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我与护士的禁忌恋情，军校毕业那天重逢的心动时刻

前两天，在搬家整理柜子的时候，老伴从一个铁皮月饼盒里翻出一张照片。

那是一张黑白照片，边角都卷起来，背面用圆珠笔写了一行字，墨水漫开了一大半，不过还能认出来。

她举着照片朝着我喊：「你过来看看这是谁，长得还挺帅的。」

我接过来看了一眼，没说话，又把照片放回盒子里了。

我叫周长安， 1968 年出生在豫东平原的一个小村子里，家里有兄妹四个，我排老二。

父亲在公社砖窑干活，母亲种地，日子就是那样穷巴巴的。

1986 年秋天，高考差了十几分没达到录取的分数，家里也没有钱让我再读书。

刚好县武装部来到村里征兵，父亲把旱烟锅子敲了敲，说去当兵吧，好歹有饭吃。

十一月的时候，我坐闷罐车到了鲁西南，被分到一个步兵团的松营九连。

新兵连的三个月当中，我瘦了十一斤。鲁西南冬天的风特别厉害，五公里越野跑完之后，汗水把秋衣都湿透了，风一吹就好像身上穿了一层冰壳子一样。

班长说我有一股劲，练单杠的时候，别人拉八个，我拉不到八个就不松开手，手心都磨得血淋淋的，拿馒头都疼。

下连之后我成了通信员，之后连长看我字写得还挺好，就让我兼了文书。

干了一年多，入了党，年底还得了个嘉奖。说实话那时候也没什么大的志向，就想着好好干，争取年年当一回先进，对得起家里每个月寄回来的那十几块津贴。

1988 年春天的时候出现了这么一件事情。

3 月份连里搞手榴弹实投训练，有个新兵投弹的时候脱手了，弹体滚到脚边，班长一下子把他扑倒，自己右臂让弹片划了一道口子。

不算严重，但要缝针，连长就让我跟着去驻地卫生院陪护。

营区外面两里地的地方有一座不大的卫生院，一排红砖盖的平房，院子里种着两棵泡桐树。

当我扶着班长进去的时候，接诊的是一位年轻的护士，白大褂的袖子卷到小臂，手脚特别麻利。

她给班长清理伤口的时候，班长疼得直咧嘴，她头都没抬，说了句：「当兵的还怕这个？」

班长嘿嘿地笑着。

我站在旁边递东西，多看了她一眼：圆圆的脸，眉毛弯弯的，说话带着点鲁西南的口音，不算很漂亮，但是干净清爽。

后来班长拆线又去了两次，都是我陪着。第三次去的时候，她认出我了，说：「又是你跟着来？」我讲：「连里就我有跑腿的命。」她笑了一下，给班长换完药，顺便倒了一杯水递给我。

那杯水我接过来，舍不得一下子喝完。

她叫程月琴，比我小一岁，从卫校毕业被分配到这个乡镇卫生院。她爸爸是县供销社的副主任，她妈妈在县棉纺厂。她家条件比我好不少，但那时候没往长远去考虑。

之后我找各种理由往卫生院跑，连队里要是有人有点头疼脑热的，我就抢着说我去拿药。

有的时候也没什么正事，就揣着俩苹果，说是连队发的吃不完。她也不揭穿，接过去放到桌上，和我不紧不慢地聊上几句。

相处了大概两个月，我攒了半个月的津贴，去军人服务社买了个笔记本，是蓝色塑料皮的，在扉页写了句话。具体写了什么我现在说不出来，就是那么个意思罢了。

她收下本子，第二天给我带了一双她自己缝的鞋垫，鞋垫上绣着一朵小花，针脚密密麻麻的。那时候在部队，谁收了姑娘缝的鞋垫，大伙都明白是怎么回事情。

那段日子，说实话，是我当兵比较轻松的时间。训练就算再累，一想到星期天能去卫生院坐一会儿，心里就有个盼头。

哪能想到好日子不长。

7 月份的一天，我照常过去，她不在那儿。询问了别的护士，知道她请假回家去了，我也没太放在心上。等了 45 天，她回来了，可整个人不太对，见到我不怎么说话，眼圈还有点红。

我就问她怎么回事，她犹豫了好长时间，说：「我爸说了，不让我跟当兵的说对象。」

当时我脑袋一下就懵了。

她说她父亲托人打听过我的情况，知道我是河南农村的，家里条件不好，还不是个军官，义务兵两年一到说不定就得回家种地什么之类的。

她父亲放了狠话说，要是不断了这事情，就让她调回县城，往后再不许她到这个卫生院来。

我张了张嘴，什么话都没说出来。

说实话，那时候吧，人家父亲说的话也不是没道理。我作为一个义务兵，每个月的津贴就十几块钱，家里还等着我寄钱回去，往后能给人家闺女什么样的生活？

那天我从卫生院出来，自己绕着营区外面的土路走了好长时间，路边庄稼地里的麦子刚收割完，光秃秃的麦茬扎脚，我都没感觉到。

回去之后，她果然不怎么跟我来往了。有时候去拿药碰到，也就仅仅点个头罢了，我知道她是听了她父亲的话。

可我心里觉得挺过意不去的。

那年秋天，部队上报军校考试名额的时候，连长问有没有人想要报考，我第一个报了名。连长挺意外的，说：「你这个文书干得好好的，考什么军校？」我说：「想往上面发展发展。」

