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风趣说要拜老郭为师，郭沫若站起来：元帅在上，老郭不敢谈诗

1961年初春，北京还带着寒气，中山公园里却已隐隐有兰香飘出。园中一角，一位身材略显佝偻的老人，弯腰细看花盆里的兰草，问身旁工作人员：“这几株，是不是去年从江南运来的？”说话的人已年过七旬，他的名字，全国无人不知——朱德。人们熟悉的是他挂着望远镜、站在战地地图前的形象，却少有人想到，这位开国元帅，偏偏还是个认真得有些“较真”的诗人和“兰痴”。

有意思的是，朱德与诗，与兰花，与一批文人学者之间的交往，贯穿了他从青年到晚年的大半生。看似不经意的几句诗，看似闲情雅趣的一盆兰草，背后，都藏着那个年代的风云和他内心不轻易表露的情绪。

一、从芙蓉寺墙上的七律，到哥廷根大学的课堂

时间若往前拨半个世纪，1913年，二十九岁的朱德，正经历人生重要的转折。那一年，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果实，云南蔡锷在昆明举起讨袁大旗，成立护国军。出身四川仪陇农家、早年进过云南陆军讲武堂的朱德，毅然投身护国战争，在滇军中屡立战功。

1915年年底，袁世凯悍然称帝，局势更加紧张。1916年前后，护国战争深入川南一带。朱德率部在叙永、古宋之间修整时，有一日行军路过古宋城北的香水山芙蓉寺。战事告一段落，暂得片刻安静，他在寺中稍事用餐，饭后独自漫步寺院，望着山色云影，心里却翻涌着对前线战况和国家前途的忧虑。

寺院墙壁上，出现了他挥笔写下的一首七言律诗，首句“己饥己溺是吾忧”，立意开阔，直指“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整首诗感叹民生困苦、时局动荡，语气沉郁，却不乏坚毅之意。后来香水山芙蓉寺在1958年毁于火灾，但这首诗却被人抄录下来，成为当地人传诵的“墙诗”。

从那时起，朱德的诗作，便处处带着忧国忧民的影子。那不是书斋里闲笔游戏，而是行军途中、枪炮声中，借几句古体诗把心中郁结写出来。读者若不了解当时的情境，很难体会那句“物色风尘谁作主”的沉重意味。

朱德之所以有能力用传统诗体表达复杂情绪，与他不俗的学养有关。1909年，他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这是当时西南地区最重要的新式军事学府之一。讲武堂不仅教战术，还教历史、地理、外文，朱德在校期间打下了扎实的文化基础。之后，他先后赴德国留学，1923年年底到达哥廷根，进入格奥尔格·奥古斯特大学哲学系学习，并利用课余时间旁听军事课程。

在德国期间，他能用流利德语同教官讨论游击战问题，这一点，后来不少留德学生都有回忆。很难把这个在欧洲课堂上和外籍教官谈兵的人，与日后那个穿着布军装、笑容朴实的“老农民”形象对应起来。但不得不说，正是这种看似“反差”的经历，塑造了他诗句中那种既有旧学根柢，又有现实关怀的独特风格。

1920年代，他辗转欧洲各地，通过接触马克思主义，逐渐找到了自己认为真正能救国救民的道路。早年的那些诗，大多反映军阀混战、百姓流离的景象，有的直接讥刺袁世凯称帝复辟的倒行逆施。这些作品后来散见于泸州市图书馆保存的《江阳唱和集》等地方文献中，共计十余首至二十余首不等，数量虽不算多，却清晰呈现出一个青年军官在乱世中的精神轨迹。

二、朱德写诗“不像诗”？身边人却拿自己的诗请他指点

新中国成立后，人们在新闻纪录片、照片里看到的朱德，多是身着军装、参加重大会议的场景。实际上，在紧张的工作之外，他一直保留着写诗的习惯，只是很少张扬。

朱德的独女朱敏曾回忆，父亲一生勤俭，生活极为简朴，但却挺爱“动笔”。不管是出差途中、会议间隙，还是在家小憩，他常常会拿出纸笔，写下几句诗句。有意思的是，他对自己的评价并不高，经常说“写诗不像诗，只图把想说的话写出来，没什么诗味”。听上去有点自我“打趣”，但那种不自满的态度，却贯穿始终。

