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远举周养浩刑讯手段极端残酷，戴笠沈醉老蒋用三种特殊刑具！

1943年秋天，戴笠从贵阳乘机飞往重庆，飞机在白云薄雾间穿行。舱内几位军统骨干低声交谈，话题不离情报与“审讯技术”。有人提起美国顾问最近送来的几件新设备，说得眉飞色舞。戴笠只是淡淡丢下一句：“人嘴里的话，要有办法让它出来。”这句话，说得不重，却像一块冰冷的石头，压在那一代人的记忆上。

那几年，从抗战后期到内战爆发前后，军统的“审讯方式”悄悄完成了一次升级。表面看，是从皮鞭、竹棍、夹手指，慢慢过渡到电流、强光、仪表和电钮；骨子里，人对人的残酷没有变，甚至更精细、更阴冷了。徐远举、周养浩这样的人，是这一套黑暗技术的直接操作者；戴笠、沈醉以及背后的蒋介石，则站在更高的位置，对某几样“科学刑具”表现出格外明显的兴趣。

很多人一提酷刑，脑子里马上跳出电视剧里的画面：堂上一声惊堂木，跪着的人被拖出去，“打，给我往死里打”，板子抡下去，血花四溅。那种场景固然骇人，但有点“粗糙”。军统这一代，在粗糙之外，又多了几分“讲究”，尤其是重庆、贵阳一带的秘密审讯室，更像是一个阴森的实验场：旧式酷刑照用不误，新式刑具不断添置，试验对象则是那些被怀疑“有问题”的共产党人、民主人士和普通百姓。

有意思的是，如果把这些刑具和人的命运串在一起，会发现一条清晰的暗线：从古代衙门里的板子、夹棍，到军统刑房里的电流、强光，工具越来越“现代”，干的却始终是同一种事——逼口供、挖情报、摧毁意志。人性的黑暗，没有因为“文明”和“科技”这两个词而变得收敛半分。

一、旧刑具披上“科学外衣”：中美合作所里的三样“宝贝”

抗战中后期，重庆成为陪都，军统的势力在这座山城迅速膨胀。1943年前后，中美合作所正式运作，美方带来的不只是情报技术、无线电设备，还有一整套刑事科学手段。对外说，这是“现代侦查”“科学审讯”；对军统内部许多人来说，这些东西很快变成了新玩具。

沈醉在回忆中写过蒋介石到中美合作所参观的一幕。那是抗战后期，重庆大轰炸略有缓和的一段时间，蒋介石兴致不错，特地看了美式设备。走进那间专门陈列器材的小屋，各种仪器摆得满满当当，电线像藤蔓一样缠绕。随行翻译一边介绍用途，一边演示按钮、开关，有人举例说明这些设备在美国如何用来“对付顽固罪犯”。

蒋介石对三样东西显得格外上心：测谎仪、强光审讯灯和新式电刑设备。他站在仪器前，频频追问：“这个用在什么人身上最合适？”“效果如何？”“会不会一下子弄死人？”每得到一个答案，他都会轻轻点头。有知情者日后回忆，那种神情，既不像单纯的残忍，也不像完全的冷漠，更像是在认真挑选一件“合适的工具”。

强光审讯灯的原理不复杂，却很“专业”：一盏可以调节亮度和角度的灯具，直对人的眼睛和面部长时间照射。受刑者被固定在椅子上，无法转头、闭眼，强光逼得眼睛发疼，脑袋发胀，头皮发麻。时间一长，很多人出现视觉模糊、头晕恶心、心烦意乱的症状，整个人像被丢进翻滚的蒸笼，想不疲惫都难。

在军统看来，这种方法有几个好处：一是看上去“干净”，没有皮开肉绽；二是可以连用几天几夜，配合不让睡觉、突击审问，容易把人精神拖垮；三是便于对外狡辩——“不过是灯光审讯，又没打他”。不得不说，这样的“现代感”，相当符合他们的需求。

新式电刑设备就更“高级”了。军统原本就爱用手摇电话机改装的电刑方式，两根电线夹在受刑者耳朵、手指或其他隐蔽部位，审讯者一边摇柄，一边观察反应，电得人浑身抽搐。美方提供的装置则能精确调节电流、电压，甚至分区接驳，控制不同部位的刺激强度。简而言之，就是能让人痛得死去活来，却又不容易立即昏迷，有利于“持续工作”。

