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军浴血奋战台儿庄，最惨烈一役成为台儿庄大捷胜利的重要基础！

1938年3月18日中午，滕县城内最后几声零散的枪响沉寂下来，硝烟还在空中打着旋，街道上是倒塌的房屋、焦黑的木梁和叠起的尸体。就在前一天，县城中央十字街口，还有一面被弹片撕裂的军旗顽强地挂在电线杆上，旗杆下面，已经看不到活着的中国军人。

这座鲁南小县城，被战火紧紧钉在了中国抗战史上。而三天前冲上前线、穿着草鞋、端着川造步枪挡在日军钢铁洪流面前的，是来自遥远西南的一支队伍——川军第二十二集团军。

有意思的是，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不少中年观众是通过一部电影才第一次真正“看见”这段战斗。1986年，《血战台儿庄》在大陆上映，片中对滕县保卫战一笔带过，却留下了一个极为震撼的镜头：一位川军将领，在城破之际坐在残缺的城墙边，点燃最后一支烟，抬手自戕。镜头没有多余台词，只剩下炸裂的火光和崩塌的城砖。

多年之后，人们才逐渐意识到，这个镜头背后，是一场在战区大局中看似“只是前奏”、却实实在在扭转战局节奏的血战。也正是在这场战斗里，川军用生命为自己赢回了名声。

一切，还得从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说起。

一、从“杂牌川军”到滕县前线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打响，四川这块远离前线的内陆省份，也被推到了国家命运的前台。那一年，出川抗日的川军多路出发，第二十二集团军便是其中一支。

这支部队的底子，说好听一点叫“地方劲旅”，说直接一点，就是当时国军系统里典型的杂牌。编制是“乙种军”，俗称“方块军”：每军两师，每师两旅，每旅两团，拼起来是十六个团，看着数字不少，问题是装备非常寒酸。

士兵多是川西、川北农村子弟，没几双皮鞋，一双草鞋走天下。主力武器以川造步枪、手榴弹为主，轻重机枪数量有限，很难做到每营都有。重炮基本没有，迫击炮连里能摆出来的也多是“土造货”。

1937年9月，第二十二集团军从四川出发，经川陕大道出潼关，过黄河进入山西战场，在忻口、太原一线同日军周旋，打了一个多月。山西战事紧张，前线吃紧，川军虽然装备差，却被反复推上火线，人员伤亡非常大。从山西撤出时，全军几乎减员一半，一个旅往往只剩一个团的兵力，总共不过两万出头。

太原则在11月完全失守，川军在晋地成了无根之萍，补给中断，很多官兵穿着旧棉衣，从寒冷的太原一路转战，走到河南、安徽一带，既缺弹药也缺粮食，只能靠战区统筹和地方筹措。不得不说，在国军的复杂体系里，川军这种“边缘部队”要活下去，本身就已经不易。

辗转之后，他们被编入第五战区，由李宗仁统一指挥。相比其他一些中央军系统将领的偏见，李宗仁对川军的看法相对公允。他知道这些部队能打硬仗，只是条件差，于是适当补充了枪支弹药。但就算如此，第二十二集团军在整个徐州会战的序列里，依然算不上装备优良的一支。

到了1938年初，战局出现新变化。南京已在1937年12月失陷，日军华中派遣军沿长江推进，而华北派遣军则沿津浦铁路南下，企图南北合击，一举打通津浦线，占领徐州，撕开华中战场的缺口。

第五战区在徐州成立，以李宗仁为司令长官，负责正面抵抗。南线布防尚算稳固，桂军、东北军在淮河一线挡住了华中派遣军，暂时稳住阵脚。问题出在北线。

负责津浦路北段防御的是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山东省主席韩复榘。面对日军重压，他选择了极其消极甚至可以说是怯战的做法：不战而退。短短二十多天内，他绕着黄河一路后撤，黄河、济南、泰安、曲阜、兖州、济宁……一座座城市和运河防线被他轻易放弃。结果，徐州以北的津浦线门户洞开。

这样一来，徐州和与之相交的陇海铁路立刻暴露在日军的威胁之下。北面，只剩下滕县、台儿庄这一线可以倚仗。李宗仁没有太多机动兵力，南线牵制严重，庞炳勋、张自忠等部在临沂方向硬扛日军第五师团，已经疲惫不堪；汤恩伯的第二十军团还在调整集结；孙连仲部也在台儿庄附近构筑阵地。真正能腾出手顶上去的，只有川军第二十二集团军。