然而，读过他诗的人，多数并不认同这种自我“贬低”。在老一辈革命者和文人圈子里，有不少人把自己的旧体诗拿给朱德看，请他提意见。若写得拙劣，他往往婉转指出；若有可取之处，也会爽快肯定。这说明，大家对他的诗学修养是认可的，否则也不会主动拿作品请一个“总司令”指点。

有一件小事，颇能反映他对诗词、尤其对毛泽东诗词的重视。某次，朱德的小孙子上小学五年级，语文课上讲到《西江月·井冈山》。老师讲完后，课余又把孩子叫到身边说：“老师对毛主席这首词的理解是不是对的，你回家问问你爷爷。”换句话说，老师希望能从“当年人”那里核对一下自己的讲解。

孩子回家后只是在工作人员面前顺嘴提了这事，却没有当回事。朱德知道后，把孙子叫到跟前，语气严肃：“老师交待的事情，怎么能不办？”孩子一脸茫然，他只好自己拿来《西江月·井冈山》，一句一句给孙子解释含义，从井冈山斗争的历史背景，一直讲到词中“敌军围困万千重，自有后来喜”的深意。

讲完后，他还反复叮嘱：“你明天一定要跟老师说，把我的意思带过去，让同学们也能听明白。”事后，他干脆请这位语文老师到家里，坐下来当面聊，对这首词的理解和课堂教学如何结合，谈得颇为认真。从一首词、一次对话，能看出他对诗词的态度，更能看出他对下一代认识历史、理解革命的重视。

不止对毛泽东的词这样重视，对自己的诗，他也要求严格。到了1960年代初，身边工作人员整理出他数百首作品，准备结集出版。朱德的态度是“你们帮忙看看，改一改”。那种语气，更像一位谦虚的作者，而不是一位叱咤风云的元帅。

三、诗社雅集与“总司令的诗有总司令的本色”

说到朱德的诗，离不开延安时期那段有趣的“诗社”经历。1941年9月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延安组织了一次“延水雅集”。参加者多是边区机关干部和地方耆老，许多人都擅长旧体诗。宴集间，林伯渠提议成立一个“怀安诗社”，算是苦日子里的精神调剂。

朱德、董必武、谢觉哉、徐特立、吴玉章、叶剑英等纷纷响应。有的人当时并不在延安，但听说有这么个诗社，也乐呵呵地寄诗来“凑热闹”。严格说，怀安诗社并无章程，更谈不上组织结构，只要有人写诗投来，就算“社员”。在物质极端匮乏的岁月里，他们用最传统的方式——手抄，来流通作品：每人准备一本册子，抄上自己的诗，再抄上别人的。几次传抄下来，一本小册子里便汇聚了许多人的诗，后来部分作品还在《解放日报》上公开发表。

这种氛围，对喜欢写诗的朱德不啻是一种鼓励。战火尚未平息，政务繁忙，但他还是愿意挤时间提笔。有意思的是，新中国成立后，他对自己的诗始终抱着“还得学习”的想法。1962年4月，《诗刊》杂志社在北京召开大规模诗歌座谈会，讨论新中国诗歌创作问题。朱德、陈毅等老一辈革命家都到场发言，谈得十分投入。

朱德那天说的话，后来被多人记下。他提到：“我们干的是伟大的事业、光荣的事业，将来的革命前途，要靠文字真实反映出来，给人看，也给后代看。”接着，他又自我解剖式地讲到自己的创作：“平常有点感触，就写上几句。总觉得写得不像诗，只是把想说的东西写出来，有些地方总不顺当。”

