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巴拉克离世，阿拉伯人心中的春天还要等待多久才能来临？

2011年2月11日的晚上，开罗解放广场上人山人海。有人激动地喊：“他终于走了！”说这话时，穆巴拉克已经在军方的安排下，从总统府悄然离开，结束了自己近30年的统治。九年后，这位被称为“中东强人”的前总统在医院中去世，人们忽然发现，当年广场上高喊“自由、民主”的那些年轻面孔，多数早已不再兴奋，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说不清的疲惫与迷惘。

有意思的是，穆巴拉克的政治生涯开始得并不算晚。1928年，他出生于埃及尼罗河三角洲一个普通家庭。1950年代，他已是空军军官，1973年“十月战争”中，他因为指挥空军作战而声名鹊起。1981年，时任总统萨达特遇刺身亡，他被推到台前，成为埃及新的掌权者。那时的中东，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余温犹在，冷战格局依旧紧绷，没有谁能想到，三十年后，他会倒在一场名为“阿拉伯之春”的风暴中。

问题也就来了：穆巴拉克去了，卡扎菲倒了，本·阿里逃了，阿拉伯人盼望多年的“春天”到底有没有来过？

一、从广场到街巷：火苗是怎么被点燃的

“阿拉伯之春”这四个字，2010年之前，在阿拉伯世界是没人会用的。真正点燃火种的，是2010年12月17日发生在突尼斯的一件小事——从官方角度看，这只是一位小贩与城管、警察之间的冲突；但从那位青年心里看，却是长期屈辱和无奈的爆发。

这位名叫布瓦吉吉的青年，毕业后找不到正式工作，只能在街头推车卖水果。执法人员多次驱赶、没收他的货物，还对他进行羞辱。当天在公共广场前，他浇上汽油，自焚抗议。火焰升起，很快传遍突尼斯的大街小巷，电视台、网络、手机视频，让更多人看见了这团火。

人们不难理解这种情绪：20岁出头的年轻人好不容易上完大学，却发现高文凭并不能换来固定工作；做小本买卖的，要面对重税、警察勒索，还要忍受官僚冷眼。久而久之，怨气堆积，缺的就是一个引火点。布瓦吉吉的自焚，恰好打破了沉默。

突尼斯当时的总统本·阿里，自1987年上台，统治已超过20年。表面看，突尼斯在北非算是“稳定”和“中等收入国家”，旅游业有一定规模，教育普及率也不算低。但另一面，长期“家族化治理”、高失业率、地区差距、腐败盘根错节，一直是压在基层百姓头上的重石。尤其是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早在2000年代初便已严重。

布瓦吉吉事件发生后，示威迅速从小城镇蔓延到突尼斯首都。不到一个月，抗议声浪席卷全国，军队高层态度变得暧昧，本·阿里在2011年1月14日乘机逃往沙特。突尼斯政权在短时间内垮台，成为阿拉伯世界一连串变局的开端。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不少阿拉伯国家的领导层，对突尼斯变局持一种“看热闹”的心态，认为那只是一个小国的内部问题，未必会烧到自己头上。但很快他们发现，这种估算太过乐观。因为突尼斯的问题，并非孤立存在，而是阿拉伯世界普遍矛盾的缩影：年轻人口比例高，就业机会少，经济发展不均，权力高度集中，社会流动通道狭窄，这些因素加在一起，随时都有可能变成火药桶。

在这一背景下，“阿拉伯之春”被许多当地青年视作一次“重新洗牌”的机会。街头口号当中，“尊严”、“自由”、“正义”这些词频繁出现，带有很强的情绪色彩。然而，情绪的汹涌，并不等于路径已经想好。示威者知道自己要反对什么，却未必能说清，之后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秩序。

二、埃及与利比亚：强人倒下，秩序并没跟着站起来

穆巴拉克的埃及，是“阿拉伯之春”最引人注目的舞台之一。2011年1月，突尼斯的消息不断传来，开罗街头的空气明显变了。那时埃及人口已经接近8000万，年轻人占了大头，失业和半失业状态相当普遍。长期以来，日常生活中充斥着对警察粗暴执法和官员贪腐的抱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给了这些抱怨一个集中宣泄的平台。

1月25日，埃及爆发大规模示威，被后人视为埃及革命的起点。那天原本是“警察节”，结果成了针对内政部和安全机构的抗议日。示威人群不仅有底层工人、小贩，也有大学毕业的白领，甚至部分中产和知识分子。稍后，一些军队中基层军官也开始对局势表示同情或摇摆。

穆巴拉克本人在2011年前后已80多岁，他执政时间长，政治上既有“强人”的一面，也有“老化”的一面。面对街头汹涌，他先是做出有限让步，表示不寻求连任，又任命副总统苏莱曼，试图通过局部调整，保持整体格局不变。不过，广场上的年轻人已不愿退让，口号从“改革”迅速升级为“下台”。

