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世友到广州军区任司令，亲自带队捕野猪，举办独特野味盛宴

一九七五年酷热的夏夜，广州白云山下的田埂边，一位上了年纪的农民一边拍着被野猪拱翻的地垄，一边嘀咕：“要是能有人帮忙治治这些畜生就好了。”谁也想不到，这句牢骚，最后竟惊动了堂堂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把一场对付野猪的“作战”，搞得有板有眼，像打仗一样。

许世友这一生，打过仗，挨过枪子，走南闯北，到了晚年却迷上了一件在很多人看起来有些“粗野”的事——打猎。枪声一响，山林一闯，他浑身的血似乎又热起来，和战场上的那股劲头，有几分相似。

其实，许世友爱打猎，不只是图个嘴上“野味”那点享受，更像是借着猎场，把自己那股尚武之气，往合适的地方发泄出去。

一、从战场到山林：许世友的“第二战场”

新中国成立后，战火停息，很多老将军慢慢从枪林弹雨走向办公室，生活节奏一下子慢了下来。有人爱上了钓鱼，有人喜欢旅游，有人琢磨书画字画，各找各的“退役方式”。

许世友不行，他闲不住。

按他的话说，坐在桌子边看鱼漂，那是“磨性子”的事，他没有那份闲心。有一次，他在自家挖的鱼塘边坐了几分钟，鱼没上钩，人先坐烦了，手一甩，把鱼竿扔到一边：“这玩意太被动，还是打猎痛快，可以满山遍野找。”

这一句话，倒真点出了他的性格。打仗时，他喜欢主动进攻，打猎时也是这个路数，要“追着目标跑”，不愿干守株待兔的事。

他在南京军区任司令员时，白天的公事处理完，晚上只要有空，脑子里想的就是去哪块山林转转。许多老部下回忆，说他“只要一提打猎，像年轻了十岁”，精神头立马上来。

他三女儿许桑园也记得很清楚：“父亲对都市那一套不感兴趣，什么逛街、看戏，他都嫌闹腾。只要说到打猎就来劲。我们还总结了个规律，父亲要是一个礼拜不去打猎，准要闹病，身上不舒服。”

有意思的是，许世友打猎，从来不是玩票。他是打了一辈子仗的人，做什么都带着军事习惯。出发之前，要先看地形，画在心里；枪支要检查，从枪机到保险，一个不落；诱饵怎么摆，人员怎么分散，队形怎么拉开，他都要亲自定。

打野鸭的时候，他可以一头扎在冰冷的芦苇荡里，一躺就是几个小时，只露出个脑袋和枪口。北风吹得人脸生疼，他却像感觉不到似的。等到猎物落在枪口范围之内，抠机的那一下干净利落，很少有脱靶。

那时候，还没有什么“保护区”和生态意识，一次出猎，打下上百只野鸭，很常见。大头部分都被送到舰艇、连队，给官兵加菜，剩下的才拿回家，分给身边工作人员。有人打趣说：“南京城一来了许司令，方圆百里再难见到飞禽走兽。”话有点夸张，也多少道出了他的“战绩”。

二、密云水库的插曲：一段有趣的“临时军演”

调往广州军区之前，许世友要去北京开会。开会期间，他照例规规矩矩坐在会场，轮到自己发言就发言，该让别人说就听着。但内心那股躁动，还是藏不住。

会刚一开完，他就惦记上山打猎的事。北京周边山多水广，他早就听说密云水库附近野禽不少，心里痒得很。等正式事务处理妥当，他带着几名警卫，悄悄往密云那边一钻。

汽车沿着山路一路往上，车身颠得厉害。车刚爬上一处高坡，他让司机慢点，探出头看了一圈，目光在坡下树林停了好一会儿，然后说：“这里有戏，最少有斑鸠。”

