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请教张良如何分封诸侯，张良建议封赏最为憎恨之人是否合理？

公元前二〇二年的秋天，长安城外的原野上，战马的蹄印还没有被风沙抹平。楚汉决战刚刚落下帷幕，项羽乌江自刎的消息传入汉营，许多将士放声高呼，觉得大局已定，汉室天下稳了。可在霸气的欢呼声背后，真正坐到帝位上的刘邦，却一点也轻松不起来。

他面前摆着一张名单，名字密密麻麻：有随他起兵时就跟着流血流汗的老兄弟，也有半路归降、屡立战功的大将，还有各地拥兵自重、心思难测的诸侯王。封谁高，封谁低，谁先封，谁后封，每一个名字后面都是一支军队，一片地盘，一群族人。稍有不慎，就是祸根。

这时，坐在他身侧的张良，只说了一句看似有些怪的话：“陛下，先封您最恨的那个人。”

这句话听上去有点反常，可要读懂它背后的门道，就得从刘邦落魄时的一桩“血海深仇”说起。

一、从拜把子到“夺城之仇”

要说刘邦和雍齿的梁子，得往前翻好几年。

秦二世元年前后，各地民变风起。陈胜、吴广在大泽乡首举义旗，秦王朝摇摇欲坠。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传到了泗水郡沛县，时任沛县亭长的刘邦，心里那点“不安分”的火，被一下点燃了。

刘邦出身并不显赫，却在本地乡里颇有人脉，平日里能喝、能侃，还挺会笼络人。沛县虽不大，他喊一声“反秦”，真正肯跟着上山下火海的，还是得靠“哥们义气”来撑场子。

这一段，最关键的有两个人：一个叫王陵，一个叫雍齿。

王陵是刘邦年轻时拜的“大哥”，性格豪爽，讲究一个“义”字。听说刘邦要拉旗造反，他没磨叽，直接答应：“是为百姓，那就干！”

雍齿就不一样了。这个人是沛县有名的豪强，家产丰厚，自视甚高，骨子里瞧不起刘邦这种小官小吏。他觉得刘邦一帮人不过是“乌合之众”，既没门第也没底蕴，能翻出什么风浪？

为了劝阻王陵，雍齿还一度苦口婆心，让他别蹚这浑水。只是王陵这人认死理，既然认定“反秦是义举”，就不会被几句冷言给拐回去。结果，雍齿也被王陵带着走上了刘邦麾下，只是心里一直是不服的。

三千人马，就这样凑齐了个“起步配置”：一部分是刘邦的亲信，一部分是被王陵带来的豪强势力，还有一部分，是被战乱逼得走投无路的老百姓。队伍看着不小，内部却早埋下了隐患。

刘邦起兵之后，靠着一股“胆大敢拼”的劲头，一路攻城略地，小有斩获。但秦廷反应很快，很快派出大军南下，直接把刘邦堵在了丰邑城。

局势紧迫，刘邦和手下商量后，决定出城硬拼。留守丰邑的人选，他挑来挑去，竟挑中了不善武事的雍齿——在刘邦的想法里，雍齿不上战场，守个城，总没问题。

战场上，刘邦那一战打得相当漂亮，把前来镇压的秦军杀得落花流水，连将领都斩了。按理说，凯旋归来，丰邑大门该敞开迎接他这位“主心骨”。可一行人走近一看，却发现城头上的旗号变了。

不再是刘邦的旗，而是魏国的旗。

原来，在刘邦与秦军厮杀期间，陈胜麾下大将周市悄悄领兵来到丰邑。本是来替陈胜争地盘的，却发现附近城邑大多被刘邦占了。他摸清情况后，得知丰邑城此刻虚空，刘邦主力外出，城内守军有限，就决定“巧取”，而不是硬打。

周市进城见到了雍齿，亮出陈胜的旗号，又搬出“魏国旧地”的说法，一边压，一边诱。威胁是：不从，城中百姓要遭殃；利诱则是：若是开门迎魏军，魏王就封你为此地守将，兵马粮草统统给你。

