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修贤带去188张照片问毛主席，秘书透露主席喜欢哪些照片？

1975年深秋的一个傍晚，中南海里已经点上了昏黄的灯。毛主席的书房里，放大镜下缓慢移动的，不再是密密麻麻的文件，而是一张张发黄的黑白照片。屋里很安静，只能听见翻动相纸的轻响。站在一旁的小张，突然听见毛主席低声说了一句：“这张，好。”

这句“好”，说的是哪一张照片？又勾起了他怎样的回忆？故事，要从几年前杜修贤接到的一道特殊任务讲起。

一、从周总理身边，到“点名”的新任务

1970年元月，杜修贤接到新华社通知，要他兼任毛主席的专职摄影记者。那一年，毛主席七十六岁，已经步入晚年，而杜修贤，早就以反应快、抓瞬间的能力，在新华社摄影部出了名。

那时杜修贤的工作，已经够忙了。他既是新华社摄影部副主任，又是周总理的专职摄影师，经常跟着总理奔波在各种国事活动现场。现在再加一个“毛主席专职摄影”，在当时的中南海，可不是谁都担得起的活。

他心里有顾虑，却不好多说，只能闷头准备。直到后来从毛主席身边的秘书口中，他才知道缘由——毛主席点名要他：

“主席常夸你，说你手快，动作敏捷，摄影技术好。”

这话说得简单，分量却不轻。对一个摄影记者来说，这不只是信任，也是一种压力。因为在那个年代，给毛主席拍照，往往意味着“记录历史”。

几天后，杜修贤第一次单独去毛主席书房执行拍摄任务。他在中南海已经工作了十多年，熟悉这里的道路和门岗，却从没真正走进毛主席书房。过去他最多在泳池边按动过快门，如今要面对的是领袖生活起居的内景，他心里说不紧张，那是不可能的。

推门而入，映入眼帘的是密密麻麻的书。一人高的书架几乎占满整面墙，上面摆着线装书、外文书，还有卷起的字画轴，其他摆设显得很素净。毛主席的生活，似乎就这样被厚厚的纸页包围着。

不久，毛主席准备会见外宾，会场布置简单务实。杜修贤不断调整角度，试图抓住那些最有代表性的瞬间——握手、微笑、交谈、挥手。这些动作，后来许多人成了从报纸、画册上认识毛主席的“固定形象”。

会见结束后，杜修贤以为任务已经完成，正松口气卸胶卷，却突然听到身旁一个浑厚的声音：

“你是什么地方的人呀？”

他抬头一看，毛主席已经慢慢踱到身边。这个问题问得太家常，他愣了一下，连忙起身：“陕北米脂人。”

毛主席像是早有准备，笑着接上去：“陕北的婆姨米脂的汉，清涧的石板瓦瓦窑堡的炭。米脂出皇帝嘛，李自成就是米脂人。”

这几句顺口溜，带着陕北特有的味道，现场的人都笑了。气氛一下子轻松下来。杜修贤这才真正感到，镜头里那位领袖，与面前这个爱说俏皮话的老人，是同一个人。

毛主席看他忙着收器材，又从茶几上的烟盒里抽出一支雪茄递过去：“这个烟好，有劲儿！吸这个才叫会抽烟，来，抽一支。”

杜修贤有些慌，赶紧从兜里掏出自己的香烟晃了晃：“我吸这个。”

毛主席笑笑：“不习惯。”语气里带着点调侃。那支雪茄，杜修贤最终还是接了，却一直舍不得抽，把它当成纪念收了起来。

从那以后，他才真正走进了毛主席的日常，开始用镜头记录这个老人晚年的形象。

一、三分钟的“命令”：为健康而改变的镜头

杜修贤刚调到毛主席身边的几年，有不少机会拍照。1970年5月20日，毛主席登上天安门城楼，与首都数十万群众参加集会；1971年7月，会见基辛格；1972年2月，接待尼克松；1973年，又一次会见基辛格……

这些场合，往往都要开闪光灯，抓表情、抓动作、抓互动，一般记者都觉得时间不够用，恨不得多按几下快门。

有意思的是，杜修贤第一次真正意识到“时间”对拍摄的限制，并不是来自场面，而是来自医嘱。

1972年1月10日，陈毅元帅追悼会在北京举行。毛主席原本不准备前往，临到中午，却突然决定要去送老战友最后一程。那时毛主席刚大病初愈，身体虚弱，脸色苍白，眉宇之间带着病容。

