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战火蔓延，会引发美国经济衰退吗？

疫情后的美国经济展现了惊人的韧性，从通胀飙升、俄乌冲突到美国加征关税，一连串冲击与危机都未能将其击垮。专家和分析师们不断预言“不可避免的衰退”，2024年唱衰拜登经济如是，去年特朗普加征关税后亦如是，但都未能应验。

如今，高管们不无道理地提出疑问：席卷中东的美以对伊朗战争，是否终将引发美国经济衰退？虽然战争对新闻头条和能源价格的影响显而易见，但其对经济的影响却远非如此清晰。战争总是迫使分析师在不可知的地缘政治动荡之上，做出不可靠的宏观经济预测。

在此情境下，领导者能做的最好的事，是深入思考地缘政治驱动因素，以及能源危机传导至实体经济的渠道。尽管这场冲突可能导致多重逆风叠加，将美国经济推入衰退，但这远非定局。

历史教训的陷阱

地缘政治动荡时期，专家和分析师常转向历史寻找先例和模板。历史上充满了能源危机的案例，但也容易误读。

以1990年经济衰退为例。海湾战争爆发后油价飙升，是对本已因1980年代末储蓄贷款危机而脆弱不堪的美国经济的最后一击。当时经济对油价的敏感度远高于今日，单位产出的能源消耗是现在的两倍。沙漠风暴行动后，油价回归温和水平，为复苏扫除了这一障碍。情境至关重要。

从1970年代石油危机中汲取教训也充满诱惑但暗藏风险。能源价格飙升造成了巨大破坏，因为通胀预期“脱锚”，这意味着高能源价格毫无阻碍地传导至利率，严重削弱了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应对经济疲软的能力。而如今，通胀预期牢牢锚定。

历史具有独特性，并无固定公式。今天什么才是关键？

持续时间比价格更重要

尽管油价总能登上头条，但价格波动的持续时间比价格水平更重要。油价在300美元维持几天，远好于在150美元维持数月。

战争进入第三周，在双方对上游石油设施的攻击升级后，以“天”为单位的短期持续时间已越来越不可能。难点在于无人——包括白宫——知晓战争将持续多久。尽管华盛顿可以决定升级局势或寻求退路，但伊朗领导层的决策也是其中一环。

随着伊朗政权固守立场，其对能源价格的影响仍高度不确定，而其战略考量可能与特朗普政府截然不同。

虽然远非绝对可靠，但金融市场或许能提供关于可能持续时间的最佳判断。它们持续纳入新信息，并产生企业可用于对冲未来风险的实际价格。尽管近期油价已剧烈波动43%（截至3月19日，从每桶67.02美元升至96.14美元），但2026年底到期的期货价格波动幅度则更为温和，涨幅为23%（从63.73美元升至78.41美元）。换言之，交易员总体上认为战争持续时间有限，冲击更多是对低油价机制的打断，而非跃入高油价机制。

冲击如何传导至实体经济

即使能源价格冲击的长度和程度不可知，我们仍可开始勾勒这些逆风减缓经济、并可能将其推入衰退的传导渠道。

首要区别在于供应中断与价格冲击。供应中断并非平等冲击所有经济体；霍尔木兹海峡关闭主要冲击亚洲经济体，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欧洲。然而，油价是全球性的，因此能瞬间传导至世界经济的各个角落。

对美国经济而言，能源价格传导至宏观影响有五大渠道值得考虑：

1. 通胀与实际工资

能源价格上涨推高通胀，对无法避开加油站的消费者而言构成实际工资削减（购买力下降）。2026年实际工资增长预计在0.7%左右，在此经济周期中，它是美国消费增长的关键引擎（另一引擎——招聘——已陷入停滞）。短期能源价格飙升可能仅削减约0.1%，但持续上涨可能抹去今年所有实际工资增长。尽管如此，家庭可以通过减少储蓄来缓冲能源冲击对消费的影响。

2. 财富效应

股价下跌相当于资产负债表冲击，会抑制消费，尽管我们仍强调其韧性。当前股市跌幅（-5%）尚未达到技术性回调的标准（定义为跌幅超过-10%），即使进入熊市（跌幅达-20%）也未必引发经济衰退。仅本轮经济周期内，就曾两度出现未伴随衰退的熊市（2022年与2025年）。即便市场下跌20%，美国企业整体资产负债表仍将保持相对稳健。