到了2月，军方高层权衡利害，逐渐形成共识：舍穆巴拉克，保军队整体利益。2月11日，副总统通过电视宣布：穆巴拉克辞职，权力移交给军方。从形式上看，人民的抗议推翻了一个长期执政的总统；从结构上看，真正的权力仍掌握在军方和政治精英手中。

接下来的几年，埃及经历了复杂曲折的过程：先是军方主导的过渡委员会，再是选举产生的文官政府，然后又爆发大规模街头对抗，军方再次出手，局面几经反复。原先“民主浪潮”的口号，被现实消磨得所剩无几。正如不少埃及人后来感叹的那样，“总统换了几任，生活并没什么好转”。

与埃及相邻的利比亚，在“阿拉伯之春”中走上的是另一条更为血腥的道路。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自1969年政变上台，执政超过40年。他一度打出“阿拉伯社会主义”和“全民直接民主”的旗号，但实际上，国家权力高度集中于他本人及其家族网络之中。石油资源让利比亚有一定财力，部分福利看上去不错，却掩盖不了政治压制和社会分配不均的问题。

2011年2月，利比亚第二大城市班加西爆发反对卡扎菲的示威，很快演变为武装冲突。在这场冲突中，有两个因素格外关键：一是国内部族、地区矛盾长期存在，二是西方势力的直接军事介入。北约以“保护平民”为由，在当年3月发动对利比亚的空袭，持续数月，帮助反对派获得战场优势。

10月，卡扎菲在逃亡途中被反对派武装俘获并击毙。之后，北约宣布结束对利比亚的军事行动。卡扎菲家族统治土崩瓦解，反对派被承认为新政权的代表。表面上看，利比亚完成了“由独裁到自由”的转换；但遗憾的是，新政权内部派系林立，地方武装坐大，中央政府难以有效掌控全国。大量武器流入黑市，恐怖组织与极端团体趁势而起，多年战乱，使这个原本人口不算多的国家，被撕扯得支离破碎。

与埃及相比，利比亚的问题更加尖锐：强人倒下后，原先被强压之下的矛盾全部冒头，却缺少一套成熟的制度来加以消化。权力真空之下，各路力量争抢地盘，不仅没有等到“春天”，反而让普通百姓在战乱中流离失所。

三、三次浪潮：独立、信仰与“民主”，背后的阿拉伯困局

如果把20世纪以来的阿拉伯世界变迁看成一条长线，“阿拉伯之春”只是其中第三次大规模浪潮。前两次，性质和目标都不同，却有共通之处。

第一次浪潮，大致发生在二战结束后到20世纪60年代，以民族独立为核心诉求。以埃及为例，1952年爆发的“七月革命”，推翻了英方影响下的王室政权。1956年，纳赛尔政府宣布收回苏伊士运河主权，引发英法联军干涉，但最终在国际压力下，运河控制权仍落入埃及人手中。那个阶段，阿拉伯世界的主旋律，是“摆脱殖民枷锁，夺回国家主权”。运动的主要推动者，是军官集团、民族主义知识分子，以及部分城市中产阶层。

第二次浪潮，大致从1970年代延续到80年代，以“伊斯兰复兴”为主要特点。石油危机后，伊斯兰国家财富结构发生变化，部分国家经济快速上升，但同时也在思考：国家治理到底要走怎样的道路？伊朗革命、沙特宗教势力扩张、穆兄会等伊斯兰政治运动活跃，都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现象。那时的诉求不再只是“民族独立”，而是强调“按照伊斯兰教义来安排社会和政治生活”，在对抗西方“新殖民主义”的同时，也试图重新解释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

到了第三次浪潮，也就是2010年前后爆发的“阿拉伯之春”，呼声变成了“民主、自由和人权”。相比前两次，这一轮运动具有几项显而易见的特点：参与者更加广泛，年轻人是主力；动员方式高度依赖互联网和新媒体；口号与西方话语高度重合，看上去更“现代”，也更容易获得西方舆论的好感。

然而，这种西方话语与本土现实之间，存在明显的缝隙。很多阿拉伯国家在这之前，虽然也设立议会、举行选举，但真正的权力在军方、王室或者少数家族手中。社会结构偏向金字塔型，中产阶层脆弱，部族、宗教派别等因素无处不在。在这样的土壤里，如果简单照搬西方式的竞选、轮替，很容易使政治变成宗派对抗、街头动员的延伸，缺乏稳定的制度支撑。

