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向盈｜莫教入宝山空手归：《敦煌经学文献八讲》的经学现场

《敦煌经学文献八讲》，许建平著，商务印书馆，2026年1月出版，308页，86.00元

敦煌藏经洞出土了不少经部文献，过去百年来学术界在这方面已取得众多重要研究成果。比如出土了目前所见最早的《周易》王弼注本、《古文尚书》写本，其中还有珍贵的隶古定本，《毛诗正义》《毛诗音》残卷保存古音千条，徐邈的《礼记音》《左传集解》《左传正义》写本，还有不见于历代书目记载的《春秋穀梁经传解释》《论语郑氏注》《论语疏》，若干陆德明《经典释文》写本残卷等。

1909年，伯希和携带卷子到北京，晚清学人开始接触敦煌卷子，罗振玉、刘师培等最早开始的就是四部之学的研究。罗振玉为敦煌卷子写跋语和题记，并影印出版；刘师培撰写《敦煌新出唐写本提要》十九种，其后有潘重规《敦煌诗经卷子研究论文集》、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为经部二十四种卷子写的提要、陈铁凡对敦煌本诸经的研究等。在苏莹辉《敦煌学概要》、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等概论性书籍里面也有介绍经部文献，但相较简略。

敦煌经学文献的研究门槛

总的来说，敦煌经部卷子的个案研究不少，但与敦煌学其他领域的热闹相比而言，经学文献的总体性研究稍显沉寂。也许是因为敦煌经学文献研究门槛较高，存在着至少三个层面的困难。一者，文献获取途径方面的困难。这些写本原件分散在世界各地，不容易接触到。以前有影印出版的图版，但是很多都不清晰，近些年来有了更多高清影印的图版，但也是经费充足的图书馆才会购买。虽然有些可以通过网络资源获取，但若要寻找具体经籍篇目的写卷，还是比较麻烦的。二者，写本阅读的困难。就算看到了这些写卷，直接阅读还是很难，这与研究者个人的学术素养有关，一方面需要有不错的经学底子，另一方面还要有良好的文献学功底。卷子残缺不全，抄写者水平良莠不齐，有很多讹字、俗字、异体字等，需要有已经校录、整理过的本子，才方便阅读。三者，研究成果辨别的困难。如果要研究，还需要熟悉各种已有的海内外研究成果，这些材料零散又庞杂，孰是孰非，也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去辨别。这就使得研究者如果想吸收敦煌经学的研究成果，首先面对着庞大的文献之海，会感觉困难重重，难以下手。

商务印书馆最新出版的许建平《敦煌经学文献八讲》，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以上这三种困难。该书如一个可靠的向导，指引研究门径，让读者知道去哪里寻找要看的卷子和校录好的整理本，还通过简明扼要的研究文献概述，让读者了解学术争论的焦点以及可以进一步深入探索之处。这样一来，读者面对敦煌经学文献，不再会有深入宝山空手而归之叹。这本书的撰作目的虽然是给文献学研究生的教材，但在阅读之后，我认为也可看作一本出色的入门导读书籍，既适合一般的文史爱好者，也是中古经学研究者不可或缺的指南手册。因为它是作者在敦煌经学文献研究领域多年深厚学术积淀的精华，也囊括了前沿研究的最新成果。

该书前言介绍了敦煌经学写卷的学术价值，八讲分别介绍《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穀梁传》《论语》《孝经》《尔雅》相关的敦煌文献及其研究状况。全书体例统一，各讲先介绍该经的流传情况、传授脉络、重要的注疏本，论述清晰，完全不懂经学的人也能看懂。接下来介绍与该经有关的敦煌写本篇目整理、收录和研究状况，附上一些重要的敦煌文献的高清图片。再就各类具体的敦煌写本进行论述，按照经、传、注、义疏、释文的顺序，提及一些文本值得注意之处，然后是举例介绍这个本子的校勘价值等。书中还列有表格，是该经篇目与写卷编号的对照表。读者若对某经某篇感兴趣，据此表格，结合国际敦煌项目等网站看写本高清图片，再与《敦煌经学文献合集》的整理本对照着看，极其便利，省去翻检之劳。