这一回，这支“杂牌川军”被推到了北线最锋利的刀尖上。

第二十二集团军辖第四十一军和第四十五军。根据战区部署，第四十五军负责滕县外围防御，第四十一军坚守滕县城及附近要点。四十一军所属第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被任命为滕县前线总指挥。

此时的客观情况并不好看。滕县北至台儿庄、东接临沂方向这一大片地带，都需要川军负责防守。实际可用兵力仅八个团两万余人，要守的面实在太宽，兵力被迫拉长展开。为防止临沂方向日军侧击，又不能把兵都堆到城墙上，只能突出北面，预设两道防线。

到了3月15日，滕县城内的战斗部队，只有一个团部、三个营部、十个步兵连，以及一个装备四门土造迫击炮的迫击炮连，再加上师、旅部的四个特务连，和来县城领粮的一二四师一个连，总兵力不过两千五百多人。县警察六百余人被编入守军，分散在各处据点。

换句话说，县城里已经没有成建制的团级主力部队，而是一个个拼凑出来的连、排，组成了这个看上去有些“七拼八凑”的守城队伍。指望这样的兵力去迎战一个日军常备师团的精锐支队，怎么看都是悬殊对比。

偏偏，这一仗又必须打。

二、濑谷支队南下：小县城挡住钢铁洪流

3月8日，日本华北方面军下属第二军在济南下达命令：由第十师团沿津浦路南下，占领滕县，为下一步攻击台儿庄、徐州扫清障碍。

第十师团是日本陆军十九个常备师团中成立较早的一支，历史可以追溯到明治维新时期。长期驻扎在日本本土本州地区，兵员素质和武器装备都不差。这次南下，师团长矶谷廉介自视极高，认为自己是攻取徐州的“主力拳头”。在他眼里，沿线这些中国县城，只是行军路上的几个土堆。

为了快速突破，他以步兵第三十三旅团为骨干，组建了“濑谷支队”，由旅团长濑谷启指挥。支队下辖两个步兵联队，配属有骑兵、山炮、野炮、中型坦克、工兵、通信部队、汽车队和野战医院，总兵力接近一万人。从空中支援看，第十师团还能随时呼叫航空兵支援，飞机三十多架配合攻击，火力异常充足。

从纸面上看，这是一个典型的“地空一体”进攻集群，而滕县这边，除了城墙和土墙之外，几乎没有任何像样的堡垒。

3月14日，濑谷支队抵近滕县，以二十多门各型火炮、二十多辆装甲车和战车，配合三十多架轰炸机，对滕县外围阵地展开全线攻击。川军守军借着界河、土堤、村庄死守，双方打得很凶。

最初一日，日军试图从正面用强攻打穿界河阵地，没有得手，损失不小。3月15日，日军调整战术，决定两翼同步迂回。一个步骑炮混成部队呈扇面向东南旋转，其中左翼部队由龙山以东急速南下，直插滕县东郊，企图绕过正面防线，一头扎向县城。

这个动作非常关键。日军的算盘很清楚：与其在北面阵地上硬啃，不如绕一个弯，直接压到县城城墙下，迫使川军前沿阵地自行瓦解。这一招，在此前的战斗中屡试不爽。

到3月16日凌晨，滕县东西两侧已经可以听见坦克履带的声音。

凌晨时分，十多架日机再次飞临滕县上空，成片投下炸弹。县城里砖瓦翻飞，屋顶被掀开，街道扬起厚厚烟尘。紧接着，各种口径的野炮、平射炮对着城墙猛烈轰击，尤其是面对东城墙的火力极猛，不多时就打出了一个大缺口。

城墙缺口口子一开，后面的日军步兵立刻发动冲锋。成排的步兵端着刺刀，在重机枪火力掩护下，对着缺口所在地涌来，口号声喊得震天响。

守卫东城墙的是第一二二师七三一团一连官兵。条件极为简陋，每人屁股底下都压着一箱手榴弹，这是他们能依靠的主要杀伤性武器。等日军踏进城下壕沟，连长大吼一声：“扔！”数百枚手榴弹腾空飞出，炸点瞬间被火光填满，壕沟里血肉横飞，日军前锋被炸得七零八落。