按安排，这天并没有给杜修贤下达拍摄毛主席的任务，他是作为陈毅生前朋友去参加追悼会的。但在现场，他抓住机会，拍下了那次出乎很多人意料的出席。

追悼会之后，毛主席身体再次恶化。到了当年下半年，周总理不得不出面，对摄影记者做出一种近乎“苛刻”的规定。

那天，杜修贤刚准备去游泳池边拍摄一次外宾会见，临出发时却接到通知，说总理要在人民大会堂单独见他们。等他带着摄影组赶到，总理开门见山：

“最近主席身体不好，这你们知道。医生建议，以后少用闪光灯拍摄。找你们来，给你们下道命令，从今天开始，给你们三分钟的拍摄时间，一分钟不能延长，时间一到马上关灯。”

说到最后一句，他又特意点名：“你——老杜，负责好。”

对于一个搞摄影的来说，这相当于戴上了紧箍咒。一个简单的握手、一个动作，从构图到按快门，本来就要抢节奏、抢表情。三分钟听起来不短，放在外交场合的全程，却是“一闪就过去”。

杜修贤当时心里其实想争取：“总理，再宽一点行不行？”话到了嘴边，又还是咽了回去。因为站在他对面的，是两鬓已经大半花白、日夜操劳的周总理。

“千难万难，不能再给周总理添堵了。”他后来在回忆里这样说过。

从那以后，毛主席会见外宾的现场，摄影记者在场的时间，严格控制在三分钟之内。摄影师们不得不把以前分散在几十分钟里的观察和等待，压缩到短短几分钟里去完成。对外宾来说，这只是闪光灯少了几道；对摄影记者来说，这是要在极短时间里，把领袖最有精神的一面记录下来，容不得一丝疏忽。

不得不说，这种“苛刻”，背后其实藏着一个事实——毛主席的身体，确实每况愈下，而他仍然要面对外宾、面对工作。摄影，只能为健康让路。

二、找回“年轻的自己”：188张照片与一声长叹

时间来到1975年。毛主席已经八十二岁，疾病缠身，视力也大不如前，看文件要借助放大镜。就在这一年秋天，发生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

那天，毛主席在书房里接见南斯拉夫客人。会见结束时，他没有像早年那样送客到门口，而是笑着自嘲：“我的双腿不让我走了，要我和上帝去见面。再见！不能送你到门口了。”

客人客气地祝福：“祝毛主席身体健康。”

毛主席却摆摆手：“生老病死，自然规律。”语气很平淡，听起来，更像是对自己现状的一种冷静接受。

会见一结束，杜修贤习惯性地在过厅收拾器材。刚站直身子，就发现身后站着秘书小张，一声不吭。

“怎么啦？”他随口问了一句。

小张忍不住笑了一下，顺势打趣：“让你多喘两口气，还倒打一钉耙，姓猪啊？”玩笑归玩笑，很快他压低声音，说起了正事。

“主席身体不好，这你知道。他的眼睛糟透了，几乎看不见什么，看字用放大镜都很吃力。昨天我进他的房间，看见他在看照片，问他，他不说。我瞄了一眼，好像是以前照的，他挺爱看。我想着，能不能找些主席年轻时的照片，给他看看。”

说到这儿，小张停了一下，轻轻叹了口气：“唉，人老了……”

这声叹息，从一个年轻人口中说出，让人听着别扭，却又莫名沉重。因为站在他面前的那位老人，不是普通人，而是几十年来走在风口浪尖的毛主席。

照片，成了他在晚年愿意“多看几眼”的东西。也许，是因为照片里有过去的自己，有奔走在延安窑洞之间的身影，有在江边畅游的身影，有在会场上挥手致意的身影。

杜修贤一边听，一边思索。他知道新华社摄影部正在整理毛主席各个时期的照片，准备结集出版。于是对小张说：“正好我们有人在收集整理主席的照片，可能要出个集子。我把选好的照片拿来给主席看看，让他选一选。”

小张眼睛一下子亮了：“真的？可要快点拿来。”

过了几天，杜修贤抱着一大纸盒照片送到中南海。纸盒里，是从1936年到1975年的照片，共188张，每年都有，时间线相当完整。

他故意板起脸，半开玩笑地说：“要不要？不要我拿走了。”

“要，当然要。”小张一把接过，抱在怀里，杜修贤赶紧提醒：“小心点，里面全是照片。”

照片交出去后，杜修贤心里一直惦记。他不知道毛主席会不会认真看，也不知道他会对哪些照片特别在意。

直到那年冬天的一天，他在办公室整理近期拍摄的照片时，接到通知，让他到毛主席住宅开个碰头会。他赶到时，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和小张已经在那儿。