雍齿本来就对刘邦不上心，现在见有机会翻身做地主，几乎没怎么犹豫，就答应了。

等刘邦打胜仗回来，城门紧闭，城上站的却是雍齿。雍齿还在城头上冷嘲热讽：“刘季，这里已是魏国城池，你另谋去处吧！”

刘邦气得浑身发抖，立刻下令攻城。但他的军队刚经历激战，人困马乏，又缺乏攻城器具，几番冲击，都被城头的矢石打退。伤兵堆满城下，城依旧岿然不动。

无奈之下，刘邦只得撤兵，狼狈退回沛县。被家乡旧相识看了笑话，羞愤交加之下，又累又气，竟然病倒在床，差点丢了命。

这一仗没攻下城，却牢牢种下了一桩“夺城之仇”。从这以后，刘邦心里始终记着一个名字：雍齿。

二、三攻丰邑，仇恨与成长并行

病好之后，刘邦没闲着。他听闻附近有人自立为楚王，想着投奔一下，也许能借兵夺回丰邑。虽然这次投奔并没如愿拿到军马，却让刘邦遇到了改变他一生的人——张良。

这位韩亡之后誓报国仇的谋士，此时已在群雄间奔走。他看出刘邦虽然有些鲁莽，却身上有一股用人不拘一格的气度，便决定试一试。在张良的建议下，刘邦转而攻打砀县。

砀县地形“易攻难守”，城中人心也不稳。刘邦仅带着三千人马，却靠着张良的谋划和城内部队的投降，硬是把砀县拿了下来，顺便收服了城内六千人。短时间里，他的兵力从三千膨胀到破万，这种扩军速度，在当时已经不算慢了。

有了兵，有了城，刘邦脑子里最先冒出来的，却不是别的，而是丰邑那笔旧账。他试想，如果不报这个仇，算什么汉子？于是，他不顾张良再三劝阻，执拗地决定再攻丰邑。

这一回，刘邦的兵力，比第一次强多了。可丰邑城也不是一块豆腐，城高墙厚，守将警惕。战事打到后面，还是以刘邦败退收场。又一次，劳师动众又没讨到好，伤亡不少。

从结果来看，这种“不听劝”的冲动确实让人摇头。刘邦这一辈子，类似的毛病反复出现：打下咸阳后贪图享乐，疏于防备；后来攻下彭城，明知项羽大军在外，仍沉浸在歌舞酒宴之中，结果让项羽以数万骑兵把六十万汉军打得四散奔逃，损失惨重，自己也险些死在乱军之中。

这些毛病，在刘邦还只是个地方势力的时候，就已经暴露得很明显。如果没有张良、萧何、韩信这些人反复帮他收拾残局，仅凭他个人的性情，很难走到最后。

不过，命运有时就是这样，在一次次碰壁中，反倒逼着人去学东西。

过了一段时间，刘邦听说当初那个自号楚王的人，被项梁给灭了。项梁是项羽的叔父，此时正拥立楚怀王，在江东一带名声很盛。刘邦转身又去投项梁，算是认准了“拥楚反秦”这条路。

项梁倒也爽快，看刘邦手里有地有兵，挺有利用价值，就答应收留。刘邦也没藏着掖着，直接把心愿说出来：希望项梁出兵，帮他攻打丰邑，了结旧仇。

项梁听后只是笑笑，说自己还有大事在身，没空陪他耗在丰邑城下。但他做了另一件更有意思的事——直接拨给刘邦五千精兵，加上十名能征惯战的将领，让他自己去攻。

这五千人，可不是一般乡勇，而是从各地战场里杀出来的硬骨头。有了这支军队，刘邦的实力上了一个台阶。也正是凭着这股力量，他第三次兵临丰邑城下，这一回，终于打破了城门，把这块心病给拔掉了。

只是，城破之时，雍齿早已不在。因为早些时候就投奔魏国，关键时刻在一队护送下，他已经离开了丰邑。那一箭之仇，变成了“放在心里记”，没办法现场清算。

这几次围绕丰邑的攻防，从表面看，是刘邦和雍齿的私人恩怨，实质上，却是刘邦成长路上极关键的一段历程。仇恨存在，但在这段过程中，他结识了张良，得到项梁的支持，练了兵，见了世面，也逐渐开始在群雄之中有了“自己的一块地盘”。