日军重新组织进攻，又是一轮炮击之后再次上来，依旧被手榴弹掀翻。中午前后，这样的攻防反复了数轮，城下堆满了日军尸体，血水已经顺着城砖往下淌。七三一团一连伤亡惨重，几乎被打光，临近下午三点时，才由三连接替阵地。拖到这时候，东城墙仍牢牢控制在守军手里。

三点后，日军改变打法。在战机掩护下，以一个中队为单位，三个小队轮番冲击，每个小队相隔百米，像波浪一样一队接一队往前压。第一拨冲到城下被打光，第二拨马上贴上来，几乎不给守军填充阵地的时间。这样连番消耗，守军搁置在身边的手榴弹一箱一箱见底。

傍晚时分，东城墙正面守军几乎全部伤亡，两翼守军只得向缺口处收缩，互相扯住，对缺口进行封堵。短兵相接，双方在缺口附近爆发刺刀、枪托夹杂拳脚的白刃战。日军付出惨重代价，冲上缺口的不过数十人，体力也几乎耗尽，与守军夹在倒塌的城砖间僵持，那段城墙变成了血槽。

天黑下来后，双方在不足五十米的距离上各自固守。夜里，七二七团十一连奉命对滲入城内的这股日军进行夜袭。连长张进如带领两个排，悄悄摸近，与日军在残破的院墙后贴身缠斗。三个小时的战斗后，十一连阵亡七十多名士兵，包括两个排长，最终全部击毙这股日军，把东关夺了回来。

从第十师团的角度看，这一天太丢脸。师团长矶谷廉介本以为，一个所谓装备简陋的川军，最多能支撑半天，没想到整整一天的攻击，军炮、坦克、飞机都上了，居然连城池边缘都没能稳住。侦察情报还反复强调，守军是“声名不佳”的川军，这在他看来简直是对“大日本皇军”的羞辱。

据当时日军内部记录，矶谷当晚大发雷霆，随即命令加强包围，将滕县周边的三万日军统统拉上来，把这座县城团团围住，下了死命令：“为了第十师团的声誉，必须拿下滕县！”

从这一刻起，滕县实际上已经被孤立无援地推上了断头台。

三、十字路口的师长：血尽城破的结局

滕县城内的最高指挥官，是第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

王铭章，四川新都人，生于1900年前后，少时聪敏，十二岁投考县高小，名列榜首。十六岁进入四川陆军小学读书，又考入四川陆军军官学校。青年时期，他参加了1911年前后的保路运动，在川军内部属于较早接触近代军事教育的一批军官。护国战争中，他随军出川作战，北伐时已经升任师级军官，在四川部队中以打仗勇猛、纪律较严而被上级看重。

抗战全面爆发后，四川军界内部意见不一，有人主张观望，有人推三阻四。王铭章所在部队却主动提出出川抗日。他本人在出征前曾对同僚说过一句话，大意是“身为军人，当以战死沙场为荣，决不能背负不战之辱回川”，这句话后来在川军士兵间流传甚广。

1938年初，第一二二师跟随第二十二集团军抵达鲁南。接到坚守滕县的任务，他非常清楚这意味着什么。韩复榘的溃退已经打乱了整个北线布局，滕县和台儿庄之间的时间差，对于第五战区来说极其宝贵。滕县多守一天，台儿庄的工事就多加一道工；滕县多守一个小时，南线和东线的部队就多一点回旋余地。

有参谋曾委婉地问他：“师长，要不要预先准备退路？”王铭章只是摆了摆手：“滕县背后是徐州，退了往哪儿退？再退就让敌人骑到人头上了。”

3月17日黎明，日军发动了更猛烈的攻势。二十多架飞机轮番轰炸，五十多门大炮集中射击，炮弹一枚接一枚落在城内。县城里原本就不多的两层楼房不断倒塌，有的街道被炸成一段段乱砖堆。东城墙在前一日的攻击中已经伤痕累累，这一天再挨火力，外表的石块砖块不断脱落，土心露出，很多段直接坍塌。