埃及的经历就是一个典型例子。穆巴拉克下台后，选举产生的文官政府，面对的是一个高度分裂的社会：世俗派与宗教派互相不信任，军方与民选政府争权，经济增长乏力，民生问题压力巨大。在这种多重挤压下，任何一届政府都难以在短期内拿出令各方满意的成绩，最终导致军方再次掌控局势。

有学者指出，“阿拉伯之春”的深层原因，并不只是对“民主”的向往，而是长年累积的社会不公、经济困境、政治封闭交织在一起。只是，当动员的口号被统一包装成“民主与自由”时，复杂的现实被简化，后续难题往往被低估。示威者相信，只要把旧政权推翻，一切就有希望；但在制度建设和社会整合方面，准备却远远不够。

需要强调的是，阿拉伯世界的困局，并不能简单归结为任何一个外部力量，更不能把责任全部推给某个“阴谋”。外部势力的干预客观存在，特别是在利比亚、叙利亚等地，这种干预将局势推向更极端的方向。但如果内部社会结构本身就脆弱，权力集中而缺乏制衡，经济过度依赖单一资源，教育普及却未能带来足够的就业机会，那么，即便没有外部火上浇油，内部矛盾迟早也会找出口。

从这个角度看，“阿拉伯之春”既是一场基于民主想象的政治运动，也是一次被现实狠狠反噬的社会试验。它暴露出阿拉伯世界在现代国家建设道路上的艰难，也让人看到，单凭几句口号，很难填平制度与社会之间那条深深的裂谷。

四、“春天”还是“寒冬”？穆巴拉克之后的追问

穆巴拉克在下台后，被送上法庭，经历了漫长的审判过程。他在病床上推着担架出庭的画面，一度成为国际媒体的焦点。对于当年的示威者来说，这似乎是“历史清算”的一刻。但对广大普通埃及人而言，更关心的，其实还是米价、工作机会、治安以及国家是否能维持基本稳定。

埃及现任总统塞西在回顾“阿拉伯之春”时，有一句话被媒体反复引用：对西方民主制度的盲目模仿，给阿拉伯世界带来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这种说法虽然带有明显的立场色彩，却点出了一个现实：变革的代价远远超出了许多人的预想。

从2010年到后来的几年，“阿拉伯之春”波及的国家，多数面临类似的尴尬局面：政治权力重组后，旧秩序被打破，新秩序却迟迟难以建立。突尼斯被外界称为“勉强成功的样本”，但其经济长期停滞，失业率仍高，政党轮替频繁，社会不稳定因素并未消失。埃及政治结构重新回到“强势领导+军方主导”的轨道，街头的激情不复当年。利比亚、也门、叙利亚则陷入更深的冲突漩涡，至今难言“春意”。

从更长的历史线索看，阿拉伯民族曾经有过辉煌时期：无论是阿拔斯王朝的繁荣，还是近代民族解放的风起云涌，都体现出这个民族不肯沉沦的一面。但不得不说，在工业化和现代国家体系的竞争中，绝大部分阿拉伯国家并没有找到一条适合自身的稳定路径。既想享受现代经济的成果，又害怕传统权威受到冲击；既向往政治参与与公民权利，又担心社会秩序被打乱。在各种拉扯之下，很多国家长期停留在一种“既不传统，也不现代”的尴尬状态。

“阿拉伯之春”之所以被不少中国学者视作“灾难性的民主试验”，关键不在于“民主”这两个字，而在于运动过程中缺乏对国家能力、社会结构、宗教与政治关系这些复杂问题的冷静考量。街头示威容易点燃，制度建设却需要时间、经验和妥协。很多口号在广场上听起来铿锵有力，可一旦落到议会、政府和司法体系运转中，才发现难题层出不穷。

穆巴拉克的去世，为那一段波澜起伏的历史画上了一个人的句号，却远远没有解决阿拉伯世界面临的问题。阿拉伯人在过去百多年间，一次又一次地试图拥抱“春天”：有时是民族独立的春天，有时是宗教复兴的春天，最近这一次，则是打着民主旗号的春天。每一次浪潮之后，都会留下新的遗产，也会留下新的伤痕。

至于“真正的春天”什么时候能够到来，这恐怕不是由某一个人物的生死来决定，也不是靠一场街头运动就能换来的。对于那些生活在突尼斯、开罗、班加西普通街巷里的百姓来说，所谓春天，大概不是宏大口号，而是能安稳工作、孩子能上学、夜里出门不用担心枪声的日子。

在这一点上，历史给出的答案并不轻松。阿拉伯世界要走出寒冬，既需要内部的自我调整，也免不了与外部力量长期博弈。穆巴拉克只是这条长路上的一个节点，他的倒下，既象征着旧时代的结束，也暴露出新时代的难产。这个民族还要在曲折中摸索，下一场风沙什么时候刮起，下一缕春风又会在何时出现，仍是一个未解的问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