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灭亡已逾百年，为何《清史》仍未作为第二十五史出版？

1928年冬天，北平已是寒风刺骨。东华门里的一间屋子里，七十多岁的赵尔巽捧着厚厚一摞稿纸，手有些抖。他身边的助手小声说了一句：“赵公，再等等校勘吧？”赵尔巽摇摇头：“等不起了，再拖，又要黄了。”

就在那一年，《清史稿》付梓问世。这部书一出，争议不断，却也成了后人重修清史的唯一基础。时间一晃，清朝灭亡已过一百多年，“二十五史”中的《清史》却迟迟未见面世，原因远比想象的复杂。

有意思的是，这个故事既要从清朝灭亡说起，又绕不开中国上千年“修史”的老规矩。

一、从“修前朝史”的老规矩说起

中国史学有个很特别的传统：一个朝代负责修前一个朝代的“正史”。唐人修梁陈北齐周，宋人修唐史，元修宋史，明修元史，清修明史，基本都按这个路数来。原因很简单，既是学术，也是政治。

从春秋战国时“太史”的记载，到司马迁写《史记》，史官的角色一直很独特。汉以后，“国史”几乎就等于官方立场。到了唐太宗时期，干脆设立史馆，组织班子正式修史，这个“制度化”的动作，就把史学牢牢绑在政权身上。

到了清朝，修《明史》耗时非常夸张。自顺治年间开局，断断续续到乾隆四年，也就是公元1739年，才算定稿，前后折腾了九十多年。可见一部“前朝史”要做到尽可能完备，并不容易。

1912年，宣统帝退位，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画上句号。按理说，清朝既然成了“前朝”，那接下来的新政权，就得承担起修清史的责任。问题在于，这一次的“接班人”，不再是另一个皇朝，而是刚刚建立、政局摇摇欲坠的中华民国。

修史的老传统继续在，可时代已经完全变了。

二、北洋政府的《清史稿》：仓促的“半成品”

1914年，民国政府的国务院向大总统袁世凯上了一道咨文，核心意思很明确：大清二百多年，“文物制度灿然”，如果不趁着材料犹在、人还在，赶紧修史，后人就很难有全面了解了。

袁世凯一向讲“名分”，又刚从大清手里接过江山，对这种带有“承接旧朝”意味的事，自然乐见其成。1914年3月9日，他下令设立清史馆，把故宫东华门内一百多间房子划出来，专门用来修史。

清史馆一成立，最积极的反而是前清遗老。对他们来说，参与修史，不只是谋生，更是一种情感寄托。当年万斯同参与纂修《明史》的心情，在这里几乎重演。

馆长由赵尔巽担任。这人出身科举进士，做过按察使、布政使、省级巡抚，后来官至东三省总督，算是晚清显赫重臣之一。他既熟悉清代政治运作，又在史学上有一定造诣，确实是合适人选。

在北洋政府支持和赵尔巽张罗下，一份共一百三十多人的修史名单很快列出，里面多是当时学问极硬的翰林、旧学名家，比如柯劭忞、吴廷燮、缪荃孙等。阵容很强，底子也不差。

清史馆的工作大致分成两个层次：先议体例，再分工撰写。体例争论其实不多，大家都清楚，既然要和“二十四史”接轨，那就得用纪传体，分本纪、列传、志、表等。争议稍微多一点的，是帝纪要不要写入多尔衮、载沣这类“摄政王”，以及各类人物、类目的设置。

总体来说，这批人还是沿用了旧史学的一整套框架。梁启超后来批评旧史学“善因袭而少创作”，指的就是这一类修法。尽管如此，清史馆的工作推进得不算慢。

最终形成的《清史稿》，内容上有十二本纪、十六志、十表、五百多卷列传，从皇帝、后妃、公主到外戚，从礼乐典章到邦交制度，从循吏名臣到节妇孝子，应有尽有。这套稿件，如果能再经过几年细致校勘，完全有希望达到“正史”的水准。

问题是，历史不给他们这个时间。

三、战乱与人事：一部史书“夭折”的背后

清史纂修之所以没能顺利做到“定稿为史”，原因有两层，一外一内。

外部环境很残酷。1912年之后，民国政府表面统一，实则多方割据。袁世凯死后，北洋诸派之间的争斗不断升级。皖系、直系、奉系各路军阀你方唱罢我登场，华北、东北时不时爆发兵戎相见。政权自身尚且难保，哪里还有闲心、财力长期供养清史馆这种“文化工程”。