P.3315《尚书释文》（局部）

敦煌经学文献的学术价值

《敦煌经学文献八讲》是作者多年学术积累的精华。在此书出版之前，作者已经在敦煌经学文献研究领域浸润数十年，有《敦煌经籍叙录》《敦煌经学文献论考》等著作。据其《我与敦煌学研究》一文所载，作者在1981年考上杭州师范大学，1987年硕士毕业，硕士毕业论文做的是敦煌《刘子》残卷，也是他接触敦煌学研究的开始。硕士毕业之后，他在杭州师范大学古籍所工作，参与《敦煌音义汇考》项目，1997年开始参与《敦煌经部文献合集》整理研究，2006年以《敦煌经籍叙录》作为博士论文拿到博士学位。

《敦煌经籍叙录》在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的基础上，对经学卷子进行更深更广的拓展研究，为其所见的每件经籍写卷撰写叙录，考察其定名、缀合、断代、辨伪等内容，多有驳正前人之误、自出新见者，在出版之后，得到了学界赞誉。《敦煌经部文献合集》皇皇十一册，研究中古经学更是绕不过去。许建平负责其中五册，包括群经类文献和群经音义类文献，对经学卷子进行录文、校勘，每篇之前还写有提要。可以说，《敦煌经学文献八讲》就是建立在这些学术积累之上，荟萃了作者数十年的研究洞见和心得体会，更增加了新的观点。

许建平著《敦煌经籍叙录》

陈寅恪《敦煌劫余录序》云：“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也。”许建平在《敦煌经学文献八讲》中充分展现了敦煌经学文献在文献学、经学等研究中的学术价值。作者提醒我们，敦煌经学文献在文献学方面的价值，首先就是提供新材料。比如在辑佚方面，敦煌石窟出现不少写本是历代书目都没有记载的，如P.3306v《月令节义》，P.4905、P.2535《春秋穀梁经传解释》等。新材料的出现自然就会催生新的研究问题。其次，敦煌写本是中古时期的写本，保留了文本的早期形态，比如敦煌本《周易》王弼注是目前所见的最早版本，可以帮助学者探寻原貌，在校勘方面起到很大作用，为文本流传中出现的衍字、讹字等提供佐证。再者，后世很多刻本是经注和疏文合刻的，写本有些是单疏本，或书写格式与传世文本不同，如经注文连写，不区分大小字，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探究《五经正义》等原本的格式和体裁。另外，敦煌还出土了大量音义写卷，可以为中古方言、唐五代西北方言、魏晋南北朝音系的研究提供新材料。