3. 投资

波动性和不确定性削弱企业信心和投资，导致项目暂停、推迟或搁置。持续高油价可能刺激部分能源行业投资，但不足以抵消经济其他领域因项目暂停、推迟或取消而造成的损失。不过，作为经济增长重要推力的AI数据中心建设热潮，其发展势头不太可能因油价波动而根本性动摇（尽管该行业本身也存在风险）。从总体趋势看，商业投资将成为经济增长的又一阻力，但若冲突持续时间有限，我们预计其负面影响将较为温和。

4. 金融状况

金融市场的波动性可能增加信贷流动和成本，并抑制资本市场活动。大多数美国企业的活动对油价并不特别敏感，但市场波动、估值下降、高信用利差或信贷条件收紧，都会给寻求招聘或投资的企业造成摩擦。此处的影响方向也是负面的，但我们预计其宏观影响较小，除非冲突进一步升级。

5. 货币政策

即使美国央行倾向于关注核心通胀而非能源驱动的通胀，新一轮模糊且高于其政策目标、并持续走高的通胀数据，也可能削弱其主动降息以支撑经济的意愿。自战争开始以来，市场对政策路径的降息预期减少，也证实了这一点。这构成了又一个增长阻力，尽管其影响程度相对有限。

高管应如何应对

在高层领导者应对这场最新冲击时，我们建议：

1、勿混淆地缘政治危机与宏观经济危机。前者可导致后者，但亦有许多地缘政治危机未留下宏观经济印记的例子。

2、分析，而非预测。在这种情况下，高管能做的最好是分析冲击的驱动因素及其传导至经济的渠道，并随着事实演变重新评估。

3、审慎参考历史，警惕类比陷阱。差异往往比相似性更具洞察价值。要摒弃“历史必然重演”的思维定式——历史的每一章都是独特的创作。

4. 建立系统性思维。经济风险的本质不在于冲击事件本身，而在于系统遭受冲击时的状态，以及各利益相关方随之产生的复杂反应网络。

5. 警惕“末日叙事”的诱惑。舆论场往往青睐那些擅长描绘极端悲观图景的声音。理解下行风险固然关键，但对极小概率的尾部风险更需保持审慎——应深入拷问：究竟在何种极端情形下，所有预设的“系统性断路器”才会同时失效？

系列冲击 vs. 多重冲击叠加

过去几年，专家们常从冲击和危机中推断，常引用历史先例自信地预言灾难。但在每次（通胀、利率、战争、关税）推断中，都误判了经济的韧性。每次冲击都带来了周期性风险和不确定性，但无一强大到足以压倒经济扩张。

新冠疫情后的经济扩张如今已进入第六年，可谓久经考验，或许也疲惫不堪，需要时间从每次挫折中恢复。最大的风险并非单一冲击，而是多重冲击叠加，共同压垮经济的韧性。

但无人知晓一系列冲击在何处结束，多重冲击叠加又从何处开始。经济消化了通胀冲击和高利率后，关税再次重创经济——但衰退仍未发生。

如今，随着特朗普“解放日”一周年临近，正当经济看似筑就更为稳固的根基时，新一轮冲击已骤然降临。当“可被逐步消化的连续冲击”与“难以承受的多重危机叠加”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经济面临的系统性风险已然清晰浮现。根据上述传导渠道，价格上涨持续时间越长，越可能剥夺经济维持所需的基本支撑力。

菲利普·卡尔松-斯莱扎克（Philipp Carlsson-Szlezak）、保罗·斯沃茨（Paul Swartz）| 文

菲利普·卡尔松-斯莱扎克是波士顿咨询公司纽约办公室董事总经理兼合伙人，公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合著《冲击、危机与虚假警报：如何评估真实宏观经济风险》（哈佛商业评论出版社，2024年）。保罗·斯沃茨是BCG亨德森研究所执行董事兼高级经济学家，驻波士顿咨询公司纽约办公室。合著《冲击、危机与虚假警报：如何评估真实宏观经济风险》（哈佛商业评论出版社，2024年）。

周强 | 编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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