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生命最后时光，饭量暴增似秘书十天，步伐像鸭子般摇晃！

1916年初夏的北京，闷热提前一步压在城头。中南海勤政殿里，一位肥短的中年人吃力地挪动脚步，宽袍下的身躯左右摇晃，远远看去，有点像一只被酒撑得走不稳的鸭子。侍从悄声提醒：“大总统，楼梯当心。”那人挥挥手，气喘吁吁：“不碍事……不碍事。”谁能想到，这样一个连楼梯都要扶着走的人，几年前还被人寄望为“挽狂澜于既倒”的“中兴名臣”。

有意思的是，他的身体尚未垮掉之前，权势已经先一步开始坍塌。袁世凯生命的最后几个月，几乎把他这一生的矛盾与荒诞，都集中展示了出来：一边是山珍海味、补品堆成一座“肉山”，一边是接连不断的独立通电、倒戈将领；一边是想当“万世一系”的皇帝，一边是自己生命的油尽灯枯。等到那场“帝制闹剧”宣告失败，人们再回头看他的一生，只剩一句：是非成败，实在说不完。

一、从“爱国青年”到“洪宪皇帝”

要看懂袁世凯最后那副“像鸭子一样摇摇晃晃”的模样，时间往前拨个几十年，他其实有过一段让人眼前一亮的履历。

19世纪末，晚清内外交困。朝廷一批旧式将领里，袁世凯算是“新派人物”。他办新军、练新兵，引进西法，搞的北洋新军在当时军纪装备都算不错。到了1901年前后，他在直隶、北洋一带的地位，几乎已经压过很多老牌重臣。那时的袁世凯，披着“改革者”的光环，不少知识青年甚至对他寄托过希望。

变局真正来到，是辛亥革命爆发之后。1911年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响应，清廷大厦将倾。就在这节骨眼上，清廷和革命党都把目光投向同一个人——袁世凯。清廷希望他“出山救局”，革命党方面则希望借他之手逼清帝退位。说到底，谁掌握北洋军队，谁就有话语权。

1912年，清帝退位，中华民国建立。按当时约定，革命的果实应该属于各路起义力量，但经过一番政治运作，袁世凯从北京出手，最终被推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许多参与革命的人心里明白：这个局面，是用枪杆子换来的。袁世凯更清楚，自己是靠武力和妥协坐上“第一把交椅”。

有了位置，就想稳固；有了权力，就想无限。袁世凯当上临时大总统后，很快便对《临时约法》里限制总统权力的条款动手脚。任期本来有明确界限，他却想方设法修改，把总统任期和权力尽量往自己身上集中，说白了，就是不想下台。

时间来到1915年前后，袁世凯心里那点“帝王梦”已经很难压住。中国几千年皇帝传统，做了大半辈子官，想坐一回龙椅，很难说他心中没有念头。再加上身边一些人煽风点火，这个念头慢慢从暗想变成了公开操作。

在这群鼓吹者里，声音最大的一位，就是袁世凯唯一的嫡长子——袁克定。

袁克定小时候受过严格家教，会外语，懂一点政治，是袁世凯重点培养的接班人。1912年南京选举临时大总统时，他就往父亲那边靠，希望未来有机会承袭权势。那一年，他听说父亲有望登上大位，便匆匆携眷赶赴前线，结果在途中摔断了腿，被迫远赴德国治疗。谁料这一趟欧洲之行，竟成了日后帝制风波的重要诱因。

在德国疗伤期间，袁克定凭着一口流利的德语，加上“中华民国大总统长子”的身份，被德方高规格接待。德皇甚至按照国宴标准宴请他。觥筹交错间，谈的不只是礼节，还牵涉到中国未来的政体问题。

当时列强对中国局势非常敏感。德皇明明白白点出：辛亥革命后，中国刚刚改为共和，民间对“民主”“共和”的期待正高。如果袁世凯逆流而上，恢复帝制，很可能掀起新一轮战乱。但从列强角度看，中国越乱越好，越乱越容易捞好处。这种“表面劝阻、暗中鼓励”的态度，很快被袁克定捕捉到。

有了德国的暗示，再加上他自身对权位的渴望，袁克定回国后，已经下定决心，要推父亲一把，把帝制这条路走到黑。那时的他，大概真以为，只要皇帝做成了，一切风险都值得。

二、“顺天时报”的骗局与父子之间的账

帝制能不能玩下去，不光看北洋军有几万兵，还要看国内外舆论。尤其是外国态度，在袁世凯心里，是非常重要的一杆秤。有意思的是，就在这杆秤上，袁克定动了手脚。

那几年，袁世凯每天有一个雷打不动的习惯：看报。尤其是一份由日本外务省在北京主办的中文报纸——《顺天时报》。这份报纸算是日本官方对华态度的窗口，袁世凯对上面的社论、评论，格外关注。他一直担心：如果日本、英国等强国都反对帝制，那自己冒然称帝，很可能四面不讨好。