作者亦论及敦煌经学文献可为传统的经学研究提供新材料、新视角。以下拈出两条比较有趣的，以飨读者。第一，敦煌出土的经学写本让我们看到一些中古时期特有的经学著作体裁，比如“音隐”。《隋志》记载梁代有《毛诗背隐义》，何胤所撰的《毛诗隐义》等，关于这个“隐”字到底指什么，历来多有争论。姚振宗考证说是何胤注书，在书卷背后写上去，后来凡是称“音隐”“音义隐”的可能是从书卷背后把这些注释誊录出来，也是前人隐而未发的意思。而吴承仕认为，“隐”是“檃栝”的意思。在敦煌卷子中就有这些音隐文献，如S.10、P.2669等就有在正面经传注文背后对应的位置写上小字来注音。许建平则认为，S.10卷背的音义不一定就是直接为正面文字作注的，因为这些音义与正面文字同字相注，无法形成有机整体，可能是抄写者在抄写过程中根据其他《毛诗音》写在卷背的。所以，该怎么理解“音隐”“隐义”这个体裁，尚未有定论。另外，敦煌卷子中的《月令节义》，甚至是之前书目都没有记录的，许建平认为该卷是对李林甫《御刊定礼记月令注》的解释，相当于对注进行解释的“正义”这种义疏体裁，这就让我们知道中古经学著述体裁的多种多样。许建平指出P.3378、P.3382佚名《孝经注》残卷可能是儒家讲经文。经学写本在敦煌卷子中的占比其实不大，出土更多的是变文、佛教讲经文等。中古时期流行讲经，却又很少看到儒家讲经文，如果这是儒家讲经文，意义非同一般。潘重规之前就注意到两条特别的注释，如P.3378《孝经注》残卷中用《左传》中晋灵公与赵盾的故事来解释《孝经》中所引《诗经》“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还有P.3382中解释《孝经》“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在解释“后稷”时像讲故事一样，多用口语，超出经义的范围，叙述风格和敦煌变文相似。潘重规提出这种解经风格受俗讲经文的影响，许建平进一步认为这件《孝经注》也可以说是儒教讲经文，并且附上《左传》《诗经》中的经文，以便读者进行对比。P.3378《孝经注》在讲述赵盾的故事时，增加了人物对话，情节也更加曲折离奇，甚至是有意无意曲解原文，讲完赵盾的故事，再回到经文讲解中来。读者很容易发现这两个故事与经义的关系不大，带有神异色彩或因果报应的意味。

S.498《毛诗正义》（局部），经文用朱色笔写就，义疏用墨色笔。

这个现象非常有趣，提醒我们应该注意中古时期儒家注疏的生成与讲经活动的关系。这种在讲经中“讲故事”的行为，可以追溯得更早。根据劳悦强《借题发挥——从〈注维摩诘经〉看中古佛教讲经》的研究，他认为《毛传》在训解《小雅·巷伯》中讲了两个故事，进而推测汉代经师讲经时也会讲其他故事，但是在写定成文之时则会把故事删掉。这也是口头讲经与写定文本之不同。劳悦强进一步注意到《注维摩诘经》中鸠摩罗什的注释与其弟子的不同，罗什的弟子注经更多关注概念，而罗什讲经中喜欢讲故事，介绍外国的风俗掌故，他总结为“借题发挥”。罗什讲经中所说的三十多个故事，很多是随机应变，与经文原意未必相关，为了宣教，往往刻意出奇，引人入胜，鼓励人心向善。而中国人没有以“讲故事”来注释经典的习惯，或者写下注文的时候把故事删掉了。劳悦强这个观察可以佐证佚名《孝经注》残卷所受的佛教讲经之影响。

此外，皇侃《论语义疏》在解释“公冶长”时，花了不少篇幅来讲述了公冶长解鸟语的故事。皇侃在疏文末端则说：“然此语乃出杂书，未必可信，而亦古籍相传，云冶长解鸟语，故聊记之。”皇侃虽然认为这个故事未必可信，但还是专门记下来了，一方面是展现博学，另一方面也是记异，带有猎奇的意味。这种六朝人解经采取讲故事的方式，材料还是太少了，至于儒家注疏与讲经文、变文的关系，还待有识君子阐明。

