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先生手中的水晶球 | 顾铮

本文为同济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金石声镜头下的上海七十年》（金华编）序

金石声先生的公子金华兄发来本书PDF嘱为文一篇。非常感谢金华兄对我的信任。自2012年策划《光影惊沧——金石声摄影展》（上海刘海粟美术馆）以来，一直有缘在金华兄的帮助和支持下在策展工作中不断与金先生的摄影相遇，因此不断深化对金先生的摄影实践的理解。这次收到的本书PDF，于我仍然是一次对金先生的摄影实践的探险之旅。本书以金先生长达70年的摄影实践与上海城市的变迁相关联动，逶迤展开其所见上海景象，编辑思路与手法实在高妙。而可说是本书提纲挈领的封面照片，于我更是一个惊喜。其实，过去一段时间里，远在海外的金华兄在其微信朋友圈里不断发布新扫描整理的金先生作品，一直令我（当然不止是我）惊喜连连。每每看到他的朋友圈更新，愈发觉得金先生摄影之深不可测。

尽管如此，本书封面照片还是令我惊喜，甚至惊艳。在此容我就金先生此作饶舌几句。照片中，一只前伸的手将一个水晶球托举空中，也可以认为插入空间，水晶球映出变成倒悬状态的电视塔和当时尚简单的楼群天际线（上图）。就此照片的意趣而言，与金先生摄影的一贯风格从整体上来说并不一致，具有更多的象征意义。但正因为如此，更为我们理解他的摄影实践提供了新的线索和想象的可能。金先生喜自拍，留下大量风格独特的自拍作品，洵为中国selfie（自拍）摄影的先驱。虽然无法像其他自拍照片那样可以通过照片中的个人形象确认照片中的手是金先生的手，但我仍然愿意一厢情愿地视其为金先生的自拍照片。在西方文化传统中，水晶球意象往往被赋予一种神秘色彩，它占卜命运也预测未来。但这张照片，在我的个人认知里，则是城市规划工作者金经昌以摄影的方式为这个城市的未来在祈愿的证据，也是一个对于上海这座城市寄托深情的人的内心映照。因此，这也是对于他作为城市规划工作者的职业生涯的一种高度艺术性的视觉象征。我于城市规划无权滥发议论，但至少可以认为，选择这张照片为本书封面，有一举两得的措意在。金先生的主业是城市规划，摄影是他的hobby（爱好），但本书以这张照片为封面，既提示了本书主人公的工作性质，也将他的工作与hobby完美契合予以概括，可谓天衣无缝地定义了金先生的业绩。

1933年，电通电影公司拍摄《风云儿女》（金石声摄，金华提供，下同）

回到金先生的摄影实践，可以发现，与绝大多数摄影家不同的是，他的摄影总的来说是和自己的个人生活遭际有关。他虽然是狂热的摄影爱好者，但因为主业的原因（也是限制），并不能像其他摄影家那样畅所欲“摄”地去到处拍摄想拍的事物。终其一生，摄影不是他的职业。他摄影的对象与内容由他的专业工作和生活所决定。但是，也因为职业和个人生活的原因，他能够看到、拍到的事物又有不少是其他人拍不到或者没有条件拍到的。比如，1930年代因为亲戚金山的关系拍摄到的电影摄制场景。又比如，1950年代东德同行专家来华工作的情景也不是一般人可以拍到的。而1960年代同济大学师生到农村接受“再教育”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也因为他的身份得以看见并摄存下来。因此，也许可以这么说，他的摄影就是尽其可能地以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把个人生活和社会变迁水乳交融起来。而且，他是真正做到了“不以善小而不为”的摄影家。观看日常事物，发现日常的惊异之处被他作为日常的观看功课，由此他了无遗憾地拍摄了他的所见，成全了一个忠实于自己时代的个体与时代的视觉相遇。金先生的摄影之快乐在于一息尚存就要拍照，因此他的摄影的意义和价值并不依赖于什么重大题材来定义，而在于其在日常中隆重对待日常而来的意外实践收获。当然，他机缘巧合地遭遇重大历史事件时拍摄的照片，如1937年日寇轰炸上海的景象，更为他的上海摄影的丰富与复杂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1958年，东德城规专家雷台尔（右）在衡山饭店住处

金先生的漫长的摄影生涯，与上海这个城市的发展是同步的。上海的变化、发展与进步，也入了金先生的眼和镜头。但他的上海摄影，或许可以说在内容和对象上是变化发展的，但他的观看方式和摄影理念却是一以贯之的，始终不变的，那就是忠实于自己的艺术观。他与上海这个城市的距离可以说是密接而疏离。密接是时时刻刻不离不弃地关注其日常，疏离是持守自己特有的审美和立场，以及不被现实左右的悠然。如此，金先生以摄影与上海长相厮守的70年，是个人“尽精微致广大”地观视上海的70年。他的摄影观视没有题材、任务与使命的压力与要求，完全是他个人判断美学审视的结果，结果反而胜任愉快地真正赋得了具有个人独立品格的上海日常史诗。以这么一种独特的方式和一个其所爱的城市长相厮守70年，是人生中的一件多么美好的、幸福的事。金先生是至福之人。而上海，难道不应该感谢金石声先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