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穿铁砚与遗祸万世：历史夹缝中的桑维翰

在五代十国那个政权更迭如走马灯般的乱世，有这样一位充满争议的人物：他身短面长、相貌丑陋，却胸怀宰相之志；他辅佐石敬瑭建立后晋，居功至伟，却因力主割让幽云十六州而背负千古骂名。

他就是桑维翰——一个在功绩与罪过之间被反复撕扯的历史人物。

一、铁砚磨穿的求仕之路

桑维翰（898年—947年），字国侨，河南洛阳人。他出身于小官僚家庭，父亲桑珙是河南尹张全义的客将。

据《新五代史》记载，桑维翰“为人丑怪，身短而面长”，但他对此毫不自卑，反而常对镜自叹：“七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

这句话既是他对自己相貌的调侃，更是其雄心壮志的表露——生逢乱世，他要做的是宰辅之臣。

桑维翰的科举之路并不平坦。由于“桑”与“丧”同音，主考官厌恶其姓，多次将他黜落。有人劝他放弃科举另寻出路，他却铸了一只铁砚向众人展示，并立誓：“砚弊则改而佗仕。”——除非铁砚磨穿，否则绝不改行。

最终，在后唐同光三年（925年），桑维翰凭借其父与张全义的关系，得以进士及第。长兴二年（931年），他投入河阳节度使石敬瑭幕下，任掌书记，从此与这位未来的后晋高祖结下了不解之缘。

二、“兴晋”之功：促成后晋建立的谋主

清泰三年（936年），后唐末帝李从珂猜忌石敬瑭，下令移镇。石敬瑭惶惑不安，召集幕僚商议对策。在众人或主“遵命”或主“观望”的犹豫中，唯独桑维翰与刘知远力劝起兵。

桑维翰更提出了一条大胆而屈辱的计策：向契丹求援，以称臣、称子、割地为代价，换取耶律德光的支持。

这是一次赌博。石敬瑭派桑维翰草拟了向契丹称臣的表文，其中“请以父礼事契丹，约事捷之后，割卢龙一道及雁门关以北诸州予契丹”。

当此之时，卢龙节度使赵德钧也以重金贿赂耶律德光，请求立己为帝。石敬瑭惧事不果，桑维翰亲赴契丹大营，“跪于帐前，自旦至暮，涕泣争之”，最终说服耶律德光放弃赵德钧，全力支持石敬瑭。

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评价此事时说：“卒以灭唐而兴晋，维翰之力也。”这是对桑维翰历史功绩的肯定——没有他的奔走谋划，后晋能否建立实属未知。

石敬瑭称帝后，桑维翰被授翰林学士、礼部侍郎、知枢密院事，旋即升任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兼枢密使，成为后晋开国第一权臣。

三、治世之能：后晋的内政建设

如果只看桑维翰在后晋内政方面的表现，他堪称一代能臣。据《旧五代史》记载，他当政期间提出了一系列治国方略：“推诚弃怨以抚藩镇，卑辞厚礼以奉契丹，通商贾以丰货财，兴农、兴交通、打击豪强，理顺政务。”

他在相州节度使任上，曾做了一件惠及天下百姓的善政。按照河朔旧例，凡抓获的盗贼都要籍没其家产。

桑维翰认为“律无明文”，上奏请求废除这一苛法。石敬瑭采纳其议，下诏“今后凡有贼人准格律定罪，不得没纳家资，天下诸州皆准此处分”。自此，盗贼之家免于株连籍没，百姓得以安居。

天福七年（942年），石敬瑭去世，出帝石重贵即位。面对契丹的军事压力，桑维翰再次被起用，拜中书令、枢密使，封魏国公。

史载他“事无巨细，一以委之，数月之间，百度寖理”。其过目不忘、办事敏捷、勤于治理的才能，深得时人称赞。

在对外关系上，桑维翰坚持“与契丹未可争者七”的主张。他上疏详细分析了契丹的强大、后晋的虚弱，提出七条不可与契丹开战的理由，其中“契丹数年来最强盛”“土地广而人民众”“戎器备而战马多”等分析，颇有远见。

他力主维持和约，以“卑辞厚礼”换取和平发展的时间。这一策略在当时后晋国力疲弱的情况下，未尝不是务实之举。

四、万世之罪：割让幽云的千古骂名

然而，无论桑维翰在内政方面有多少建树，他都无法洗刷一个根本性的罪过——协助石敬瑭割让幽云十六州。

这片东起幽州（今北京）、西至云州（今大同）的广大地区，是中原王朝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天然屏障。从此，契丹的骑兵可以长驱直入华北平原，中原门户洞开。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对此痛心疾首，将桑维翰定位为“万世之罪人”。

他写道：“祸及万世，则万世罪人，自生民以来，唯桑维翰当之。”在他看来，割让幽云不只是石敬瑭的个人耻辱，更是遗祸四百年的民族灾难——“于是而五代之民，尽陷于夷狄之役”。

王夫之的愤怒并非无的放矢。幽云十六州的割让，不仅改变了当时的战略格局，更深远地影响了此后数百年的历史走向。

北宋立国后，始终为收复幽云而努力，却终未能成功，直至被金、元所灭。后人追溯祸源，桑维翰难辞其咎。

五、悲剧结局：亡国之际的最后气节

开运二年（945年），桑维翰因得罪石重贵的宠臣李彦韬、冯玉等，被罢相出为开封尹。契丹南侵时，后晋大将杜重威投降，耶律德光派降将张彦泽率骑兵先入开封。国难当头，左右劝桑维翰避祸，他却慨然道：“吾为大臣，国家至此，安所逃死邪！”安坐府中不动。

张彦泽率兵入府，桑维翰厉声质问：“吾晋大臣，自当死国，安得无礼邪！”这位曾在战场上骁勇善战的武将，竟被他的威严震慑得“股栗不敢仰视”，退而叹曰：“吾不知桑维翰何如人，今日见之，犹使人恐惧如此，其可再见乎？”当晚，张彦泽派人将桑维翰缢杀，时年四十九岁。

六、复杂的历史评价

桑维翰的一生充满矛盾。他“磨穿铁砚”的执着，显示了一个寒门士子改变命运的顽强；他“兴晋”的功绩，展现了一个谋臣的政治才华；他废除籍没家产的善政，惠及百姓；他临终前的从容赴死，令人肃然起敬。

然而，所有这些都无法抵消割让幽云十六州的罪过。正如后世史家所评价：“大义有亏，但对国家建立有功。”

他的悲剧在于，他并非秦桧那样纯粹的奸臣，而是有着治国才能、甚至在某些方面值得称道的能臣，却因一着失足而遗臭万年。

王夫之说得严厉：“自有人类以来，天地不容之罪，唯桑维翰当之。”这话虽然极端，却道出了一个基本事实：在民族大义面前，任何个人功绩都无法为之遮丑。

桑维翰的历史评价之所以复杂，正是因为他在功绩与罪过之间的巨大反差——治国有道，却卖国有罪；其行可议，其罪难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