他让人下车，以自己惯用的战斗部署方式安排队形：每人间隔三十米，一字排开，缓慢向林中推进。说白了，就是在轻武器射程之内，互相既能照应，又互不干扰。

警卫们都被他这股“打猎也是作战”的认真劲逗笑过，不过没人敢大意。大家照着指挥，一步一步往里摸。密云那片林子不算特别密，但幽深安静，很适合野禽栖息。

没走多久，果然有动静。一群斑鸠受惊，从某个警卫面前树枝间扑棱飞起，那小伙子眼疾手快，举枪就是一串点射，两只斑鸠扑棱几下，掉在不远的草地上。其他人绕了半天，却没逮着一个目标，只能空着手回来。

打中斑鸠的警卫有些得意，把猎物小心翼翼递到许世友面前。许世友接过来，绕着他转了半圈，面上不带笑，却带着几分打量：“你这枪法还行嘛。就是——”他说着举起其中一只，“这只感冒了，那只刚出院，气色都不太好。”

一句话，说得满地人哈哈直笑，那警卫又好笑又尴尬，一时不知道怎么接话。许世友自己也露出一点笑意，不过更多是满意：年轻兵开枪稳，说明平时训练没白下功夫。

这一段插曲，其实已经能看出，他对射击、对枪感的重视远远超过对猎物本身的兴趣。猎物是“战果”，枪法才是他真正关心的东西。

后来，他从南京调离，赴任广州军区司令员。地点南移了，爱好却没变。只是广州周边地形、气候与华东大不一样，他需要重新熟悉。

他在广州工作时，天气一热，常住在梅花园里的一处别墅。那里背山面水，算是个稍微清凉的地方。闲下来，他就开始琢磨：周边哪座山适合打猎，哪片农场有野禽野兔。他这个人，有了念头，就很难放下。

三、白云山“围歼战”：为农民除害的野猪行动

一九七五年八月的一天，住在白云山脚下的一个农民找到部队，说山里最近出了几头野猪，把庄稼拱得七零八落，简直没法过日子。山里人的损失，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毕竟一年的口粮都在地里。

这个消息传到许世友耳朵里，他立刻来了精神。一方面，野猪个头大，冲击力强，对农田破坏严重，确实得管一管；另一方面，他也难得找到一个“像打仗那样打猎”的机会。

他没有随便拍个板，让下面的人草草处理，而是亲自“调兵遣将”。先带着警卫上山，实地勘察地形：野猪出没的路线在哪，猪拱过的地块在什么方位，附近有没有水源、泥潭，周围树木、灌丛的密度如何，他一一看在眼里。

晚上回到住处，他把地图摊在桌上，按着白天的印象把山脊、山谷、猪道标出来，琢磨怎么布置火力、设置伏击点。那股劲头，和过去作战时写作战方案真没太大区别。

他给警卫分工：谁守哪条山沟，谁盯哪处山腰，谁掩护谁，交叉火力点在哪里，撤退路线怎么走，都要讲清楚。不同的是，这次的“敌人”不是日军、不是国民党军，而是几头野猪而已。

按照计划，警卫们分批进山守伏。他们在野猪常走的山林里，足足埋伏了一个星期。夜里不敢大声说话，白天更不能轻易走动，怕惊动了野兽。一连几天山里没动静，人倒是熬得有些烦躁。

有警卫忍不住小声嘀咕：“这猪是不是早跑了？这么守下去也不是办法。”有人提议，干脆撤下来，重新想想别的对策。

许世友听进耳里，脸色一沉。等大家都聚拢过来，他把茶缸往桌上一放，声音不高，却带着火：“你们这些兔崽子，一点耐心都没有。这点苦都吃不了？照你们这脾气，在抗战时候，早当逃兵去了。”

这话说得不客气，但在场的人都听得明白。他不是为了几头野猪发火，还是对那股“坚持不住就想退出”的态度看不惯。战场上如果这么干，后果可不是失一头野猪，而是全线崩溃。

被他这么一训，警卫们谁都不敢再提撤退的事，只能继续守着。

转机来自当地农民的一句话。有位熟悉山林的农民说：“这几天夜里月光太亮，野猪一般不出来，容易暴露。得等没月光的黑夜，它们才敢放心进地里拱。”这番话一下点醒了许世友。