张耀祠开门见山：“照片主席看过了，这两张要换换。”

杜修贤接过来看，一张是毛主席游泳时的照片，一张是书房里的照片。他看了看，点头说：“不错，这两张确实不太好，我们也准备换。”然后又从包里拿出几张备用照片：“我这里又带了几张主席的照片，再给主席选选。”

事情交代完，张耀祠先离开。屋子里只剩下杜修贤和小张，他忍不住压低声音追问：“主席看了照片，都说什么了？他喜欢哪几张？”

小张显然心情不错：“当然是很高兴了。主席有时候连饭也不吃，津津有味地一张张看，一张张地给我们讲。他老人家的记忆可真行，连很久以前的年月日都记得清清楚楚。”

说到“喜欢哪张”时，小张低头在那一大叠照片里翻找，终于抽出了两张递过来。

“主席最喜欢这一张，连说这张好。”他举着其中一张，语气里带着一点兴奋，“他看见年轻时的照片就高兴，人一老，就怀念过去的岁月。”

这张照片，是吴印咸在延安时期拍摄的。

三、“这张最好”：补丁军装里的“时代精神”

要说毛主席晚年最喜欢的那张照片，就绕不开吴印咸这个名字。

吴印咸，出身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摄影行当，既拍过新闻照片，也拍过电影。1938年，他从武汉奔赴延安，当时延安正筹拍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亲自挂帅，吴印咸担任摄影队长。

环境艰苦，设备简陋，却正是那样的岁月，留下了许多后来被定义为“经典”的画面。

1942年春天，毛主席在晋绥边区为一二〇师和晋绥干部作报告。那一天，他穿着灰布棉军服，脚上一双家制布棉鞋，裤子上打着两大块补丁。场地很简陋，只是在窑洞前的空地搭了个临时会场。

毛主席站在那块空地上，讲话时双手不断比划，神情十分投入。战争还在继续，形势并不轻松，可从他脸上，看不出半点沮丧，倒是一股说不出的乐观劲儿。

吴印咸带着两名助手，紧盯着他的每一个动作，从不同角度按下快门。那次他一共拍了四张照片，其中一张，毛主席正讲到兴头上，手势自然，目光坚毅，嘴角带着一点微笑，背景是粗糙的窑洞墙壁和稀疏的人群。

后来，毛主席看过这张照片，评价很明确：“这张照片表现时代精神是最好的。”

“时代精神”四个字，说起来抽象，落在那张照片上，却很具体——补丁军装，简陋会场，战时岁月，却透着一种相信未来的底气。

多年以后，当这套从1936年到1975年的照片，被装进纸盒送到中南海时，这张延安时期的照片，安静地躺在其中。毛主席在昏黄灯光下，一张张翻到它时，显然停顿了更久。

小张后来回忆，毛主席看这张照片时，连说了几次“好”。对一个整天与战争、政务打交道的人来说，“喜欢”两个字并不常挂在嘴边，而他偏偏对这张延安时期的照片格外偏爱。

与这张并列的，还有一张毛主席骑马的照片，同样摄于延安时期。画面略显灰暗，影像不算十分清晰，却记录了他的另一面——一个在黄土地上驰骋的年轻指挥员。照片里，他骑在马上，身材挺拔，身后是起伏的山坡和朴素的窑洞，那是属于年轻毛主席的、颇有气势的一面。

杜修贤拿着这两张照片，心里有些说不上来的滋味。因为对他来说，镜头里的毛主席，多半是晚年的形象：病后出席活动的脸色，会见外宾时略显疲惫的眼神，还有那一次次短暂的、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的握手场景。

他能拍到的，是暮年；毛主席想多看几眼的，却是青年与壮年。这种对比，在不经意间，透出一种让人难受的落差。

值得一提的是，这套188张照片，后来被整理成影集送审。毛主席亲自看过一遍，在每张照片名字后面都画了一个圈。那一个个圈，看起来只是简单符号，实际上等于他在为自己走过的那些年盖章——这是要留下来的，这是可以让后人看到的。

杜修贤后来回忆，说：“这个圈，划在他光辉灿烂而又艰苦卓绝漫长岁月的尽头，像个人生句号。”

这个说法，也许略带文学色彩，不过意思很明白——领袖的一生，用文字记录，也用影像记录，照片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档案”。