袁克定看得很清楚，只要能控制父亲看到的信息，就能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他的判断。于是，他动了一个心思：自己做一份“顺天时报”。

说穿了，也就是制作“假报纸”。他买通印刷工人，照着《顺天时报》版式做模版，但内容通通换成“支持帝制”“欢迎袁大总统登基”的文章，把原来报纸上那些反对意见、警告、质疑统统删掉。真正的《顺天时报》被挡在门外，假报纸摆在袁世凯案头。

每天早晨，袁世凯一边喝着牛肉或鸡肉熬出的浓汁，一边翻看这份“顺天时报”，越看越觉得安心：日本态度似乎在松动，反对声音并不强烈；再看看身边一些亲信写的奏章，都是“众望所归”“全国拥戴”，心里的疑虑，一点点被甜言蜜语冲淡。

为了“争取日本支持”，袁世凯还在外交上做出严重让步。1915年，日本提出所谓“二十一条”，内容涉及政治、军事、经济多方面，对中国主权构成严重伤害。面对内外压力，袁世凯在1915年5月最终与日本签订了相关条约，民族耻辱就这样压在他头上。很多人骂他“卖国”，但从他当时的心理看，很大程度是想换取日本在帝制问题上的默许与支持。

当时的袁世凯，并不知道自己接触的日本舆论信息，已经被儿子动过手脚。有一阵他还挺自得，对亲信说：“外面也不是都反对嘛。”这种“被过滤后的世界”，让他误判形势，以为只要国内“筹安会”等搞出个“全体请愿”，帝制就可以顺顺当当搞起来。

事情露馅，是从家里一件小事引起的。袁世凯有个三女儿，叫袁静雪。有一天，她从外地回家，带了一点当地的蚕豆零嘴。那些蚕豆用报纸包着，她随手一看，发现报纸上关于帝制的论调，和她在家里看到父亲案头的那份“顺天时报”，居然截然相反。外面报纸骂得很厉害，家里那份却一片歌功颂德。

“这是怎么回事？”袁静雪起了疑心，把报纸拿给父亲看。袁世凯一对照，才意识到自己这些日子看的，很可能是“做过手脚的版本”。再往下查，线索直指袁克定。真相摆在眼前，这位已经宣布“洪宪元年”的帝国统治者，才明白自己被亲生儿子骗得团团转。

“你这逆子！”据说袁世凯当面怒骂，悔恨之下捶胸顿足。不过话说回来，如果他心中根本没称帝念头，也不至于被人这么“顺水推舟”。只能说父子俩一唱一和，只是一个更主动，一个更推波助澜。袁世凯骂一句“欺父误国”，但“误国”二字里，自己占的份额也不算小。

帝制终究玩不下去。各地反袁力量集结，护国军起兵，云南、贵州、广西相继宣布独立。袁世凯的洪宪帝制，自1915年12月称帝，到1916年3月正式宣布取消，不过八十多天，史书干脆称之为“昙花一现的帝朝”。

这场政治闹剧，让袁世凯背上“复辟帝制、破坏共和”的骂名。更要命的是，这一连串折腾，把他本就不算好的身体，压得急速崩溃。

三、一顿饭顶十天：吃出来的“末代枭雄”

说到袁世凯的死，人们常提“尿毒症”“心力衰竭”等医学名词，但在这些病症背后，他长期极其放纵的饮食习惯，是怎么都绕不过去的一个关键因素。

有人曾经夸赞他“吃得节俭”。有位叫李组绅的大臣看到袁世凯一顿饭只吃一条鱼、一碗粥，就感动得不行，到处宣扬“大总统生活简朴”。可李组绅只看见表面，没看懂门道。

那条鱼，不是寻常的鱼，是从河南老家洪河专门运来的洪河鲫。鱼身肥大，鱼腹脂肪丰厚，价值不比黄河上好的鲤鱼低。为了保证鲜味，厨子要先用猪油、凝脂给它“封味”，做法讲究得很。那一碗粥，看着清清淡淡，背后却是精心搭配的原料和火候。表面“粗茶淡饭”，内里是极致讲究。

更大的问题不在贵，而在多。袁世凯一天正儿八经的三顿饭，加上各种加餐，总量远远超过常人。有人稍微夸张地说，他一顿饭就抵秘书十天的饭量。要是看他一天的饮食时间表，这话虽有夸大，却不是全无根据。

