。她陪父亲说话时，裤腿不经意间露出一截。许世友眼尖，当场变脸：“部队发什么，你就穿什么。部队讲整齐划一，怎能你一套、别人一套？回去换！别仗着是我女儿搞特殊。”

还有一只皮箱，也成了“罪证”。许桑园从南京带回来一个结实耐用、外观也时髦一点的皮箱，以为是好东西。谁知没多久，她把箱子里的衣服倒出来，重新换了个旧箱子装。

战友奇怪问她，她只叹口气：“老爷子不高兴，说我搞特殊，不准用皮箱。”在父亲的眼里，凡是与“将军子女”身份沾边的享受，都得先砍掉。

真正让许桑园感到“被划个圈”的，是1968年的那次人事调整。

这一年9月，南京军区总医院在金寨后方医院办了护士训练班。一部分学员来自总医院，培训完就回南京；后方医院的卫生员中，也会有人被调往总医院工作。

名单一公布，吕爱武名字赫然在列，她兴冲冲在名单上找许桑园，怎么也找不到。她失望得不行：“你咋不走？咱俩一起去南京多好，你去跟你爸说一句不就成了？”

许桑园摇头，很干脆：“你见过我爸的。他早就讲过，别人可以走，许桑园必须在大别山。”这话不是临时说的，而是许世友早几年就给她打过“预防针”：“她们以后可能去南京、北京，你许桑园，得在大别山呆得住。”

对别人来说，大别山是偏远山区，是艰苦岗位。对许世友来说，那是他的根。1929年他在大别山区参加红军，后来在这里坚持游击战，躲过无数围剿。这个地方，在他心里一直和“革命”“老乡”“母亲”绑在一起。

也难怪他会坚持让二女儿留在这里。他身在南京、北京，可能抽不出太多时间往大别山跑，但至少，希望家里有一个人，和那片土地保持着联系。

就这样，吕爱武去了南京，许桑园留在大别山，又熬了五年。直到后来考上第二军医大学，离开大别山，改变才出现。

军医大学毕业后，组织上有人提议，让她去北京一家知名医院工作，平台高，前途更广。消息传到许世友耳朵里，他火气一下就上来了：“哪个想抱我大腿的人出的主意！”

他认定：只要是“往北京大医院调”，多少带点“沾光”的意思，所以坚决否掉。结果，许桑园又“拐了个弯”——没去北京大医院，回南京，也没有进军区总医院，而是去了空军某医院。

说起来有点拧巴：别人巴不得孩子能到条件好的地方，他反倒一门心思，想把她往相对普通的单位放。站在旁人角度看，有点不近情理。但对许世友这种出身、这种脾气的人来说，恐怕正是他认为对孩子“公平”的方式。

值得一提的是，许桑园并没有因为这些安排灰心。她在空军医院扎扎实实干业务，一步步做到副院长，在专业上站稳了。有人说她是“虎将之女”，但在熟悉她的人眼里，她更像一个靠自己硬往上爬的老军医。

三、“忠孝难两全，我死后要回去守我娘”

1985年，许世友已经七十多岁。按当时的医学条件，这个年纪还能在部队里跑上跑下，已经算身体硬朗。可那一年，他还是被病痛骤然击倒。

在南京住院期间，许桑园常常守在床旁，该扎针扎针，该翻身翻身，动作利索得像给普通病人服务。只是每次给父亲掖好被角，回身时，鼻子总是发酸。

一天，她正在烧火盆给父亲暖脚。许世友突然示意，把家人叫到床边。几个子女围拢过来，他看了看，停了很久，才慢慢开口：“我现在年纪大，病又重。哪天不行了，你们……千万不要把我送到火葬场。”

病房里一下安静下来。许桑园再也忍不住，眼泪掉了下来。

许世友看着她，声音不大，却很硬：“桑园，记住一条，我要土葬，要葬在我父母身边。忠孝不能两全的时候，我一辈子选了忠。死后，我要回去尽孝，要守在我爹娘身边。”