遗憾的是，毛主席最终没有看到这本影集正式出版。那套汇集了他几十年形象的照片，等影印成册时，那位曾经拿着放大镜认真圈选的老人，已经不在人世。

四、最后的握手：镜头里的终点与坚持

在杜修贤的相机里，毛主席晚年的轨迹，隐约能看出一些变化。

1975年春天，毛主席结束南方休养回到北京。那时他身体虚弱，已经很难像过去那样，走到门口迎接外宾。按惯例，会见外宾的握手照片，通常都是在门口拍的，场面简洁、构图也方便。现在人只能在屋里沙发边起身握手，而摄影记者又不能进屋，这下，门口握手的“标准照片”，突然没处拍了。

摄影组急得直冒汗，外事报道又不能没有画面，许多中办领导也为难，却一时拿不出好办法。为了保护毛主席的身体状况和精神状态，规矩一条条地摆在那儿，谁也不敢轻易破。

毛主席得知这一情况后，做了一个折中决定——允许摄影记者在客厅门口拍握手的照片。换句话说，他主动为摄影工作“挪了一步”。

再往后，他看见杜修贤在客厅举着相机，也不再挥手“赶人”，默许成了新的常态。从某种角度说，这是一种互相理解：摄影记者知道他的辛苦，他也理解别人工作的不易。

1976年5月12日，毛主席会见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这时，他的身体状况已经不允许说长话，会见时间很短，只有几分钟。对外事礼宾来说，这也是一个信号——领袖的精力，已经十分有限。

到了5月下旬，巴基斯坦总理布托访华，提出想见毛主席。按正常安排，考虑到健康状况，这样的请求，本可以婉拒。但布托临离京前的5月27日，再次提出见面的愿望。工作人员把这个请求转达上去时，毛主席已经服下安眠药，准备休息。

在这种情况下，他没有犹豫，答应见面。

会见地点仍在中南海，时间很短，过程很简单。摄影师原本都觉得，能不能拍出像样的照片，很难说。可是当毛主席坐在沙发上，露出招牌式微笑，伸出手去时，他们知道那个关键瞬间终于来了。

布托握住他的手，两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闪光灯在那一刻亮起，杜修贤成功按下了快门。

这一张握手照片，成为毛主席留给世人的最后一张照片。

会见时，毛主席问布托：“你好吗？”

布托回答：“我很好，谢谢您。”

毛主席接着说：“我不大好，腿不大好，讲话也不大好。”

布托随即回应：“主席创造了伟大的历史，你高举着人民革命的斗争旗帜。”

毛主席没有顺着这个褒奖往下说，只淡淡回了一句：“没有做出多少成绩。”

这一问一答，说话的人一个病重晚年，一个正值壮年；一个经历过漫长革命岁月，一个代表着第三世界的新兴力量。镜头外的政治意义，自有后人去分析。但就这几句话本身，能听出来的，是一种把功劳轻描淡写的态度，也是对自己一生的一种平静概括。

从荧幕、画册上看，毛主席总是以精神饱满的形象出现。其实在医生眼里，他早已饱受疾病折磨多年。大病之后仍要会见外宾，仍要拍宣传需要的照片，对一般人来说，完全可以拒绝，可在他的工作节奏里，这些仍在不断发生。

摄影记者们，站在不远处，用镜头记录下这些场面。外界看到的是一次次微笑握手，他们心里清楚的，是那之后的疲惫、药物、休息，还有那些不为人知的病痛细节。照片拍好了，会刊登在报纸上、挂在展览厅里，而照片之外的那些情形，只能留在少数人的记忆里。

回头看杜修贤在毛主席身边的这些年，他所经历的，是一个从高峰走向终点的阶段。前面的延安、长征、抗战岁月，他只从前辈摄影师的胶片里看到；轮到他举起相机时，毛主席已是迟暮之年。

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那188张从1936年到1975年的照片，对毛主席，对杜修贤，对那个时代，都有了特别的意义。

对于毛主席来说，那是一次回望——从窑洞到天安门，从马背到会场，从青年到晚年，自己的一生，被压缩在一张张方寸之间；

对于杜修贤来说，那是一种交接——前辈留下的影像，与自己拍摄的晚年照片拼在一起，构成了一条完整的时间线；

对于后来翻看这些照片的人来说，那则是一种真实——领袖并非总是站在城楼上挥手的高大形象，他也穿过打补丁的裤子，也在病中坚持工作，也会对着一张年轻时的照片露出笑容。

毛主席在送审单上，把每张照片的名字后面都画上了圈。那些圈，本身并不复杂，却把一个人的一生经验，牢牢套在历史的影像里。影集出版时，他已经离开。留在人间的，是那些被定格的瞬间，以及当年按下快门的人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