而雍齿这个名字，也没有就此从刘邦的世界里消失，还会在几年的时间后，以一种极其微妙的方式再度出现。

三、雍齿回到刘邦身边，身份尴尬又关键

时间往后推。秦朝灭亡，楚汉争霸开启。刘邦从一个沛县小亭长，变成了汉王、汉王又逐渐成为与西楚霸王项羽对立的一方霸主。他的队伍一再扩充，老将新兵杂糅一片，许多势力从六国旧贵族、秦军残部，到地方豪强，都逐渐被他纳入麾下。

在这股浪潮里，雍齿又出现在刘邦的视野中。

具体他是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渠道投到汉军旗下，史书没有大段铺陈，但可以确定的是，当刘邦真正接受他的时候，两人的身份已经完全对调：昔日的“夺城者”，如今成了手无分文、需要依靠汉军生存的降将。

对雍齿来说，这一步不好走。他非常清楚，当年在丰邑城头那一声“刘季，你另谋去处”的嚣张喝斥，如今已回不去了。刘邦坐在大帐之中，他只能站在下面，低头行礼。

可以想见那一刻的气氛是多么微妙。若说刘邦心里没有恨，那是不可能的。但问题在于，当时的楚汉战争已经打得如火如荼，每一员能打的将领都极其宝贵。雍齿出身豪强，有一定兵马基础，一旦不用，反投别家，那就是给敌人送人力。

雍齿也很聪明，他知道自己要想保命，就得立功。于是，在加入汉军后，他开始频繁出现在战场前线，屡立战功。刘邦不是不会记仇的人，但他更不是一个只按喜怒行事的莽夫。

久而久之，雍齿这几年的卖力表现，让刘邦有些骑虎难下。一方面，旧账在那摆着；另一方面，眼前这个人确实立下了不少功劳，如果真要算总账，也就变得复杂起来。

这段错综复杂的关系，在刘邦称帝以后，被彻底推到了桌面上。

公元前二〇二年，刘邦在定陶受禅，后改都长安，是为汉高祖。天下初定，他不得不面对一件比打仗更难的事情：封功臣。

这事为什么难？原因很简单——跟他一起打天下的人太多，而且各个心气都不低。

有萧何这样的文臣，总管粮草军需，功不可没；有韩信这样的大将，出奇制胜，转战南北；还有陈平等人，善谋略，解危局；更不要说诸多持兵一方的诸侯王，比如韩王信、彭越、英布之流，每一个背后都站着几万、十几万的兵马。封轻了，有人心中不服；封重了，则会养虎为患。

一开始，刘邦想了一个看似自然的办法：先从身边亲近的人封起。熟人好安排，心里也有数。结果没过多久，这种“先亲后疏”的做法，就引起了外面那些老功臣的不满。

有些人心里开始盘算：“打天下的时候冲在前头的是谁？怎么到分封的时候，反而排在后面？”这些牢骚一旦在军中流传，就很容易变成更危险的东西——有人暗中议论造反，已经不再是空穴来风。

刘邦意识到问题越来越严重，这时候，他想到了张良。

四、“先封你最恨的那个人”背后的权术

张良这人，在刘邦心中的分量，有一点非常特别：他不是靠军功吃饭的人，却能在一堆武将和权势人物中稳稳坐住，而且从不争什么封地。他早年起事，是为了给韩国报仇；后来追随刘邦，也更看重一个“大局”。

所以，当刘邦把封赏一事讲给他听，问：“该怎么办？”时，他开口就问了另一句话：

“在诸位功臣之中，陛下最恨的是谁？”

刘邦想都没多想：“雍齿。当年我刚起兵的时候，他在丰邑城夺我城池，险些害死我。”

这种恨，是掺着屈辱与危机感的。刘邦从丰邑城下败退回去的那一段，是他个人事业的低谷之一。换个脾气小一点的人，说不定早就打定主意：等我日后得势，第一件事就是拔了你的脑袋祭旗。