他想了想，当即下令：继续坚守，等月光暗下来再说。又调整了部分火力点位置，确保一旦野猪进圈，就尽量不留空隙。

到了第九天凌晨，天边刚泛出一点鱼肚白，林子里终于有了动静。有人透过夜色，看见两头体型不小的野猪，带着几只小猪，从山里慢慢往庄稼地方向挪。一家子走走停停，时不时用鼻子拱拱地皮，毫无察觉。

等最后一头小野猪也踏进了预定的埋伏圈，许世友低声发出信号，几支枪几乎同时响起，夜色中火光一闪一闪。惊慌之中，野猪到处乱窜，冲击力非常猛，有一头壮公猪硬生生从火力缝隙里撞出一条血路，带着伤冲进深山，不见踪影。

留下的几头倒地不起。人群从暗处涌出，有人扶枪，有人拖猪，动作一气呵成。整理完毕，许世友站在山坡上，看着那几头倒下的野猪，虽然对跑掉的那头公猪略有遗憾，但神情明显很高兴。

在他心里，这更像是指挥了一场小规模的“围歼战”，从侦察、部署，到坚持、火力覆盖，每个环节都算严密。只不过，这次是为老百姓的庄稼“打仗”。

第二天，这些野猪被就地分割，送往炊事班当作食材，一部分直接用来犒劳参与行动的战士，还有一部分送到其他军区首长那里尝鲜。野猪肉的味道如何，倒在其次，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份带着“战利品”意味的礼物。

可以说，这一场“野猪战”，把许世友的尚武气质、军人作风和对农民疾苦的在意，绑在一起，变成一个颇有故事味道的片段。

四、许氏“野味席”：节俭将军的独特待客之道

许世友爱打猎，也爱吃野味，这一点身边的人都知道。但他有个习惯：打下的东西，从来不是自己关起门来吃。这些猎物，大多被当成食材处理，用来招待客人，或给部队战士改善生活。

南京军区、江苏地方的一些领导干部，喝酒吃饭时，常能吃到许司令家里做的野味。更有意思的是，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南京军区视察、参观时，也被他用自家“战利品”招待过。

他的厨师回忆说：“许司令摆的野味席，很多都是平时吃惯了大鱼大肉的客人没尝过的，味道新鲜，大家都说好。其实这既不是他刻意标新立异，也和经济状况有关系。”

到了晚年，许世友外出机会少，多数时候是老战友、老下级上门看望。一旦有人来了，他总喜欢把人叫到餐桌边，喝两口，吃几块野味，边吃边聊当年的事。场面不一定隆重，但气氛很真切。

请客的次数一个月算下来，也就三四回。听着不多，算算账就知道压力不小。他的工资除去家用，已经不算宽裕，再加上他酒量不小，平时又爱喝好酒，这样一来，留给“请客”的钱就更紧张了。

对这一点，他心里很清楚，所以待客方针很简单：菜可以“野”，酒可以不奢侈到离谱，但不能寒碜。野味自己打，成本甚至可以算是零；烹饪方法讲究些，味道自然不输馆子。这样既有特色，又省钱，何乐而不为。

很多人会好奇：堂堂军区司令员，请客吃饭难道不能走公家账吗？事实上，按照当时的规定，公费接待必须有明确的公务名义，比如军区统一接待来访团组。这些老战友上门多数是私人性质，既没有正式行程，也不搞外宣，自然不能动公款。

出于规矩，他对这一条看得很清。别人要公费吃喝，他看不过眼；轮到自己，反而更要避嫌。于是，只要是自己请的客，他就认定——钱得从自己的工资里出。

说到喝酒，他确实偏爱茅台。在战争年代，能喝到这种酒的机会不多，他一直把这当作一种难得的享受。请客时，他觉得既然是好朋友、老战友，总得拿出点体面来的，于是茅台常常被抬上桌。

