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电影：一种局部的、未完成的现代性

【序】

1897年11月21日在议事亭前地的华人餐馆中，电影首次传入澳门，与上海、香港几乎同步，这让澳门成为华语电影放映史的地理起点之一。这一事件，标志着一个现代视觉媒介在远东葡萄牙殖民地的登陆。然而，回顾整个20世纪，澳门的电影生态主要由放映业构成。从早期的“解画”现场到后来的多厅影院，形成了一个稳定却略显被动的消费市场。

与其活跃的放映史形成尖锐对比的，是创作史的长期沉寂。在1995年合拍片《大辫子的诱惑》出现之前，可被视为“澳门电影”的叙事长片近乎空白。这种“放映”与“创作”的严重脱节，构成了澳门电影史最核心的特征：它始终是一个活跃的“市场”和“取景地”，而非一个具有生产主体性的“创作源”。

（电影《大辫子的诱惑》剧照）

这种状况在1999年澳门回归后开始发生变化。在特区政府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化的国家战略下，电影被明确纳入文化产业范畴。澳门文化产业基金、文化局的“电影长片制作支援计划”等财政工具相继设立，旨在激励本地创作。其直接结果是催生了一批以“澳门影像新势力”为代表的短片，以及零星出现的本土长片，如由徐欣羡执导、深刻勾画城市变迁的《骨妹》。然而，到今天我们也无法否认澳门电影的根本困境是，澳门缺乏维持电影再生产所必需的最小市场规模、专业人才梯队及完整的工业分工体系。创作者多为兼职，作品难入商业发行，传播局限于本地影展与文化节庆。这导致了一种“扶持下的内循环”：创作依赖公共基金启动，在本地展示，却难以形成可持续的商业回报与职业路径。

（电影《骨妹》剧照）

在此语境下，2025年落户澳门的亚洲艺术电影节（Asian Art Film Festival，AAFF），可被视为一种试图从内部重构本地电影网络的结构性干预。电影节并非孤立的文化事件，而是一个连接多方的平台节点：它整合了澳门文总的政策资源、电影协会的业界经验，以及各大高校的学术与人才力量。特别是通过设立“澳门光影”创投单元，电影节试图扮演“项目转换器”的角色，将分散的创作灵感，转化为符合国际标准、可融资的“项目案”。这一举措，直指本地创作从“点子”到“片子”过程中最薄弱的一环。需要强调的是，“网络重构”的一个至关重要的节点是对本土观众的培养。一个健康的电影生态，不能只有创作者和扶持基金，还必须有懂得欣赏、愿意买单的观众。

当然，电影节的效能仍面临深层制约：产业结构不全，缺乏摄影棚与后期团队、人才断代，以及本土扶持机制的不够完善，本地影展常因策展视野、行业影响力有限而难以跻身主流话语体系；而政府的扶持基金则时常面临合格申请项目稀少的窘境。这暴露出了澳门电影产业在从个人化创作到工业化项目之间，存在着专业开发环节的全面缺失。

因此，面对这刚刚迈入第二届、却首次完整搭建起展映、创投、论坛与大师班等全套议程的亚洲艺术电影节，我们很难不心生期待。而本届亚洲艺术电影节多重活动的设置对于澳门电影而言更像是一场测试与“网络重构”。它测试本地机构能否协同工作，测试高校教育能否与产业需求对话，测试本土故事能否承载超越地域的普遍价值。它的最终目的，或许并非在短期内“创造”一个成熟的电影产业，而是试图通过引入国际标准与资源，刺激并帮助澳门在本土创作、教育培养、政策协调之间，建立起更有效率的连接，从而为其“未完成的电影现代性”寻找一种可能的、局部的发展路径。其成败，将不取决于一届活动的规模，而取决于它能否在电影节周期结束后，在本地留下可延续的工作方法与更紧密协作的行动者网络。

01

当“亚洲艺术电影节”的金字招牌悬挂于澳门酒店外墙时，一个必须被置于历史与产业维度审视的问题是：这标志着澳门电影生态的结构性升级，抑或是其长期作为“取景地”而非“创作源”这一尴尬处境的又一次文化装饰？

澳门境内及周边区域（如珠海横琴）以“亚洲”或“澳门”为名、并冠以“国际”的影展活动层出不穷。然而，衡量一个电影节/展的国际声望与产业辐射力，核心不在于名号的宏大，而在于其议程设置的深度与审美权力的独立性。

过去，行业习惯于引用国际电影制片人协会（FIAPF）的分类体系（如所谓的A、B、C、D类）作为评价标准。事实上，电影节的分类并不是在讨论电影节的级别，而是根据电影节的特性将其分为了这四类，它们分别代表着竞赛型非专门类、竞赛型专门类、非竞赛型电影节、纪录片和短片电影节。然而，在今年3月中旬FIAPF又对这个认证标准进行了一次调整，简单来说，根据当前FIAPF的认证标准来说，现在的国际电影节分为A级（A-list）与非A级。

