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危机蔓延，为什么必然波及红海？

一艘满载沙特原油的油轮从延布港驶出，缓缓进入曼德海峡。

在这条仅20余公里宽的海峡北侧，也门胡塞武装的无人机正在待命。

过去几年，这样的场景从人们的“假设”变成了“何时”的问题。

伊朗危机改变中东地缘政治的格局之大，前所未有。

长期以来，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能源市场的命门，伊朗也将其作为与西方博弈的核心筹码。但这场危机的发展轨迹显示，德黑兰正在将博弈空间向西延伸——红海与曼德海峡俨然也从“次要战场”升级为战略重心。

而对于非洲之角的国家来说，这场他们既无法左右、也无法回避的危机，成了地缘政治与经济稳定的最大外部变量。

1.伊朗的博弈逻辑

霍尔木兹海峡的威慑价值被透支得很厉害。

伊朗确实有能力威胁这条全球三分之一的液化天然气和近五分之一石油运输必经的航道，但封锁霍尔木兹的成本极高，它意味着与美国的直接军事对抗，同时也会激怒所有依赖海湾石油的国家。

正因如此，伊朗多年来虽反复发出威胁，却从未真正付诸行动。

现在红海提供了另一种选择。

曼德海峡的物理特征决定了它的脆弱性。

海峡宽度仅20余公里，航道被丕林岛分割为两条通道，最窄处不足三公里。

反舰导弹、无人机、水雷甚至高速武装快艇，都可以在极短时间内对通行船只构成实质性威胁。

更重要的是，伊朗不需要亲自出手——也门的胡塞武装提供了完美的“代理前端”。

过去十年，胡塞武装自己证明了自己可堪大用，具备复杂的作战能力。

从无人机袭击沙特阿美石油设施，到使用反舰导弹攻击阿联酋船只，这个被德黑兰长期武装和训练的组织，已经掌握了足以扰乱曼德海峡的战术手段。

而胡塞领导人的最新表态“手指已放在扳机上”，很明显，不是一句空话，而是德黑兰在红海开辟第二战线的战略信号。

这种博弈逻辑的变化意义深远，伊朗不再需要承担封锁霍尔木兹的全部风险，而是通过胡塞武装在红海制造一个“低成本、可否认、高冲击”的威胁点。

霍尔木兹仍是底牌，但曼德海峡也可以是真正的博弈场。

而曼德海峡之所以成为全球贸易体系中的“软肋”，究其根源，我想应该有三类相互叠加的脆弱性关联起来了。

其一，是物理上的脆弱。

曼德海峡的狭窄程度使其极易被封锁。

2018年，胡塞武装曾短暂袭击两艘沙特油轮，导致沙特立即暂停通过曼德海峡的石油运输，国际油价应声上涨。

一次有限度的袭击就足以让全球市场紧张，这是不对称威胁的特点。

其二，是结构上的脆弱。

红海-苏伊士航线承载着全球约12%的贸易量和近10%的海运石油。

一旦这条通道受阻，替代选项极其有限，绕行好望角将增加约两周航程和数百万美元额外成本，且无法完全替代苏伊士运河的通行能力。

对于严重依赖进口的欧洲和北非国家而言，红海航线几乎是不可替代的。

其三，则是治理上的脆弱。

与霍尔木兹海峡不同，曼德海峡周边缺乏有效的区域安全协调机制。

红海沿岸国家——埃及、苏丹、厄立特里亚、吉布提、也门、沙特——之间关系复杂，外部军事存在密集，非国家行为体活跃。

在这样一个“碎片化”的安全环境中，任何一次误判或挑衅，都可能迅速升级为区域危机。

这三类脆弱性的叠加，使曼德海峡成为一个“低门槛、高后果”的战略节点。

问题不在于它是否会被封锁，而在于封锁的成本极低，而代价极高。

2.非洲之角的冲突承压区

如果红海是棋盘，非洲之角就是棋盘上最拥挤的角落。

但外界往往只看到大国在这里的军事基地，却忽视了本地国家正承受的外部压力。

“港口外交”的背后是控制权争夺。

过去十年，阿联酋与沙特在非洲之角的港口投资，表面是经济竞争，实质是对红海出口点的控制。阿联酋通过迪拜环球港务集团，在索马里兰的柏培拉港、埃塞俄比亚的物流枢纽、苏丹的农业项目中深度布局，形成了一张覆盖红海出口点与内陆通道的网络。

沙特则将重心放在吉布提，确保其西部石油出口通道的安全。

两国的政策从最初的协调走向分化，反映出海湾国家在红海利益上的深层分歧——当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被反复提起时，谁能在曼德海峡一侧掌握更可靠的立足点，谁就能在未来危机中占据主动。