说到这，他忽然转向坐在一旁的郭沫若，带着几分调侃：“我想向郭老拜个师，到你们的‘场子’里间苗，听听你们的意见。”话音刚落，会场微微一静，紧接着传来会意的笑声。

郭沫若当时已是著名学者、诗人，又长期担任文化方面的领导工作，诗词文章自成一家。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61年10月，他观看浙江绍剧团在民族文化宫演出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写下七律一首。不久之后，毛泽东以同一题材和郭诗唱和，写成《七律·和郭沫若同志》，其中“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两句，至今仍为人熟知。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一个开国元帅当众说要“拜郭老为师”，确实挺有趣，也挺难得。更有趣的是，郭沫若立刻站起来，笑着往前一躬：“元帅在上，老郭不敢谈诗。”一来一往，礼数周全，又透着轻松。短短一两句话，把两人之间的敬意和谦逊都表现得淋漓尽致。

那次座谈会之后，围绕朱德诗作的整理、编辑工作加快。1963年，在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书记处批准下，《朱德诗选》正式出版。在此前后，他把诗稿托付给陈毅和李一氓，请两位“多多指教”。陈毅接过稿子，在走出门后却提醒李一氓：“你可别乱改，总司令是总司令，总司令的诗有总司令的本色。”

这句“总司令的诗有总司令的本色”，听上去有些玩笑，但里面有实在的判断。朱德的诗，多不用艰深典故，也不追求雕琢辞藻，而是以直白中见含蓄、朴素中藏豪情为特色。那种味道，很难用技法简单概括，却和他的性格、经历高度契合，因此被陈毅称之为“本色”。

客观说，将朱德的诗与毛泽东的诗直接相比，并不合适。毛诗气势宏大，意象开阔，形成了独特的风格。朱诗则更生活化、更接地气，甚至带些口语色彩。但从新旧体结合、用诗记史这两点看，他那几百首散见各个时期的作品，还是有相当价值的。许多诗句，不仅记录战斗岁月，也反映他对国家命运、个人责任的反复思考。

四、兰花、山路与“兰外交”：元帅的另一面

如果说诗歌是朱德内心世界的一条线，那么兰花几乎可以算作另一条重要线索。旧时文人讲“四君子”，梅、兰、竹、菊，各有象征。毛泽东爱梅，自有《卜算子·咏梅》传世；周恩来喜欢马蹄莲，办公室里常见其身影；刘少奇偏爱荷花。而朱德，对兰花情有独钟。

按照身边人的说法，他对兰花的了解，并非泛泛喜欢，而是真正“内行”。兰花多生于深山幽谷，既怕浓肥大水，又不耐尘土喧嚣，对土壤、湿度、光照都颇挑剔。朱德不仅能叫出多种兰花品种名，还熟悉不同品种对环境的要求。“兰花有脾气，是倔强的，顺着它来，就能开好花。”他在一次青城山采兰途中，边走边向身边人解释，语气颇为认真。

1961年，他回到家乡四川视察工作，其间专程到青城山采集兰草。临行前，他交待随行人员：“轻车简从，不要人背，不要人抬，不要麻烦地方，带点干粮就行。”岁数已过七十，山路并不好走，但他坚持自己徒步，身边工作人员只好准备了一个折叠皮凳，以便他累了能坐一坐。

青城山林深谷幽，正合兰花生长条件。一路上，朱德一眼就能认出路边的兰草，说出品种特性。有时停下脚步，还提醒大家辨认叶形、花茎，讲得像一位专业园艺师。那一次，他意外发现了一株名为“送春归”的稀有兰种，小心翼翼用小铲挖出，放入准备好的容器里，叮嘱随行人员：“这株要特别留意，别折了。”

在许多老花工眼里，这位“总司令”在兰花上的造诣，真不输行家。有花工半带佩服地说：“总司令种兰比我们还内行。”朱德听后，却摆摆手：“比不上，比不上，我来是向你们学习。”话不长，态度却实在。