皇侃《论语义疏》

另外，作者还提醒我们可以通过敦煌经学卷子去了解当时的社会生活与文化交流。其一，敦煌卷子有些是学生抄写的，他们会在卷子末写上自己的感想，比如P.3433号卷末题记“丁未年十月十六日张坚坚写毕功了。手恶笔苦，多有错厥，朋师见者，即与盖却”，让人读了忍俊不禁。不由得想起吐鲁番地区出土的《论语郑氏注》，当地小朋友卜天寿抄写《论语》之后，在卷子末写上“写书今日了，先生莫咸池（嫌迟）。明朝是贾（假）日，早放学生归”，充满童趣。其二，敦煌曾经被吐蕃占领统治，这些经学卷子上也有藏文的痕迹，比如P.3402《论语集解》有藏文署名和纪年。甚至还有藏文的《尚书》写本，这可能是吐蕃占领时期，吐蕃人主动学习儒家经典的材料。其三，P.2617《周易经典释文》写卷末的题记显示这是由两个人抄写、校勘的，抄写人应该是为科举考试准备的，抄写于河东道却不知为何最后出现在敦煌藏经洞。还有P.3573皇侃《论语疏》写卷正面有“宣谕使图书记”朱印，还有一句“判官氾塘彦寻览”，学者推测可能这是宣谕使从中原带来，留在了敦煌的，所以才有氾塘彦的阅览痕迹。当时敦煌并不流行皇侃的《论语疏》，只有这一件。这些历史的因缘际会，充满了神奇的巧合，也让我们了解到敦煌与内地的文化交流。

“旧学商量转邃密”

《敦煌经学文献八讲》有些内容延续了《敦煌经籍叙录》中的观点，有些在《叙录》中是有详细分析的，在《八讲》中则只是简要概括，也有增加了新观点的，正所谓“旧学商量转邃密”。比如，许建平在论述P.3573《论语疏》时，介绍该卷子研究中面临的棘手问题，就是该如何判定此卷子的性质。P.3573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删削注文，保留疏文。《叙录》中列举了三种观点，该卷子究竟是皇侃《论语义疏》的原貌，还是李方所说的敦煌经师为讲经准备的讲经提纲，还是高桥均认为的这个敦煌本属于特定编者改造过的本子。作者在当时并未对这几种观点进行裁断。而在《八讲》中，作者增加了丁红旗的新说法，丁红旗认为这个卷子是唐代士人为了准备明经科考试而偷工减料的有意摘抄，而不是讲章性质的摘抄。作者显然也不完全认同此观点，在章后思考题提出了一个问题，P.3573究竟是删节本还是皇疏原本，学界尚无定论，可以进一步讨论。

再比如介绍S.133《群书治要·左传》时，该写卷无经文，只有传文，杜注是删节过的。作者接受陈铁凡的观点，认为这是敦煌地区学生学习的课本，但是也修正了陈铁凡关于这个本子时代的判断，认为是盛唐之后的写本。在《八讲》中进而论述，当时大量《左传》写本是节选，体例相似，这些写本只是效仿《群书治要》对《左传》进行删节，而非全都是从《群书治要》摘抄的。还有，《叙录》在介绍《春秋左传》的写本时，多次提及李索《敦煌写卷〈春秋经传集解〉校证》中的录文，而在《八讲》中则直接对此著作进行严肃的批评，就是李索将写卷文字原样录文，导致其录文不可靠，也不可读。这种语气在全书的叙述中是少见的，令人深思。

《八讲》在第241至243页讨论P.3274佚名《孝经郑注义疏》残卷的命名与该卷性质的判定，该卷省略经注、疏语也有删节省略，缺失篇首，卷无尾题，卷末署上“天宝元年十一月八日于郡学写了”。这个写卷的作者、撰述时代，皆有疑问。王重民认为是元行冲的《御注孝经疏》，因为疏语似唐人《正义》，且与邢昺疏合者十三四。日本学者林秀一将其命名为“孝经郑注义疏”，其中多有六朝特有的古字、俗字、省字，且出现的“刘先生”等对齐梁经师的尊称，基本可以认定是六朝义疏，甚至推断是皇侃或其同门生所撰。而陈铁凡则反驳以上两者的说法，提出该卷内容上来看是针对郑玄《孝经注》的解释，但作者非皇侃或其同门，他认为是断在天宝元年前的孝经学者。后来陈金木在《皇侃之经学》中为陈铁凡的说法提供了详细的对比论证，将敦煌本的疏语与《孝经注疏》中所引的皇侃之语进行对比，没有完全相同的，甚至有互相抵牾的。另外，陈鸿森认为这个卷子的体例和义疏体裁不同，应该改为“孝经义记”更准确，撰作时代则可以定在梁隋之间。以上诸家观点皆值得重视。