沈醉曾经坦言，军统内部对这种设备的评价极高。原因很简单：传统的大刑，如夹棍、棍棒，容易造成骨折、内出血，一旦用力过猛，人死在刑床上，前期投入全打了水漂。电刑的妙处在于，表面上看不出多少痕迹，皮肤顶多出现一些淡淡的红点、烧灼感，却足以让人痛苦到极限。审讯员只需掌握“火候”，就能在“边缘状态”上来回拉扯受刑者。

这类设备还有一个隐蔽价值：方便掩盖。战时重庆，人心惶惶，国际观察者偶尔也会打听一些风声。一个被打得皮开肉绽的人，往往一眼就能看出问题；而一个神情恍惚、步态蹒跚，却身上看不出明显外伤的人，很容易被解释为“身体虚弱”“病体未愈”。军统对这种“外观上无证据”的方式，可谓情有独钟。

相比电刑和强光，测谎仪的地位有点尴尬。那时候的测谎设备体积庞大，摆出来挺唬人：一串仪表盘、一卷记录纸，还有各种导线连接胸腹、手指。理论上，心跳、血压、皮肤电反应都会因为撒谎而出现波动。审讯者只要盯着曲线，就能判断对方是否说真话。

问题在于，这玩意儿对胆小、未经训练的人确实很有压迫感，对见惯风浪的特工、地下党，则未必奏效。沈醉观察过几次试验，发现那些反复受过审，甚至已经在刑房里滚过一圈的人，坐到测谎椅上反而能强迫自己平静下来。呼吸放慢，眼神平视，一句一句回答，曲线起伏并不明显。反倒是几个小偷、码头苦力，一被问到“是不是你偷的”“是不是你动的手”，心跳立刻狂飙，曲线乱成一团。

戴笠看过一场对几个码头工人的测试，开始还有点兴趣，看到最后不耐烦，扔下一句意思大概是“吓唬人还行，真要审案，还是老办法省事”，转身就走了。这句话，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测谎仪在军统内部的命运——更多被当成摆设、道具，用来营造气氛；真正“开口”的，往往还是靠后面那些看不见的刑具房。

从这一组场景里，可以看出一个颇讽刺的现象：美式“科学审讯”被引进来，本来可以推动某种规范，却在军统手里，变成了旧酷刑的补充和包装。灯光、电流、仪表盘，看上去比板子、夹棍“文明”得多，本质上只是换了一层皮。工具升级了，背后的冷酷逻辑一点没变。

二、徐远举、周养浩：军统刑房里的“专业人士”

说到军统内部“最会审人”的几个人，徐远举、周养浩几乎是绕不过去的名字。军统系统里，把他们和沈醉并称为“三剑客”，虽然说法略有夸张，却反映出当时的内部印象：一个管情报指挥，一个谙熟刑讯套路，一个专事“审人办案”。

徐远举出身行伍，性格乖戾。到了重庆后，他在军统机关里有一间整洁宽敞的办公室，铺着地毯，摆着沙发，墙上挂着地图，看上去与普通高级军官差别不大。真正让人谈之变色的，是他办公室后面那扇不起眼的小门——门后，就是专用刑讯房。

那间房不宽，却很“齐全”。墙上挂着各种手铐、脚镣，有旧的，也有新制的。竹棍、藤条、皮鞭分门别类，粗细不同，长短不一。有的鞭子上还干涸着早年的血迹，颜色发黑。角落里放着几条窄凳、一两个木架，还有一大桶水和一堆木块砖头。这一套组合，足以应付绝大部分“顽抗分子”。

徐远举平时极少在办公室里动手，他讲究“前面谈话，后面办事”。有人被押进来，先在地毯上坐一会儿，听他冷冷地问几句，讲几句大道理：“现在局势你也清楚，只要把事情说清楚，留一条活路不难。”如果对方态度强硬，那扇小门便悄悄打开，人被带进暗房。等再出来时，多半已经遍体鳞伤。

在刑讯房里，“吊”“老虎凳”“灌水”“炒排骨”“踩杠子”，是最常见的几样。所谓“吊”，并不是简单地拴根绳子吊起来那样粗糙，而是分成好多种：有正吊，双手反铐，悬在房梁；有单手吊，只吊一只手，另一只手脚落地，身体倾斜，极难支撑；还有一种半吊，脚尖勉强踩着地面，人要么踮脚，要么脱臼。看上去没有血，却要命。