清史馆经费时有时无，修史工作动辄停摆。再加上外患日重，从日本加紧侵华，到列强在中国利益争夺白热化，北京政府越来越捉襟见肘。修史在这种大形势下，只能被一拖再拖。

内部因素则和赵尔巽本人紧密相关。清史馆从1914年设立，到1920年代中后期《清史稿》大体完备，这中间已经过去十多年。到了1926年前后，赵尔巽已属风烛残年，他很清楚，若再按古法层层校勘、广征意见，怕是看不到完工那一天。

1927年中，赵尔巽作出决定：在仅审稿大约半年、多处尚未细加订正的情况下，将全稿付印。1928年，《清史稿》正式刊行。

这部书有其价值，保留了大量清代档案线索，也保存了不少口传资料。然而，由于时间仓促、审定不严，错漏之多同样令学界诟病，人物小传有误、纪年失误、前后矛盾之处时有出现，在当时就引起不少批评。

更麻烦的是，《清史稿》在性质上只是“稿本”，未经过合法的“奉敕颁行”程序，从传统意义看，不能算真正的“正史”。再加上民国之后政治更迭频繁，这部书的地位一直尴尬：大家都得用，又都觉得不够格。

于是，“再修清史”的愿望，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就始终在史学界回荡，只是苦于没有合适的政治条件。

四、新世纪的大工程：清史再修为何耗时如此漫长

到了20世纪下半叶，修史的想法并没有消失，但在战乱、建国、各种运动起起伏伏的现实中，也只能零星讨论。真正把“新修清史”提上国家议程，是2000年前后的事情。

2001年4月7日，戴逸等十多位长期从事清史研究的学者，联合向中央提交了纂修清史的建议，提议以《清史》为名，作为“二十五史”的压轴之作。这份建议得到高度重视。

2002年8月，当时的中央领导批示同意。11月，由文化部牵头，联同教育部、财政部、中宣部等十四个部门，成立了清史纂修领导小组。同年12月12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正式挂牌，戴逸担任主任，负责把关整体质量。

这一次修史，与以往设一座史馆、召集几十名翰林闭门撰写的模式完全不同，规模和方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2003年，清史工程进入准备期。专家们首先对海内外清史研究现状做了全面梳理，对清代档案、档册、方志、实录等材料进行系统整理，拟定了大体编纂方案。与旧修史相比，有几个显著的变化：

一是改用白话文撰写，不再采用文言。这一点，标志着清史工程既要延续“正史”传统，又要考虑现代学术的阅读和传播。

二是篇幅规划极其庞大。原本预计约三千五百万字，后来实际规模接近四千万字，这在中国史书中可以说前所未有。

三是内容结构仍以帝纪、典志、史表、图录、人物传记五大板块为纲，但会更注重制度史、社会史、边疆民族史等新领域的体现。

四是对传统“烈女传”等篇目作出调整，弱化或删减一些更符合古代价值观、但与现代视角有距离的内容。

从2004年至2005年，编纂委员会逐步把整部《清史》细分为三百多个子项目，每一个项目对应一个专题或一个卷次。这些项目下放到各大高校、研究机构、地方文史部门，由专门的课题组完成初稿。参与人数超过一千六百人，这种动员规模，在中国史学史上相当罕见。

真实的难点，则在后面几年慢慢显露出来。

五、从“写出来”到“改到能用”：难就难在审稿

2006年前后，《清史》的大规模撰写工作全面铺开。按原本的设想，10年左右完成纂修，阶段性的目标是先形成“清史稿”，再在此基础上反复修改、统一风格、定稿出版。

参与撰写的学者，绝大多数都有本职工作。有人在高校带课，有人在研究所承担其他课题，还有人担任行政职务，修史只能挤时间做。一个人手里可能同时抓着多个专题，每一个专题都需要查阅大量文献，耗费精力可想而知。

还有一个不太被一般读者注意，却非常致命的问题：风格不一。

三百多个项目分给上千学者来写，文笔、结构、取材视角都不可能一样。有的偏重政治，有的着眼经济，有的专攻民族与边疆，有的强调文化思想。各篇单独拿出来，都可能写得不错，但要合在一起变成“同一部书”，就得花大力气修整。

从材料基本写完，到真正成书，这中间的校勘、统一、删补、平衡，往往比写稿还难。这一点，在赵尔巽时代也是一样，只不过那时参与人数少一些，协调难度相对低。

值得一提的是，新世纪的清史工程在时间节点上是提前完成“写稿”的。原先设想2002年启动，2012年左右完成“清史稿”。实际情况是，到2008年，初稿基本成形，四千万字左右的稿件已经摆在桌上。