话说完，他闭上眼，像是累了。屋里只有火盆里炭火“噼啪”的小声响。

为什么对“火葬”和“土葬”问题，他会这么执着？这里头有私情，也有时代背景。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提倡火葬，反对大操大办，尽量节约土地。从1950年代起，这项倡导在城市尤其被反复强调。作为高级将领，许世友当然明白这一点，也不可能不知道组织上的规定。他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咬着牙提要求，并不是“不懂”，而是心中那笔“孝账”一直没算清。

新中国成立之后，许世友从南打到北，在各大军区任职。战火停了，人却更忙。一堆工作摆在那，他心里最牵挂的，反倒是大别山老家的母亲。

母亲一辈子没离开过大山。土屋、鸡鸭、纺车就是全部生活。许世友做了将军，把老人家接到南京，本是好意：条件好了，好好尽尽孝，弥补以前的亏欠。

初到南京，老人家是好奇的，看看大马路，看别人家的洋灯、瓷碗，嘴上不说，眼睛里是亮的。可不过十来天，人就蔫了，整天坐在窗边发呆。

很快，老人家提出要回大别山。许世友听了心里一紧：“是不是我们照顾得不好？饭菜不合口？还是这边人不对你？”

老人连连摆手：“都好，孩子们孝顺，工作人员也好。我命不好，生来就是受苦命，享不了这福。心里老是惦记家里那几只鸡鸭，一筐棉花没纺完，总觉得不踏实。”

许世友当然明白，这些“理由”都轻飘飘的。真正拉着母亲心的，是那院土屋，是那块她一辈子踩惯的泥地。可他也舍不得，很想劝一劝：“娘，你拉扯我们几个长大不容易。我很早参加革命，一天孝心都没尽过。现在条件好一点，就让我在身边好好伺候你吧。”

老人家只是摇头。第二天，她干脆“病”了，吃不下睡不好。许世友心里揪着：这真要熬出毛病来，那就成大错。

几天后，他终于心一横，让警卫员送母亲回大别山。等警卫员回南京，他急着问：“我娘怎么样了？”

警卫员笑着说：“一回去病就好了，第二天就喂鸡喂鸭，还坐在纺车旁边忙活。”

这一刻，许世友彻底明白：母亲心里认的是那片庄稼地，认的是那间老屋，而不是儿子当了多大官。他也不再强留，只能在繁忙军务间偶尔抽空回去看看。

遗憾的是，工作实在太多。等母亲重病在床，等老人家最后离开，他也没能赶回去守在枕边，更谈不上亲自料理后事。对许世友这样的人来说，这是一桩压在心里的亏欠。外表不说，心里却一直过不去。

所以到了晚年，他提起“死后要回大别山”，不是一时兴起，而是反复思量后的决定。他向中央写过报告，说得很清楚：“自幼离家乡参加武装斗争，未能在老母膝前尽孝。我死后别无所求，只望与老母合葬。”

在那个年代，如此提出特殊安葬方式，并非小事。既关政策，也关示范。许世友不是不知道分量，只是这一回，他终于选择为自己的“孝心”赌一把。

从结果看，这份请求后来得到了批准。1985年10月22日，许世友在南京病逝，享年七十六岁。按照相关决定，他的遗体运回大别山，葬在母亲身边，算是了却了一桩心愿。

这一段故事，透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现实：许世友这一代军人，一半性格是在血火中练出来的，一半心思却留在黄土里。打天下时，讲的是“忠于革命”，顾不上小家；到头来，又绕回那间土屋，念叨的还是“娘”、“老家”、“坟头”。

许桑园坐在父亲病床旁，听着他叮嘱“千万别送火葬场”，心里肯定是复杂的。一边是从小耳濡目染的服从组织，另一边是眼前这个瘦了许多的老人，用尽全力说出的最后心愿。

从外面看，这只是一个上将要求土葬的故事。而从许家子女的角度看，这更像是一位父亲在晚年试图弥补“孝”的断层，用自己的归宿，去补上一生未尽的那一截路。

许世友的脾气、他的棍子、他的铁面无私，很多人都讲过。但在这些硬邦邦的标签下面，还藏着一个有点倔、有点迟钝，却又极其认真对待“父母之恩”的老人。土屋、大别山、母亲坟前那一小块黄土，对他来说，不只是归宿，也是迟到多年的一声歉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