这种竞争本身并不新鲜，但它的后果却由非洲之角的国家承担，港口成为地缘工具，经济合作被安全逻辑重新定义，本地发展议程让位于外部战略需求。

这种外部战略需求的集中体现，就是非洲之角异常密集的军事基地布局。

吉布提这个面积仅2.3万平方公里的国家，驻扎着美国、法国、日本、中国等多国军事力量，其密度在全球范围内都属罕见。

外部力量在这里寻找的是安全，但留下的往往是更多的不安全。

密集的军事存在并未为红海提供稳定的安全框架，反而使非洲之角陷入了一种“被基地化”的困境——本地安全议程被外部利益牵引，真正的区域矛盾被搁置或压制。当红海局势紧张时，这些基地成为大国投射力量的支点，而非洲之角国家自身的战略自主性却在被一点一点侵蚀。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原本局限于非洲之角内部的政治问题，开始被外部力量赋予新的安全含义。2025年底以色列对索马里兰的承认，表面上是外交突破，实则与红海安全密切相关。

柏培拉港靠近曼德海峡，具备成为红海重要补给点的潜力，而以色列在经历伊朗的多次威胁后，对海上通道安全的敏感度已升至最高。

这一举动在非洲之角内部制造了新的裂痕，支持索马里兰独立与维护索马里主权之间的对立，被叠加了红海安全博弈的色彩，使一个原本可以通过外交途径逐步解决的问题，变成了大国竞争的延伸。

于是，外部安全需求与本地政治矛盾的深度捆绑，便使得非洲之角的冲突结构变得更加复杂。

不过，若说国家行为体的博弈是明面上的竞争，那非国家行为体的潜在联动，便是更隐蔽也更难控制的变量。

胡塞武装与索马里青年党之间的合作传闻，从武器走私到技术培训，不是空穴来风。

尽管胡塞对青年党没有直接指挥权，但两者的“功能互补”令人担忧，胡塞拥有无人机、反舰导弹和技术训练能力，青年党则掌握索马里沿海的行动网络和对本地地形的熟悉。

如果这种联动常态化，亚丁湾的海盗活动可能以新的形式卷土重来，甚至可能是带有明确“代理人色彩”的混合威胁。这将使红海的安全环境变得更加复杂，也将进一步压缩非洲之角国家的自主应对空间。

而最后，所有这些外部力量的介入，都必然会落到非洲之角国家自身的结构性矛盾之上。

主权争议、资源争夺、治理薄弱——这些长期存在的内部问题，正在被红海危机激活、放大，并赋予新的外部维度。

吉布提的港口、埃塞俄比亚的出海口需求、苏丹的政治过渡、索马里的领土完整，这些本地议题都在被外部力量重新定义和利用。

非洲之角的国家并非这场危机的被动受害者，但它们发现自己身处一个矛盾的位置：既无法左右红海博弈的走向，又无法从这场博弈中抽身。

对它们而言，红海危机是每天都在影响其战略选择的外部约束，是正在发生的现实。

3.两种情景，一个变量

所以，在我看来，红海的局势，最有可能走向两种截然不同的情景，但决定走向的核心变量只有一个。

第一，就是冲突升级。如果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局势严重恶化，红海将成为能源出口的关键替代通道。

届时，胡塞武装若发动对曼德海峡船只的袭击，将直接冲击全球能源市场，引发航运成本飙升、保险费率暴涨，并进一步激化地区安全局势。

在这一情景下，非洲之角将面临经济与安全的双重挤压：进口成本上升、出口通道受阻、内部矛盾激化。

第二，则是临时稳定。各方在“保护航运”这一底线问题上形成临时默契，避免对曼德海峡的商业船只发动直接攻击。

红海维持“高张力但可控”的状态，危机并未消失，而是以慢性压力的形式存在——航运公司持续支付高额保费，贸易改道成为常态，非洲之角国家继续在大国博弈中寻找生存空间。

而决定这两种情景走向的核心变量，不是美国的航母，不是伊朗的决策，而是胡塞武装的自主性与伊朗控制力之间的张力。

伊朗能否有效约束胡塞武装？胡塞是否会因内部压力或战略判断而“自行出手”？这些问题将决定红海的实际温度。

过去几年，胡塞武装已证明自己不是德黑兰的“提线木偶”，其行动往往基于也门战场的实际需要，而非完全服从伊朗指令。

这种“有控制的代理”关系，是红海局势最大的不确定性来源。

红海不是下一个霍尔木兹，但可能更危险。

霍尔木兹的博弈是“国家对国家”，是有红线、有威慑、有可预测性的。

伊朗清楚封锁霍尔木兹的代价，美国也清楚反击的后果。

但红海的博弈不同。

这里是“国家对代理、代理对代理、代理对非国家”的混合场域，规则模糊、责任分散、误判风险高。

一次无人机袭击，可能来自胡塞武装，也可能来自无法确认的“其他势力”；一艘商船遇袭，可能引发连锁反应，也可能不了了之。

这种模糊性，是红海最危险的地方。

对于非洲之角的国家而言，这场危机的讽刺之处在于它们既无法决定红海的命运，也无法置身事外。

吉布提的港口、苏丹的政局、索马里的主权、埃塞俄比亚的出海口——这些本地议题都被外部力量重新定义。

从这一点来说，红海的安全，最终也不过是取决于外部大国是否愿意将“非洲之角的稳定”本身视为战略利益，而非博弈的筹码。

但在这一点上，历史并不乐观。

本文作者 | 东叔

审校 | 童任

配图/封面来源 | 网络

编辑出品 | 东针商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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