从1959年到1964年，他留下的咏兰诗就有四十多首。1961年初，在北京中山公园举办的兰展上，他兴致正浓，连写三首咏兰诗。其中一首写道：“幽兰吐秀乔林下，仍自盘根众草旁，纵使无人见欣赏，依然得地自含芳。”这几句看似平白，却含意清晰：兰花生于幽处，不求张扬，自芳其芳。这种性格，与朱德行事的低调、谨慎，在某种程度上是相通的。

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工作之余，他在庐山树林间散步。庐山地势陡峭，山林间云雾缭绕，他判断这里多半也有未被发现的兰花品种。于是找了个空档，他沿着山间小路往著名景点仙人洞方向走去。仙人洞险峻清幽，毛泽东曾在此留下“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的七绝。朱德走在这段路上，虽然已年迈，脚步却不慢，心里显然带着几分期待。

不出所料，山石缝间、树根旁，他果然找到几株不知名的兰草。采挖之后，他在洞前稍作休息，顺手写下七绝一首：“仙人洞下产兰花，觅得还依小道家，采上新名三五棵，洞前小憩看红霞。”句子简单，却把山行、采兰、远眺晚霞几个画面连在了一起，清晰可感。

值得注意的是，朱德爱兰并不“独享”。许多名贵品种，经他手养护一段时间后，往往被他送给各地公园或科研单位。杭州、南京、南昌等地的公园，都曾收到他赠送的兰花。1960年，他将杭州一株名贵品种“大富贵”赠给福州西湖公园兰圃。1964年秋，他更是把自己珍藏的大部分江浙名种兰花，一并送给北京中山公园。今天中山公园兰圃中的不少“老品种”，都与当年的这批赠兰有关。

这份“舍得”，在后来一件事情上体现得更清楚。1963年，日本政界人士松村谦三来华访问。松村出身和歌山县，是日本政坛中较早主张改善对华关系的一位人物。那时中日尚未建交，双方关系因战争记忆和现实政治因素而相当敏感。他本人酷爱兰花，此前曾在日本国内大力发展兰花栽培。

来北京期间，松村谦三在中山公园意外发现种类繁多的中国兰花，颇为惊喜，提出希望能带回几种品种作为纪念。这件事辗转传到朱德这里，他了解后，表示可以赠送。从园中精心挑出了“如意素”“寅谷素”“环球荷鼎”“绿漪”等几个有代表性的品种，作为礼物送给松村谦三。

自1963年前后开始，以兰花为纽带的中日民间交流逐步展开，有人把这称为“兰花外交”。在那样一个政治气氛并不轻松的年代，通过兰花这种中国传统文化中极具象征意义的植物，搭起了一条不同寻常的沟通渠道。不得不说，这是一种颇为巧妙、也颇有文化意味的选择。

广州市区的兰圃中，至今仍保存着朱德当年赠予的兰花品种，园内立有他写的咏兰诗句：“越秀公园花木林，百花齐放各争春，唯有兰花香正好，一时名贵五羊城。”语气平和，不见宏大口号，却足以让人想象当年那位白发元帅驻足花前、低声吟诵的情景。

从芙蓉寺墙上的七律，到延安“怀安诗社”的手抄诗册；从北京诗歌座谈会上那句“进场间苗，要拜郭老为师”，到中山公园里亲手栽种、然后大方赠人的兰花，这些片段拼在一起，勾勒出一个与教科书里略有不同的朱德：他依旧是那个指挥千军万马的“总司令”，却同时又是个对诗句、对花草、对文化交流极为认真、甚至有些细腻的人。

他在战火中写下的诗，多半没想过将来会结集成书；他在山间采下的兰花，也未必想到日后会成为两国人民交往的象征。这些看似随意的举动，如今再被检视，却恰好构成了一段历史的侧影，也让人更清楚地看到：在那些宏大的历史叙事背后，开国将帅们并非铁板一块，他们同样有书卷气，有审美，有种种不张扬却十分坚韧的爱好与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