一个常规且具备产业造血功能的国际电影节/展，绝不仅仅是颁奖典礼的堆砌，它应当是一个有机生长的生态系统，至少包含三大核心支柱：一是高质量的展映单元，构成内容展示、审美评价与观众对话的核心，最重要的是在展映的环节发现新大师，定义电影艺术的新坐标，而非单纯的做一个“放映员”；二是专业的电影市场与创投平台（Project Marke），为项目融资、合拍及发行提供真实的交易场景，孵化出项目才是正道；三是深度的产业论坛及大师班，促进行业前沿对话与新生力量的培育。

反观澳门多数本土影展，往往高度集中于“颁奖”这一单一环节。这种模式实质上更接近于奥斯卡等纯奖项典礼，其体量与功能无法等同于一个完整的电影节。由于缺失了作为“产业枢纽”最关键的展映交流与市场交易部分，这类活动难以对本土创作生态产生实质性的拉动，更像是一场场热闹的“文化快闪”。

这一现象与澳门在影视产业链中的历史定位直接相关。长期以来，澳门因其独特的城市景观，在大量华语及国际影视作品中扮演着“取景地”角色。这种“被拍摄”的被动关系，并未自动转化为本土制片能力、编剧人才或导演群体的积累。电影产业的核心价值在于叙事权与内容生产，而非地理景观的租赁。因此，各类“国际”电影节的名号与本土创作实质的贫乏之间，形成了醒目而刺痛的反差。

在此背景下，亚洲艺术电影节被赋予的“破局”期待，不应仅是另一场文化盛事，而必须是一个针对系统短板的精准介入。其关键考验在于：能否建立起一个包含严肃选片、系统展映、有效创投及产业对话的完整议程，真正向一个FIAPF认证的国际标准看齐。特别是其“澳门光影”创投单元，能否真正成为连接本土故事创意与区域乃至国际制片资源的可靠通道，让本土创作者不必背井离乡，也让澳门本土的扶持基金找到合适的项目。

电影节的成功与否，将不再取决于开幕式的星光或媒体报道的热度，而取决于它能否在活动周期之外，持续为澳门催生出具备专业完成度与市场潜力的电影项目，并逐步扭转其从“取景地”到“创作源”的产业身份。这并非一次文化包装所能达成，而需要基于对电影工业规律的尊重，进行长期、务实且系统的生态构建。毕竟，一个电影节的声望（prestige hierarchy）建立除了首映权还应包含着项目的孵化成效。

（首届亚洲艺术电影节现场图）

02

如上所述，现阶段澳门电影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如何扶持本土力量，换言之如何改变澳门从一个“取景地”成为一个故事的“发生地”。那么亚洲艺术电影节在澳门寻求的“扎根”，便不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一场需要在具体的人与事之间穿针引线的漫长实践。

在笔者看来，这场实践的成败，绝不仅仅取决于电影节组委会的策展能力，更在于它能否真正走进本地电影生态的肌理，编织出一张由关键机构构成的“行动之网”。这张网不仅要汇聚资源，更要让不同的目标在此碰撞、转化、生出新的可能。本届电影节试图整合澳门资源的核心，正是要与三大本地力量建立深度的“血肉联系”。

首先，就是要将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文总）的宏观政治诉求与澳门电影协会的行业诉求进行有效地连接与整合。文总的宗旨在于文化基地建设、中华文化传播与国际交流，其运作逻辑偏向于顶层设计与资源整合。澳门电影协会则凝聚了数十年来本土创作者在有限市场与资源环境中的具体实践、经验与人际网络，其核心诉求在于为本地创作寻求可见度、渠道与生存空间。电影节的独特价值，或许就在于它能将文总的“战略意图”，翻译成一个个业界可触碰的具体项目，譬如说剧本创投实实在在的合拍倡议。同时，也能将协会里那些带着在地需求转化为可实现的诉求。资源一旦整合，亚洲艺术电影节就不再是一次性的热闹活动，而成了政策、资源与一线实践双向流动的“活水渠道”。但笔者担忧的是，如何避免这种接合流于仪式性的“支持”表态？

其次，是学院机构与产业需求的反馈实验。澳门大学、澳门科技大学、澳门城市大学等高校，无疑是本土电影人才孵化的核心场域。电影节与高校的合作，不应止步于给学生提供一个展映的舞台。在笔者看来，这更像是一场田野演练，将学院派的、理论式的知识直接抛入电影节这个国际化、高浓度的“临时性”的实践中。通过电影市场、剧本创投、大师班和论坛，让电影学院的学生第一次直面市场。值得强调的是，这不仅是给学生的实践机会，更是一次对本土电影教育的“反向调查”。通过这种周期性的碰撞，去试探电影教育的侧重点是否偏离了航向，去鼓励一种更具项目、实践、产业意识的人才培养模式。这正是亚洲艺术电影节开创电影市场、剧本创投板块的意义。