被吊个二十分钟，手臂剧痛，肩关节仿佛要被撕开。时间一长，手指发麻，肩头肿起，汗从额头、背上直往下滴。很多人撑不过半小时，就痛得大叫。特务往往还会一边问话，一边故意慢条斯理地“安慰”：说实话就放你下来。这样一来，痛苦和心理压力叠加，最容易让人崩溃。

老虎凳则是另一种折磨方式。受刑者被按坐在窄凳上，腿伸直绑在凳子两侧。特务从膝盖下面一点一点垫砖块、木块，越垫越高，膝盖被硬生生顶起。短时间内，膝关节像被刀割，腿筋拉得死紧；再坚持，很多人的脚背会开始发麻，骨头像要裂开。有的人被放下来时，两腿已经失去知觉，站都站不住。几年之后，走起路来还一瘸一拐。

灌水看似简单，却很阴毒。受刑者被按倒在地，木板压胸，抬头，使咽喉位置高于身体。特务用布塞住他的口鼻，然后一瓢一瓢往上灌凉水。刚开始还能吞下去，水多了，呛进气管，感觉像在水里活活溺死。人拼命挣扎，胸腔发紧，脑袋发涨，眼前发黑。稍不留神，就会休克。特务一看情况不对，又把人倒过来，拍背、掐人中，把人救醒，接着灌。

“炒排骨”则更多是皮肉之苦。粗糙的绳索或竹片，在胸背、肋骨间来回搓动，手法极狠。每搓一趟，皮肤上立刻起一片红道道，有的甚至当场渗血。一轮下来，胸背像被火烧过一样。有人事后回忆，几星期不能平躺睡觉，稍微碰到伤处，疼得直冒冷汗。

踩杠子的残忍，在很多回忆里都被反复提起：小腿或脚背下垫木杠，杠上站两个人，一上一下反复踩踏。骨头可能一时撑得住，筋膜却撑不住。踩完之后，小腿肿成一大块，青紫交错。有些人当时忍着没叫，过了几天才出现剧痛，最终片状骨折，落下终身残疾。

周养浩的名声，在女犯人中尤为可怕。他不仅使用这些刑具，而且常常把羞辱与酷刑捆在一起。遇上女地下党、女进步人士，他先用威胁与语言侮辱，逼对方“自己把衣服脱了”，不从，就动手撕扯衣物。接下来，小针扎身体敏感部位，竹签插入指甲缝，藤条抽打大腿内侧，一样接一样。

有一次，一位年轻女地下党被押进刑房，周养浩命人剥她的衣服。女青年死死抓住衣襟，咬牙不放。几个特务强行扯开，她怒目而视，几乎是吼出来一句话：“你们没有母亲？没有姐妹？你们还算不是人？”这句话让屋里一时间静了一下。可惜，这短暂的停顿并没有改变什么，鞭子照样挥下，酷刑照旧施行。这位女同志后来死在狭小的牢房里，直至断气，始终没有交代组织情况。

不得不说，徐远举、周养浩这种人，在军统系统里被视为“能人”，是带着任务、带着指标工作的。他们不是临时起意的暴徒，而是有一定“职业自觉”的办案人员。怎么让人疼而不死，怎么掌握节奏，怎么在不同人的心理防线之间寻找突破口，都在他们日积月累的“经验库”里。

他们做的事情，放在古代酷吏名单里也足以排到前列。差别只是，古代衙门的刑具摆在堂前，明晃晃地展示；军统的刑具藏在楼房深处，一层又一层铁门之后，外面隔着热闹街市和人来人往。在很多重庆市民的印象里，那些年街上车马喧嚣，茶馆里还在打牌聊天；而不远处的一栋楼里，正有人被吊在房梁下，痛得浑身抽搐。

三、“三种刑具”背后的冷兴趣：上层的选择与下层的下流

谈到蒋介石、戴笠和沈醉“喜欢”的那三种刑具——测谎仪、强光审讯灯、电刑设备——不难看出一个耐人寻味的地方：他们更偏爱那种“干净”“有效”“可调控”的手段。换句话说，是更符合他们自我感觉中“现代治安力量”形象的工具。