问题来了——写完不等于能印。

对这样一部体量庞大、涉及面极广的史书来说，审稿和修改是极其漫长的过程。错一个时间，可以改；但涉及人物评价、重大事件性质、民族关系处理，一旦定下，很难再大动干戈。审稿不严，新《清史》就容易落入《清史稿》的老路；审稿太严，每一个细节都要来回推敲，时间自然拖得很长。

从2008年“清史稿”完成，到2018年9月，整整十年，清史编纂委员会都在集中力量做一件事：反复审定和修改，将零散风格揉合成统一文本，把该商量清楚的问题逐一商量清楚。到2018年，审定稿终于报送中央。

之后，中央又将稿件交给中国历史研究院继续审读，这属于更高层面的学术和政治把关。再往后，还要经历出版社的三审三校、版面设计、索引编制等出版程序，每一个环节都不可能草率。

从2002年立项，到2018年审定稿形成，前后跨度十六年。如果算上之后的深度审读和出版流程，总时间显然还要向后延伸。历史确实走得不快，但在这样一部书面前，慢一慢，倒也不难理解。

六、《清史》迟迟未出：并非“拖延”，而是慎重

从民国清史馆的《清史稿》，到新世纪的大型清史工程，中间隔了七十多年。很多读者难免会有疑问：清朝都灭亡一百多年了，怎么一本清史还印不出来？

原因归纳起来，大致有几层。

其一，清朝本身是一个跨度很长、内涵极复杂的王朝。从1636年建国号大清，到1912年宣统帝退位，中间经历了入关、康乾盛世、鸦片战争、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一连串巨变。既有传统王朝的一面，也有近代转型的一面，还牵扯到列强入侵、资本主义冲击、民族危机等因素，要用一部“正史”的框架把这些讲清楚，没有想象中那么轻松。

其二，清朝作为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涉及多民族、多区域、多政治力量的互动。东北、蒙古、新疆、西藏、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都在清代产生过重大转折。边疆问题如何写，民族关系如何表述，既要符合史实，也要掌握尺度，仅此一项，就必须反复斟酌。

其三，新《清史》既要承接“二十四史”的传统，又不能简单照搬旧有笔法。旧正史强调“春秋笔法”，评价人物时有浓厚的道德色彩，重帝王将相，轻社会民生。现代史学更看重材料实证和多维度分析，这两者之间如何取得平衡，是编纂者不得不面对的挑战。

其四，这一次修史的体量和参与范围都已经到了“国家工程”的级别。超过一千六百名学者参与，三百多个项目同时推进，每一个项目后面，又有若干年甚至几十年的研究积累。把这些成果“揉”到一起，不只是技术问题，也关乎整个学界对清史认识的重新整合。

再往深一点说，《清史》这种“定本”，一旦出版，对后面的教科书编写、学术研究的总体框架都会产生长远影响。既然如此，审慎就成了必然选择。

从这个角度看，“迟迟未出”，并不是懒散拖延，而是一种尽量避免留下大缺憾的努力。赵尔巽当年是“等不起”，所以只好匆匆付印；这一次，则是在有条件慢下来之后，尽量把当年来不及做完的工，再认真做一遍。

七、清史之“未成”，也是一种“尚待”的状态

回头看，从1914年设立清史馆，到21世纪的新清史工程，清史纂修已经走了一条颇为坎坷的百年之路。

在民国时期，《清史稿》诞生于风雨飘摇的时代，内容有价值，形式有缺陷；在新中国成立后，清史研究逐渐扎实，档案不断开放整理，学界对清代政治、经济、文化、边疆等问题的认识日益细化，这些都为后来重新修史打下基础；到了新世纪，国家层面正式出手，把“再修清史”提升为大型文化工程，规模之大，前所未有。

今天说“清史尚未出版”，既是事实，也隐含着一种“未竟”的意味：这部书正在路上，还没有停笔定稿。对研究者而言，这段漫长等待本身，就是学术积累的一部分。

清史的故事，还要从书页继续展开。待到《清史》真正面世，那将是对一百多年曲折纂修过程的一个阶段性交代，也会在中国传统正史体系中，补上最后一块拼图。至于其中的细节、取舍、评判，终究要交由读者和后来学者，在一页一页翻读中慢慢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