炮击结束后，坦克打头阵，后面密密麻麻的步兵又涌了上来。守军已经没有多余的兵力填补前线，很多地方实际上是用伤员、副官、勤务兵拼凑成一个“连”，硬顶着井口一样的缺口。

在一段南城墙坍塌的防区，七二七团一个连被命令反击冲入的日军。两边打到最后，已经不是成建制的队形，而是在满地碎砖瓦块里，几十人、十几人互相扑杀。刺刀折了，就用枪托，枪托断了，就拽着对方衣领往地上摔。战斗结束后，这个连一百五十多人，只剩下十四名重伤员躺在地上，连长、副连长都死在阵地上。东关终究失守，日军趁势占据有利房舍。

打到下午，日军用十二门重炮连续轰了南城墙一小时，崩塌的城墙把城壕填平了大半，三角地带的南关很快丢失。守军退入城内街巷，整个滕县县城随即陷入巷战。

在这种状态下，按照一般战术原则，师指挥部应该尽可能后移，保留指挥中枢。但王铭章做了一个看似“有些固执”的决定——他把指挥部从西关电灯厂，搬到了县城中央的十字街。

有人劝他：“师长，这太危险，四面八方都在挨炮。”王铭章回答很干脆：“指挥部不能躲在后头。弟兄们从哪条街冲回来，都要看到师长还在。”

这一举动在日记和回忆录里被反复提及。对于分散在各巷口顽抗的士兵来说，能在硝烟中瞥见师长的身影，就像在旋涡里抓到一条绳子。有人后来回忆，当时在转角看到王铭章站在路中央，身边几名警卫趴在被打穿的沙袋后，指着一条巷口喊：“那边顶一下！”士兵一边跑一边大声回了一句：“在！”

有一点不得不说，这种“人站在阵地上的指挥方式”，在现代战争里极其危险，却符合当时中国战场的现实。通讯不畅，兵力分散，很多时候靠的就是军官和士兵之间那点肉眼可见的信任。

在枪林弹雨中，王铭章还给集团军总司令孙震发出一封电报。这封电文后来流传颇广：“忆委座成仁之训，开封面谕嘉奖之词，决心死力扼守，以报国家，以报知遇。”短短几句，一方面提到蒋介石此前在开封的嘉奖，另一方面表明了守城至死的决心。

滕县保卫战的最后阶段，很多细节已经无法完全还原，但有几件事比较清楚。

其一，王铭章在十字街附近多次变换位置，但始终没有撤离城内。其二，当日军火力集中射向城中心时，他身边的参谋、警卫、传令兵伤亡极大。其三，战斗到后半夜，他已经很难指挥一个完整建制，而是通过零星跑来的士兵口头下达命令。

等到3月18日上午，滕县守军抵抗已经呈点状，不再成片。很多小股守军被包在一段街区里，弹药打光，就抱着手榴弹填上去。城内三百多名伤员，由于无法转移，在最终时刻选择拉响手榴弹集体自尽，这一幕在后来的战斗记录里，被标注为“全体殉国，未有一人被俘”。

与王铭章一同阵亡的，还有第一二二师参谋长赵渭滨、副官长罗甲辛，第一二四师参谋长邹慕陶、副官长傅泽民，第三六四旅旅长王志远，第三七〇旅旅长吕康，第七四〇团团长王麟。城防司令、第七二七团团长张宣武在巷战中重伤，未能突围。

关于王铭章的最后一刻，战后流传着多个版本。有说他在被包围后自戎其身，也有说在巷战中中弹而亡。不同证词存在出入，但有一点可以确定：这位川军师长最终倒在了他坚守的县城里，而不是退到后方。

中午时分，滕县城内的枪声渐渐稀落，日军开始逐段接管街道和建筑。日本第十师团终于占领这座在地图上看似不起眼的小县城，但为此付出的伤亡远远超出预期。

对第五战区来说，滕县已经失守，但时间，却被硬生生从日军手里“抠”出来了整整三天。

四、三天时间换来的，是台儿庄的机会

滕县保卫战，从3月14日外围交火，到18日城内抵抗被压制，前后不过四天。真正算得上“中心火力对撞”的激战，大致集中在16日至18日三天。

从兵力配置来看，川军在滕县方向以八个团两万余人的部署，既要防滕县以北界河阵地，又要兼顾台儿庄以南的预备地带，还要压住临沂方向侧翼日军的可能突击，已经是把能用的力量全压上去了。县城里那两千多人的拼凑守军，其实只是整个防线中的一点。