而张良接下一句话，出人意料：“那就先封雍齿为侯。”

刘邦一时没转过弯来，这种“把仇人抬上去”的做法，听着怎么也不顺耳。他的眼神里难免带着疑惑。张良解释的逻辑，其实并不复杂，却非常老道。

雍齿是什么人？在绝大多数功臣眼中，他就是个曾经背叛过刘邦的小人。这样的人，也能被封为侯，说明一件事：刘邦并没有打算“算旧账”，更没有只按个人好恶来定封赏。

换句话说，只要雍齿都封了，那些真正有血战之功、出力不小的将士们，还有什么好担心的？这个信号，会比一百句口头许诺更有效。

刘邦虽然心里不舒服，但他到底是成过大事的人，知道什么时候该忍。他咬咬牙，照张良说的做了——雍齿被封为侯，列入功臣之列。

这件事一传开，效果立竿见影。军中许多人议论，说连雍齿这样曾经有过“前科”的人，都能得到封赏，那他们这些真刀真枪立功的老兄弟，总不至于被忘记。原本有些浮动的心思，很快压了下去。那些关于“谋反”的小道消息，也逐渐消失。

如果换一种方式，刘邦把雍齿扣下来算旧账，甚至借机杀一儆百，看似出了心头之恨，其实风险更大。不少人会想：原来陛下记仇记得这么牢，今日是雍齿，明日会不会轮到我？投降投得早的，立功立得慢一点的，是不是早晚有一天，都要被旧账清算？

这种恐惧，比什么都要伤人心。

不得不说，张良这一招，拿捏的不是雍齿，而是人心。他用雍齿的“最低信用值”，抬起了刘邦封赏的“底线高度”。这比简单的赏罚，更像是一种姿态——告诉天下人，跟我刘邦打天下，哪怕过去有过芥蒂，只要立过功，最后还是有位子的。

至于刘邦个人的情绪，只能先放在一边。很多时候，坐在帝位上的人，也要学会吞下不痛快。

不过，有意思的是，刘邦虽然在封侯这件事上展现了“大度”，在另一些关键封王问题上，却一改宽和，出手极为狠辣。

他在位七年，先后封了七位异姓王，这些人多数是各路大将和地方割据势力。但没多久，他就以“谋反”或者其他罪名，将他们一一剪除。韩王信被匈奴诱骗，终成边裂之患；梁王彭越因“谋反”被诛；淮南王英布被逼造反，最后兵败身死……等到他晚年的时候，异姓王几乎杀得差不多了，只留下刘氏子弟坐镇各地。

一边是对雍齿这样的“仇人”封侯，一边是对异姓王的步步削弱，看上去似乎矛盾，其实背后逻辑一脉相承——刘邦在大势与私怨之间，更看重的是控制局面。雍齿没有足以威胁天下的实力，封他侯，利大于弊；而动辄拥兵数万的异姓王，一旦心生二志，就是天大祸患，这时，亲情旧情，都让位于政治判断。

从这个角度再回头看“先封最恨的人”，就会发现，它不仅仅是一句巧妙的权术，更是一位新皇在天下初定之时做出的一个姿态：以个人情绪做筹码，换取最大范围的稳定。

雍齿最终活到了汉惠帝三年，病逝于家中，谥号“肃侯”。他的一生，伴随着背叛、投降、立功、封侯，起起伏伏。与刘邦纠缠近十年，曾是血海仇敌，最后却成了“功臣封侯”名单上的一员。

从沛县豪强到丰邑城头的叛将，再到汉天子的臣子，他的命运，被卷入了时代的大漩涡中。对后来的人来说，雍齿名字不算耀眼，但在刘邦立国那段关键史事里，他恰好成为一个绝妙的“支点”。

张良借他之名，安了一批有刀在手、心思难测的功臣。刘邦借着封他的动作，给天下立了一条规矩——恩怨可以记，但算账要讲时机。

这句话，落在纸面上很平常，真正能做到的，历史上并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