P.3274《孝经郑注义疏》（局部）

陈金木的研究确实是非常细致的，不过他认为林秀一的推测没有足够的依据，比如“刘先生”不一定指的是“刘瓛”，“贺步兵”不一定指“贺玚”等，这一点倒是过于保守了。陈鸿森已经论证了《隋志》所载的《尚书义》三卷撰者“刘先生”就是刘瓛，这两个称呼所指，疑问不大，南朝人特别是梁陈学者才会对刘瓛使用这样的尊称。而且更重要的是，从义疏学的体例上来讲，该卷子具有六朝义疏的特点，而非隋唐义疏的体例，年代不该断得那么晚。六朝义疏从形式上来说有些显著特点，科段与问答，还喜欢引用诸多异说。这些在隋唐义疏中少见，唐代《五经正义》更是有意识地删去六朝义疏里的科段与问答。而这个卷子开头就有科段，《庶人章》“袁司空问”这个省略形式的问答体，且处于该段疏文的末尾；还多引异说，有“一解云”等说法，符合六朝义疏的特点。

另外，从解经思路来看，这个卷子疏语也有六朝人解经“辩名析理”的特点，喜欢对具体的概念进行“辩名析理”，区分那些相似的概念。比如《孝经·谏诤章》对“慈、爱、恭、敬”这几个概念的分辨，其解经思路诚然是齐梁义疏文本，不似隋唐人所做。还有六朝人解经对“义例”非常敏感，在《孝经·广至德章》中，撰者注意到之前的篇章里引诗“凡诗皆在章末，而此独在中央者”这个现象需要解释，他认为是“为义然也，故异恒例”。还有对“心”“迹”的区分，使用了“体”这个概念，像是“体用”这对概念没有成熟之前的草创时期，这些内容都有六朝思想的特点。陈鸿森将此卷子断在梁隋之间是对的，如果要更细一点，我认为应该是梁陈时期。而陈鸿森认为这个卷子应该叫“义记”，这样的说法似乎有点冒进了，若以为六朝义疏都是随文而释的，恐怕是对义疏的理解太狭隘。从《隋志》所载来看，义疏体在六朝的范围应该更广泛，包括很多种类的义疏体裁，有随文而释的义疏，还有纲要型的义疏，只是解题目的义疏，听讲笔记型的义疏等等。如果因为这件卷子经注疏有所省略，而被认为不是“义疏”，那么恐怕并不妥当。当然，将其定义为“义记”也是可以的，但是要将其与能找到的六朝义记进行比对，才能确定是否为此种体裁。至于许建平所提出的，“该写卷的经、注内容有大量的删削，而且所删削内容没有规律，甚至把经文注文删去，而使疏语没有着落，可知不能是有意识地删去相关内容，而是偷工减料所致”。不知是否受到丁红旗对敦煌本《论语疏》性质判断的影响，这个说法可能需要更多详细的论证，才能使人信服。林秀一《敦煌遗书〈孝经〉郑注义疏》中已经注意到“本书不类后世《孝经》义疏，涉及全体经注之解释，而是从《孝经》各章中逐次摘出可质疑之经文、注文，加以解释。故作为《孝经》之义疏，繁简粗密不定，终有未成之感。然亦因如此，作为《孝经》义疏乃存其原始形态者”。林秀一所说的这个卷子保存六朝义疏的原始形态，属于大胆猜测，不一定能成立。但他提出该卷的经注是撰者有意识摘出来加以解释的，而疏文针对的很多地方确实是有疑难或者存在争议的。所以，这个问题还有待研究。