其实真正的原因我没说出来。

从那以后，我白天正常进行训练和干活，晚上熄灯之后就打着手电筒看书。

数学基础不太好，我就一道一道地去钻研，政治题背不下来就抄写，抄完再背。通信员小刘和我在同一个班，半夜醒来看见我还在被窝里用手电照着书，就说：「你别不要命。」

我跟他说：「这是我唯一的路。」

复习了大半年， 1989 年夏天我参加了军校招生考试。考完后心里没底，等成绩的那段时间比站岗还难受。 8 月底通知下来了，我考上了石家庄的一所陆军学校。

连长在全连人面前宣布的时候，好几个老兵带头鼓掌。我那时候第一个想法不是开心，而是想要跑去卫生院告诉她。

但我没去。

那年 9 月我背着背包去了石家庄。

走的时候没惊动什么人，坐的是凌晨四点的绿皮火车，行李箱底下压着那双绣花鞋垫。

军校两年，我没回过驻地，和她彻底断了联系。我不知她还在不在那个卫生院，也不知她是不是听家里安排嫁人了。

有时候夜里熄灯后躺在上铺，会想起鲁西南那个种着泡桐树的小院子，想起她递水时手指碰到杯子的样子，可第二天早操哨子一响，所有念头就没了。

1991 年 7 月，毕业了。

最后一天上午是结业典礼。

下午是自由活动，大家在校园里合影、签字、互相留地址，那场景挺热闹的，也挺让人难过的。

我收拾好东西，拎着箱子往校门口走。 7 月的石家庄挺闷热的，太阳白晃晃的，知了叫得人心里特别烦躁。

校门口停着好几辆接人的车，来来往往全是扛着行李的学员和来送别的人。

我一下就看见她了。

站在门口右边那棵杨树下的她，穿着一件碎花短袖衬衫，手里提着个红色塑料袋，头发比两年前长了些，扎成了马尾辫。

在三十七八度的天气里，她脸上全是汗水，衬衫后背湿了一块儿。

我站在那儿没动，拎着箱子发了好几秒钟的呆。

她先看见我了，朝我挥了挥手，嘴巴动了动没叫出声。

我走过去。

走到跟前时我才看清楚，她瘦了不少，眼睛下面有青印子，好像没怎么睡好觉。红色塑料袋里装着两瓶汽水和几个肉夹馍。

「你怎么来了？」

「我怕你没人接。」

就这么一句话，我鼻子一酸，把箱子放到地上，站在大太阳底下说不出话。

她把汽水递给我，我没接住，瓶子掉地上咕噜咕噜滚出去好远。她弯腰去捡，我也弯腰去捡，两个人的手碰到一块儿了。

我没松开。

她也没把那只手收回去。

之后，她坐在杨树下面的台阶上，才缓缓跟我讲，我走了之后，她听说我考上了军校，就开始偷偷数着日子。

她向卫生院的同事询问军校的学制，知道是两年，还托人问了毕业大概是哪个月。

至于具体是哪一天，她提前一个礼拜就跑到石家庄，住在火车站对面的一个小旅馆里，每天早上坐公交车跑到军校门口等着。

等了六天。

我问她：「你爸知道不？」

她低着头拨弄塑料袋的提手，好长时间说了这么一句：「我跟他说了，我这一辈子就认准一个人，他要是不同意，我就不回那个家了。」

1991 年国庆节，我和程月琴在我老家领了结婚证，婚礼办在村子里，摆了四张桌子，用着借过来的碗筷。

她穿着一件自己织成的红毛衣，我则穿着那身四个兜儿的军官服，胸口还别着校徽。

那天，我父亲喝多了，拉着她的手说：「闺女，你跟着长安受苦。」她笑着回应：「爹，您放心，要是他敢对我不好，我还能跑。」

一桌子人都笑了起来。

往后的日子，说长也长，说短也短。我回到部队做了官，她也调到了驻地附近的一个卫生院。

再之后我转业回了地方，她跟着我回到了河南。她父亲直到我们第一个孩子出生那年，才真的松了口。

那个铁皮月饼盒子，里面装着的照片是她当年在卫生院门口拍的一张一寸照，背面那行洇开的字我替你们念一下，写的是：周长安收。

昨晚吃饭的时候，我问她：「当年你在石家庄等了六天，要是第七天我还没出来？」

她夹了一筷子菜放到我碗里，说道：「那就等第八天。」

1989 年夏天，我硬着头皮去考军校，这是我这一生经历的事情里不算多的那些当中最值得的一回。

不是因为以后有什么好的发展前途，仅仅是因为有个人让我觉得要向前走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