最后，澳门这片土地是复杂的，甚至可以说充满了某种“撕裂感”。就笔者在澳门的实地观察而言，这种矛盾无处不在。这里拥有深厚的历史底蕴，也横亘着庞大的博彩现实。曾陪同事去采访永乐戏院的总经理，在数字化早已普及的今天，他们依然坚持用手写的方式出票。当翻阅那些泛黄的历史片单时，我不禁好奇：在过去那个被封锁的年代，诸如《白毛女》这样的影片，究竟是从哪个关口“逃”过审查来到这里的？又有多少澳门、香港的爱国民众，曾为了看一部电影而特意乘船而来？这些细节让人真切地触摸到，在这座城市看似平静的表面下，中华文脉与爱国情怀曾以怎样顽强而隐秘的方式流动。

（永乐戏院图片）

然而，走出戏院，迎面撞上的却是另一重现实：霓虹闪烁的赌场与赛博朋克般的都市景观，构成了城市的另一张面孔。在这光怪陆离的喧嚣中，严肃的电影文化往往显得微弱，难以成为大众日常的精神主食。

面对如此割裂又共生的环境，本土创作者的处境是微妙的。这既是富矿，那些在手写票根与电子筹码之间的落差、在旧街巷与新城扩张夹缝中的生存状态，都是极具张力的题材；但这也是一道难题，如何在巨大的感官刺激中，捕捉到普通人真实的灵魂？如何不被奇观化的表象吞没，讲出属于澳门自己的故事？

在这样的背景下，亚洲艺术电影节设立了“先锋浪潮”“乡土纪事”等单元，以及专设的“澳门光影”剧本创投，便不再仅仅是常规的策展动作，而是一次主动的“议题设置”，更像是写给这片复杂土壤的“征集令”。去年，电影节表彰了黄婷婷导演的《幸运阁》和徐欣羡的《多想和你再见一面》，这两部扎根本土的作品获奖，本身就是一种鲜明的态度。它在呼唤创作者不要回避这份矛盾，而是潜入其中，在浮躁的时代里守住一份专注，去挖掘被霓虹掩盖的往事，去记录在历史洪流中依然坚韧的面孔。

（电影《幸运阁》海报）

（电影《多想和你再见一面》剧照）

03

综上，亚洲艺术电影节在澳门能否超越一场年度热闹，最终要看它是否真正介入了本地电影生态的“筋骨”。它不应只是一次性的聚会，而应像一枚精准的“文化针灸”，刺激出持续的反应。

如前所述，亚洲艺术电影节首先要做的就是不能只是让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和澳门电影协会在活动那几天临时搭个伙，散场即结束。它必须促成两者建立一种基于具体项目，比如合拍片、人才计划的常态化沟通机制，让跨领域的资源与深耕行业的网络真正流动起来，形成汇聚的澳门力量。

更深层的介入，在于打通教育与产业。教育不该是象牙塔里的闭门造车，必须与市场相通。电影节应当成为一个有效的反馈，将国际产业的标准、创投环节暴露出的本土短板、市场真正渴求的叙事类型，系统地反馈给学校。让课程设计和培养方向不再闭门造车，而是精准回应产业真实的缺失，确保学生学到的本事，出了校门就能用得上。

而最核心的还是直达创作本身。这也是笔者如此关注亚洲艺术电影节的原因，据笔者所知，这是目前唯一一个设立创投路演的澳门本土电影节。通过“澳门光影”等单元的筛选，电影节实际上是在定义：什么样的“澳门故事”值得被讲述、被资助？是鼓励创作者去深挖博彩社会背后的生态、历史社区的变迁、移民身份的迷茫，还是默许大家继续重复拍摄那些光鲜的城市地标？电影节的筛选与奖励，就是塑造未来澳门电影面貌最直接的手段。

从电影史的角度看，一个地区的电影身份，从来不取决于活动办得有多大、明星来了多少，而取决于能否产出一系列有文化自觉、有表达力量的作品。

亚洲艺术电影节若要成为澳门电影发展的关键节点，其历史意义绝不会记录在某届的星光或票房上，而将体现在：在它周期性的推动下，本地的机构协作是否更顺畅了，电影教育是否更务实了，以及最重要的是，是否有一批电影人得以持续创作。当这些作品让“澳门”不再仅仅是故事发生的地理坐标，而成为一种独特的叙事视角和情感结构时，这场“文化针灸”才算真正起了效。

从“被观看的景观”到“主动言说的主体”，这是衡量这 一切的唯一标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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