如果一定要给《敦煌经学文献八讲》挑个毛病，我觉得有些叙述的详略之间可以斟酌。比如有时候介绍敦煌文本的相关研究状况，只是简单列举文献，没有概括其观点。这种情况出现得还不少，会让读者的阅读体验有种戛然而止的感觉。或许这是课堂讲授中应有的留白，“点到为止”，不能什么都灌输给学生，需要学生自己去阅读和理解。比如前言第2至3页“至于为什么敦煌经籍写本中，十二经中缺了《周礼》《仪礼》《公羊传》，赵和平教授《敦煌儒家经籍的几个问题》一文已作了很好的解释，可以参看”。这是个挺有趣的问题，所以还是应该概述一下这篇文章的观点，哪怕只是一两句话，以免读者检阅之烦。感兴趣的读者自然会去找相应的论文来读，但如果只是想了解个大概的读者，于此则会觉得阅读突然中断，显得行文不够流畅。

有些地方也应该再增加些脚注，让全书内容更加丰富。比如在介绍P.4905、P.2535《春秋穀梁经传解释》时，说这是之前从未见过的《穀梁传》注本，意义非凡，介绍了罗振玉和刘师培的研究。王天然《〈穀梁〉文献征》一书中有章节“敦煌残卷伯4905、伯2535《春秋穀梁经传解释》考”对这两个残卷逐条辨析，脚注中可以增加此研究成果的介绍。还有，第206页介绍日本学者高桥均对敦煌《论语疏》的研究论文，高桥均将日本旧抄本的《论语义疏》与敦煌本进行对比研究，可以给敦煌写本研究带来很多启发，他的这些系列论文已经结集成书，即《論語義疏の研究》（2013），脚注中也可以补充。另外，第242页脚注中介绍的林秀一的论文已有汉语翻译，也可以加上去。

敦煌经学文献的治学津梁

就《敦煌经学文献八讲》的撰述初衷而言，是为文献学研究生撰写教材，从这个角度来讲，这是一本非常优秀的研究生教材，既有丰富的知识，又教授研究方法，还有研究兴趣的引导。阅读敦煌经学文献，读者应具备相应的经学基础知识，所以这本书在每一讲开始部分，都对相关经典的状况有所概括。介绍得也很全面，如对《周易》的经、传、注、义疏、音义等文献皆有介绍，读者可以从中获得扎实的基础知识。另外，还提点了研究方法。作者介绍海内外专家的代表性观点，通过学术史的回顾梳理，概述问题症结之所在，进行裁断。这实际上也是在引导学生，如何从学术梳理中发现值得研究的问题。敦煌文献研究中实际上很难获得完全确定不移的答案，作者秉持一种严谨的学术态度，下结论都很谨慎，很多问题都留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这样的引导，很容易激发读者的学术热情。全书在每一讲之后还提供更多参考阅读的书目，指出读者深入研究的路径。

此外，需要专门指出一个读者容易忽略的地方，就是每章之后还附有精心设计的思考题。这些思考题并不是随便提出来的，每一道题都可以作为进一步研究方向的指引。这些题目大概可以分为五类。一者，是专就敦煌经学文献形式上的研究问题，即敦煌经学卷子的分类、定名、缀合方面的问题，或者是判断写卷本身的性质，如前文提到的《论语疏》可以进一步探讨。二者，点出敦煌经学文献有些需要解释的现象，比如为什么敦煌写卷中只有一件唐玄宗御注《孝经注》，这个现象的原因是什么？三者，要求学生进行比较研究，比如提出某个具体的敦煌卷子可以与其他地区的出土的汉代或战国同类文献进行对比研究。四者，针对敦煌卷子研究文献的思考题，由已有的研究争议焦点，而学界尚未有定论的，都可以进一步研究。五者，让学生评述已有的某个大家的研究或者某个观点，比如评述刘师培对P.2535写卷的研究。因此，这本书也可以当作研究手册，善于读书的读者可以从这些题目中领悟为学的门径，如何进行研究，从中感受怎么选题，从哪方面用功，根据写本的特点采取不同的研究角度。敦煌经学文献还有很多问题尚待解决，不会让人觉得题目已经做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