他起床很早，大约凌晨五点左右就办公。这个时候，先来一碗牛肉或鸡肉熬成的浓汁，暖胃又“打底”。到了六点，正式吃早餐：河南潢川贡面做成的鸡丝面，面条讲究筋道，鸡肉必须是老母鸡肉撕成的细丝；再配上白白胖胖的肉馒头，另外是自家老母鸡亲自孵出的新鲜鸡蛋，必须当日收集。

上午工作间隙，还要喝点汤，一般是人参配鹿茸熬的。午饭呢？那是整个一天的重头戏。清蒸鸭子是他的最爱，鸭子不能是普通的，得是精挑细选的优质填鸭，而且从小就用鹿茸混入饲料喂养，不准吃粗糙小米、高粱。再来一大盘红烧肉，肥瘦相间，入口即化。

午后闲下来，袁世凯也挺“洋气”，某些西式糕点照吃不误。除此之外，还有他特制的“延年益寿药丸”，里头人参、鹿茸、其他补药样样不少。到了傍晚，再是一顿丰盛晚餐。汤、肉、点心，一样不缺。

问题在于，他不仅吃得多，而且特别迷信“大补”。人参、鹿茸这些药材，补阳补气本没错，但要讲分寸，要看体质。袁世凯却是一种简单粗暴的思路：补品越多越好，能加都加。一碗米糊里，他要把人参和鹿茸研成细末拌进去；鸭子得用鹿茸喂；连日常喝汤也要放补药。

再加上他私生活极不节制，妻妾成群，繁杂得连自己都记不清到底哪个是正房，甚至闹出把儿媳当成小妾调笑的笑话。纵欲过度，配上毫无节制的进补，对身体的消耗是成倍的。

几十年下来，他身材变得矮短而肥，面部浮肿，走路一晃一晃。有侍从看他上台阶时，那种挪动姿势，私下就说：“像只被喂胖了的鸭子。”这种形象，和他过去在军中叱咤风云的样子，形成了鲜明对比。

长期暴饮暴食、不当进补，直接后果就是肾功能负担过重，代谢紊乱。医学上说，他晚年已经出现明显尿毒症症状：浮肿、乏力、食欲变化。再叠加帝制失败带来的巨大精神打击，他的身体在短时间内急速下滑。

1916年上半年，护国军声势日渐浩大，各省纷纷宣布独立，袁世凯日夜操心，睡眠本来就不好，再加上各种内部消息“刺耳”，整个人精神状态急剧恶化。那段时间，他常常半夜咳嗽不止，有一次对身边人感叹：“这些年，怕是折腾得太狠了。”

在政治压力面前，他最初还有点侥幸心理——以为湖南、四川这些老部下，能帮自己顶一阵。偏偏现实一巴掌接一巴掌抽过来，连他最倚重的几个人，也陆续离他而去。

四、陈宧、汤芗铭与“二陈汤”的冷笑话

在袁世凯的政治布局中，四川和湖南是非常关键的两个支点；而陈宧与汤芗铭，正好分别镇守这两块地方。

陈宧，是他多年的心腹。长期掌握西南军权，和袁克定关系也不错，按当时说法，算是“拜把兄弟”。袁世凯对他信任到什么程度？据说曾经私下说过：“就算天下尽失，只要四川有陈宧，西南可无事。”可见在他心里，陈宧是那种“最后兜底的人”。

1915年底到1916年初，云南蔡锷、唐继尧等人组建护国军，对外通电宣布护国，打响反袁第一枪。消息传到四川，陈宧心里很清楚：袁世凯的帝制，是大势已去。军人看局势往往比文官更现实，他在两边权衡之后，决定和云南方面站在一起。

为了取得蔡锷方面信任，陈宧亲自给袁世凯写信，宣布划清界限。这封信发出去，对袁世凯来说，不仅是军事上的损失，更是心理上的重击。一个自己视为“半子”的老部将，关键时候选择了反对，这种滋味，恐怕比普通敌对势力的攻击更难受。

如果说陈宧的倒戈，还勉强可以用“形势比人强”来解释，那湖南的汤芗铭，行为就更具讽刺意味了。

当初袁世凯酝酿称帝时，汤芗铭在湖南极力配合。他利用地方力量操纵湖南国民代表，搞出一套“全省代表一致拥戴袁大总统登基为帝”的戏码，帮袁世凯营造所谓“民意基础”。再加上舆论宣传，把袁捧得跟“千载圣君”差不多。

袁世凯对此非常受用，登基后封赏各路功臣时，对汤芗铭毫不吝啬。自家嫡系亲戚曹锟不过封一等伯，而汤芗铭则被封为一等侯，等级明显更高。封号这种东西，在军阀时代其实象征意义大于实际，但从中可以看出，袁世凯心里对谁更器重。