而日军这边，为了“挽回面子”，矶谷廉介几乎把手里的能动兵力都往滕县压。濑谷支队成了第十师团的尖刀，兵力近万人，还随时可以呼叫师团直属部队支援。有重炮，有坦克，有飞机，火力远非川军可以比。

这种情况下，滕县能撑多久，在很多外线军官看来，一开始也没抱太高期待。但事实证明，县城坚守时间之长和战斗激烈程度，都超出了战区预设。

那么，这三天为台儿庄方向，具体赢来了什么？

第一，让台儿庄成为“有准备的战场”。

台儿庄本身是一个铁路交通枢纽，津浦线经过此地，附近还有运河和多条公路，地形复杂，城镇、河道、堤坝、村庄密集，非常适合守军实施近距离防御、阻击敌人机械化部队。而打防御战，最怕的就是“敌人突然砸到门口还没挖好工事”。

滕县在3月中旬的苦战，使得日军整个攻击节奏被拖慢，第十师团在滕县周边折腾了几天，继续南下的计划被迫延后。与此同时，汤恩伯部和孙连仲部得以加紧在台儿庄附近构筑工事，网络化布防，包括反坦克壕、预设火力点、撤退通道等，都有了更充分的准备时间。

第二，拖住了第十师团主力，为日军第五师团与其会合制造了时间差。

按照日军原先设想，第十师团沿津浦线南下，第五师团沿胶济铁路西进，从临沂方向杀来，两支主力在鲁南地区实现合击，对徐州形成双向压力。若滕县轻易失守，第十师团可能更快逼近台儿庄，甚至与第五师团形成夹击态势，让第五战区在台儿庄一线腹背受敌。

滕县这几天的激战，使得第十师团不得不在这里消耗兵力、补充弹药，往南推进速度大幅下降。等到台儿庄主战场展开时，日军两个主力师团并未完全形成合围优势，中国军队在局部战役中反而抓住了机会，形成以多打少的态势。

第三，牵制了日军的注意力，打击了其“可以一路碾压”的心理。

日军在华北战场长时间顺风顺水，很多指挥官形成了惯性思维：只要用炮火和坦克开路，再配合快速步兵突击，这些中国地方部队很难顶住。滕县守军尤其是川军的顽抗，让第十师团第一次在北线感到“噎了一口”。

这种心理影响不是立竿见影，却在随后的台儿庄战斗中发挥作用。日军在进攻台儿庄时，对中国守军抵抗力的估计已经有所调整，变得更加谨慎，而这种谨慎在进攻中往往会演变成犹豫和迟疑，抓住机会的一方，往往就是对自己更狠、对敌更敢下手的一方。

李宗仁后来回忆徐州会战时曾说过一句很直白的话：“若无滕县之固守，焉有台儿庄之大捷。”这句话并不是夸张，而是对战役节奏的准确概括。滕县保卫战在整个徐州会战的棋盘上，只是一枚小卒，却恰好挡住了对手的锐气。

从川军自身来说，这一仗还带来一个意料之外的结果——他们的名声被重新写了一遍。

长期以来，川军在不少人印象中，是“装备差、纪律差、兵多但不好用”的代名词。各地军阀混战时期，一些四川部队确实有过不光彩的记录。但到了全国性抗战阶段，情况发生了变化。滕县保卫战中，第二十二集团军的表现，摆在那儿，任何轻率的贬低都显得没有根据。

师长战死，参谋长战死，多名旅长、团长战死，成建制部队几乎全军覆没，伤员集体自尽，不留一人被俘。这样的战例，在整个抗战史上，也并不多见。

有人会说，川军打得惨，是被逼上绝路，退无可退。话虽不假，但在战争这种极限环境下，能不能顶住，差别就在“退无可退”的那两步之间。滕县的结果证明，穿草鞋的士兵也能顶住飞机、大炮、坦克，再贫弱的装备，遇上铁了心不退的军人，也会碰出火花。

如果把台儿庄大捷比作徐州会战中的最亮一束火光，那么滕县保卫战，就是那束光之前悄然燃尽的一截导火索。它不耀眼，却必不可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