测谎仪的作用，更多是在心理层面。让一个本来就心虚、没见过世面的普通人坐上椅子，胸口缠着皮带，手指连着电极，眼前是晃动的笔尖和记录纸，不用动手打，已经能吓住一大半。很多码头小贼、普通职员，就是在这种心理压力下，自己把事情全说了。蒋介石、戴笠对这种效果当然满意，但也知道它的局限：对训练有素的特工和誓死不屈的地下党，光靠“吓”远远不够。

强光审讯灯则是标准的“疲劳战”工具。军统审讯往往不是一轮两轮就完事，而是连续几天几夜轮番上阵。人坐在椅子上，眼前灯火刺眼，有时候还要配合高音喇叭、不停的脚步声，让受审者始终处在高度紧张、睡不踏实的状态。一段时间之后，人的判断力下降，精神涣散，说话容易前后矛盾。这时候，再配合几句威胁、几记耳光，很容易撬开一个突破口。

在蒋介石眼里，这种方式有一点颇为“可取”：与其说是单纯的肉体折磨，不如说是一种持久的精神消耗。对一个强调“政权稳定”“思想防线”的统治者来说，破坏对方的精神，比单纯打断腿更有意义。强光审讯，正好契合了这种思路。

新式电刑则被他们看成一种“精准工具”。电流可以一点一点往上加，可以先从轻微刺痛开始，慢慢过渡到全身痉挛。审讯者只要观察对方的表情、肌肉反应，随时调整，把人控制在最痛苦又未昏厥的那个区间。这种“可控性”，对以“审讯效果”为中心考核下属的上层来说，非常有吸引力。

有意思的是，上层人物对这些设备有一种冷冰冰的好奇。参观中美合作所时，他们像看军械库里的新武器，问参数、问性能，很少从“人”的角度去考虑问题。那种态度，反而让人觉得比直接动手的人更可怕——对他们而言，被电得抽搐的人，只是一个“对象”，一个测试数据，甚至是一条曲线背后的点。

而在他们视线之外，徐远举、周养浩等人则在下层空间里，把这些“科技刑具”和传统酷刑混用，形成一整套残酷的组合拳。一个被怀疑“身份有问题”的人，可能先被强光照射两夜，精神极度疲惫；接着上电刑，来几轮“试电”；再不松口，就推到刑房里“吊一吊”“坐凳子”“灌点水”。等回到审讯室，他的精神和身体都已经接近崩溃。

从整体来看，那三样“上层喜欢”的刑具，并不是孤立使用，而是嵌入到整个军统刑讯体系之中。它们起到的作用，有点像毒牙上再添一层毒液，让原本就很凶狠的咬合变得更加致命。传统酷刑负责肉身折磨，美式设备负责精神摧折和“精细控制”，两者合并，构成了一条完整的黑暗链条。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刑具的使用对象，并不都是共产党人、地下党组织成员。一些被怀疑有“异议”的知识分子、持不同政见的军政人员，乃至普通被牵连的商人、职员，只要被划进“怀疑名单”，都可能成为试验对象。有的人最后被证明确实是“弄错了”，也已经被折磨得半残。对当时的军统系统来说，这些“误伤”充其量是统计表上的一个数字。

说到徐远举、周养浩的下场，多少带着几分讽刺意味。1949年以后，他们被押往战犯管理所，经历了漫长的羁押与改造。沈醉在1969年获得特赦，出狱时已是满头白发。周养浩在1975年最后一批战犯特赦名单中被获释，走出高墙时，早已不复当年凶悍模样。徐远举则没能走到那一步，他在管理所内长期情绪暴躁、动辄发作，最终病死狱中，直到最后也没再踏出那道铁门。

从古代刑房到军统刑讯室，从木板、夹棍到电流、强光，表象在变，核心逻辑却是一条线贯穿到底：在权力面前，人的身体和意志，很容易被当成可随意摆布的对象。那些年，山城上空的云雾散了又起，街上行人依旧。不远处的一些院子里，电流一阵阵响过，强光一盏盏照下，粗糙的绳索一圈圈勒紧，许多名字被埋进灰暗的档案袋，也被埋进冷冰冰的器材之下。历史翻页之后，留下的，是这些工具背后冷酷的逻辑，以及一串串不再能说话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