偏偏就是这位“一等侯”，在风向转变之后，迅速倒向另一边。护国军起兵，风潮从西南往中部蔓延，湖南内部压力越来越大。汤芗铭一看大局，对比利害，最终选择与袁“切割”，加入独立行列。湖南通电宣布独立之日，也就是袁世凯心理防线崩溃之时。

据当时人回忆，湖南宣布独立的电报送到北京时，是一个阴沉的下午。有人把电文呈上，袁世凯接过看了一会，脸色发白，一句话都没说，把电报往桌上一放，转身回屋。当天晚上，他头发一夜之间花白得更加明显，病情也开始急剧恶化。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北京病逝，终年五十七岁。官方给出的原因是“尿毒症并发症”，但在民间，大家都喜欢把政治和疾病绑在一起说：帝制失败、众叛亲离，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事后，有人编了一副颇带冷笑意味的对联来讥讽他：

上联：“起病六君子”，

下联：“送命二陈汤”。

“六君子”，本来是中药方里的“六君子汤”，这里暗指参与反袁的几位重要将领；“二陈汤”本是另一味方剂，在这里被挪用，指的是陈宧、汤芗铭这两位倒戈人物。医药名词套在政治人物身上，一下子让这场权力游戏带上了几分荒诞的喜剧色彩。

不得不说，这样的调侃，对一个曾经统御全国、被称为“末代枭雄”的人物而言，确实有些残酷。但历史往往就是如此：掌权时众星捧月，失势后冷语如刀。

五、功与过：一生的两面账

等到袁世凯的灵柩停放在那座院子里时，围在棺木周围的人，想必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账本。有些账，记的是功；有些账，记的是过。

先看他做过的事情。辛亥革命后，很多人确实希望由他来主持过渡局面。北洋军在当时是全国战斗力最强的武装之一，他控制住北洋，也就握住了国家机器的一大块。在某个阶段，他确实起到过“稳住局面”的作用。

更早一点，在清末新政时期，他推动废除科举，兴办新式学堂，这些举措对中国近代教育转型有一定作用。从晚清那种“八股取士”的老路，走到近代学堂、军校、学堂教育，袁世凯的推动不能完全忽略。

铁路方面，京张铁路是一个标志性工程。1905年至1909年间，这条由詹天佑主持修建的铁路，从北京到张家口，全线由中国工程师自主设计、施工。在修筑这条铁路的过程中，有外国资本、技术想插手，甚至提出各种苛刻条件。袁世凯在北洋系统支持詹天佑，坚持自建，多少顶住了一些外来压力。京张铁路通车，被视为中国近代工程的一次“出气口”。

这些都是历史上真真切切存在的事实，也是很多资料里肯定袁世凯的一面。若只看这部分，他可以被归入“晚清民初有一定贡献”的人物行列。

但功归功，过归过。问题在于，他后来所走的路，把前半生积累的许多正面印象，几乎消耗殆尽。

在政治上，他违背了临时约法精神，为了个人权力屡次扩张总统权限，打压国会，削弱地方自治。更要命的是，为了称帝，甘愿在外交上做出极不利于国家主权的妥协。1915年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相关条款，让国人丢尽脸面。即便考虑到当时列强压力巨大，这种妥协程度也难以让人原谅。

帝制本身，更是他的致命一笔。辛亥革命建立的是共和国，而他却在1915年底强行恢复帝制，改年号为“洪宪”，搞出一套冠冕堂皇的仪式，穿上龙袍，接受跪拜。对许多经历过革命血雨腥风的人来说，这无疑是一种严重背叛。

从“推动近代化”的政坛枢纽，到“复辟帝制”的“洪宪皇帝”，这中间的落差，并非简单的“老糊涂”三字就能解释。权力欲、家族利益、时代惯性，都在其中起了不小作用。袁世凯并不缺政治手腕，却缺一条清晰的底线，在关键时候，他选择了站在历史逆流的一边。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病床上咽气时，年仅五十七岁。按常理，这个年龄在那一代算不上“高寿”，更谈不上“颐养天年”。自小打拼半生，到头来留下的，是一个被骂得厉害的名字，一段八十多天的帝制笑柄，还有那副摇摇晃晃的身影，被后人口口相传。

试想一下，如果他在辛亥革命之后，守着大总统的位置，依约执政，不搞帝制，不签那些有辱主权的条款，也许史书的评价，走向完全不同。可历史没有如果，只有已经发生的事实。

袁世凯的一生，既有建设的一面，也有破坏的一面；既有顺应时代潮流的时刻，也有逆流而动的选择。再看他生命最后那段日子：一边是桌上堆满补品，一顿饭吃得比属下十天还多，一边是电报接连送来独立、倒戈消息，精神和身体同时被掏空。到头来，这位靠枪杆子起家的枭雄，没倒在敌人的刺刀下，却倒在自己亲手织就的权力网和病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