但到了八十年代初，这酒的价格一再上升。以他当时的工资水平，要是顿顿敞开肚子喝真茅台，压力实在不小。许家开支本就紧，不能全砸在酒瓶子上。

恰好南京军区所属农场自己酿了一种优质粮食大曲酒，口感不错，香味厚重，不少人喝完都说“有点那个意思”。不知是哪位嘴快，顺口给它起了个外号，叫“土茅台”。

这个称呼一叫开，大家也就这么喊了。许世友尝了几回，觉得味道确实不差，虽然和真正的茅台比，还有差距，但用来日常招待完全够用。

有意思的是，后来许世友请客时，常常出现这样的场景：桌上摆着两种酒，一瓶真茅台，几壶“土茅台”。许世友本人外加一两位贵宾，杯里倒的是茅台，其他陪席人员喝的是“土茅台”。

这安排并不是他亲自吩咐的，倒是身边工作人员自己想出来的办法。一方面照顾他的心意，让他在重要场合还能喝上心爱的茅台；另一方面也替他抠了一笔不小的酒钱。对陪席的人来说，喝“土茅台”也不算委屈，反正味道也不错。

许世友对这种做法，没有多说什么，既没特别反对，也没刻意强调。他心里明白大家的用意，也理解这种折衷。对他而言，酒是助兴的，真正重要的，是桌上的人，是一同经历过生死的那段过去。

五、猎与战之间：一位老将军的性格折射

如果细细看许世友晚年的这些细节，就能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地方：他打猎，讲阵地、讲队形、讲火力安排；他请客，算得清经济账，却又舍得在朋友身上花心思；他训斥警卫，一句话就把人拎回到抗战年代的标准上。

打猎，是他在和平年代延续军人生涯的一种方式。山林、枪声、伏击、耐心，这些元素组合在一起，多少带着一点战场的影子。不过这一次，他面对的目标已经不再是敌对军队，而是野禽野兽。枪口转向的背后，是国家走向安定后的一个时代变化。

一九七五年前后，新中国已经站稳脚跟，军队从全面战争转入和平建设。大批老战将不再需要每天思考如何打仗，却还保留着那股“随时可以上阵”的劲头。如果说有些人选择通过钓鱼、下棋来消磨这股冲劲，那么许世友选择的是打猎、练枪。

他在白云山围捕野猪的故事，常被人当作笑谈来讲，但其中透出的东西并不轻浮。那句“这点苦都吃不了，在抗战时候早当逃兵去了”，说得很重，却真切揭示了他判断一个兵是否靠得住的标尺。

同样，他在待客上既讲情面，又讲原则。公与私分得清，不拿接待当福利。该自己掏腰包，就老老实实掏；该省的地方，通过“野味席”和“土茅台”来省。说严苛一点，这是遵规守矩；说温和一点，也是一种老一代军人特有的直脾气。

许世友调任广州军区司令员前后，那些看似琐碎的打猎故事、野猪“围歼战”、野味酒席，其实都是一个人物性格的延伸：粗中有细，刚猛之下有算计，爱热闹，却又常常把自己最大的讲究藏在不太起眼的地方。

有人曾感慨，许世友这样的将军，离开战场之后，似乎很难找到完全适合自己的生活节奏。打猎，某种意义上帮他找到了一个出口：既能保持战士的本能，又不违背和平年代的基本秩序。走在白云山的林子里，他一边看地形，一边琢磨如何布置伏击圈，说不定心里也会闪过当年战场上的某个山头、某条山沟。

从密云水库的斑鸠，到广州白云山的野猪，再到南京军区农场的“土茅台”，这些看似零散的点，拼在一起，勾勒出的是一位老将军在新环境中的生活轨迹。战争岁月已经结束，但那种习惯于用战场思维去看待问题的方式，还在他身上顽强地保留下来。

许世友晚年不爱多言，对自己的故事也不太愿意细讲。他更喜欢坐在饭桌边，给老战友夹一筷子自己打来的野味，随手抬起酒杯，说一句：“来，喝一口。”至于那一枪打下的猎物、那一回山林里的伏击，早已融进日常的烟火气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