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慧明：明代募兵制的历史教训

作者：王慧明

来源：《历史评论》2026年第1期

明代募兵制在明后期塑造了“将帅家丁—营兵”结构的军队，这样的军队在军事上趋利避险、在结构上内外对立而非团结协作、兵数众多而精锐寡少，实难对抗组织水平较高的强敌。

作为明朝盛衰兴亡的重要军事节点，萨尔浒之战开启王朝鼎革的倒计时。无论是土木之变京军主力覆灭，还是庚戌之变俺答兵临京师城下，明朝都能转危为安，而萨尔浒这场损兵折将仅4.5万余名的边境战役何以至此？该役暴露了明代中后期发展壮大的募兵制带来的军事制度与军队结构问题——兵虽众而精锐寡少，纸面上的兵力并不能反映明军的真实战力。其中的教训，值得深思。

军队私人化

明太祖朱元璋创制的卫所制度在明初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时间推移，其弊病逐渐显现。一方面，卫所制下的军役给从编户齐民中划出的军户带来很大负担。特别是辽阔疆域下的长征久戍，卫所军士逃避之举屡禁不止。另一方面，世袭身份则使军士老幼强弱参差不齐，合格士兵不敷所需。此外，各种腐败潜滋暗长，不少军官占役军士违规从事各类经营，放纵士兵买闲脱离军队另谋生计的情况十分普遍，军队作战能力不断削弱。

为获得合格士兵，朝廷通过三大营、团营、镇戍营兵等编制改革从卫所中拣选士兵，同时推行新制以扩大兵源。其中的募兵制，即以有偿方式召集人员参加军队的军事制度，相对于各类强制性兵役的先征后选，优势在于直接将身体标准作为入伍的前提条件。加之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繁荣和雇佣关系发展，朝廷开始自上而下地在财政、物资分配上施行货币化、商品化改革，推进雇佣化的募兵，甚至出现兵员商品化的“招首法”募兵（按应募士兵数量给予主持者相应的官职、赏赐）。同时，这样的趋势也推动了军官经营、助长了腐败，自下而上地使朝廷被动扩大募兵制的实施规模。然而，由于朝廷对军队管控不力，腐败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是军队私雇问题。明代中后期的流民运动，为社会雇佣关系的发展提供充足的劳力，也为军官临时雇人填充兵员空额和士兵雇人代役提供了便利。如此只管数量而不保障军事素质的私雇成为严重问题。嘉靖朝庚戌之变中，因为明朝规模最大的战略机动部队——京营的日常训练由军官临时雇佣士兵充数，导致俺答兵临城下时无兵可用。执掌兵部的王邦瑞奏言，“平时则役占营军，以空名支饷，临掺则四集市人，呼舞博笑而已，军安得足且精乎？”隆庆时，京营士兵自营生计，而以家中老幼或雇人充伍，入京的班军更是一人持多人“募钱”雇人应对核查，有任务时则“钻求免脱”。万历时，蓟镇将领的雇佣方式更是花样繁多，有维持春秋两季边防需要的“冷补”、保证十天半月在岗的“热补”、全然应付而工资日结的“痒补”，大部班军至戍所雇人应点、逃亡军士由里甲雇人代役。为解决士兵私雇代役问题，朝廷不得不把部分负担较重、缺乏实效的班军、民壮折役为银，进行公募。然而，对于军官的私雇，虽禁令屡下但始终无法有效遏制。

二是将领的私人武装问题。北部边疆因蒙古各部的反复掳掠难以稳定生产粮食、马草，而内地运输成本高昂，这些物资在明代军需供应市场化、货币化的背景下成为有利可图的商品。军官利用特权兼并土地、占役军士，还组织家丁保护生产，再凭借特权将商品利润最大化。在这一过程中，将帅家丁群体逐渐形成。嘉靖中期，面对蒙古威胁，朝廷开始正式雇佣将帅家丁，他们成为将领与朝廷交易的重要资本。

至明代后期，募兵制成为补充兵员的主流方式。但是由于明朝直到灭亡也未能在军队建设上施行整体性改革，本应整齐划一的军事制度形成多种制度并行的状态，导致军政管理复杂且效率低下，更易滋生腐败。国家虽能通过募兵制选拔或召募优秀兵员，却无法保证良好的训练和有效的组织，致使明廷对以私人附庸关系为基础的将帅家丁的依赖日渐加深。在经济基础和制度推动的双重作用下，将帅家丁逐渐成为明军核心力量，军队的作战编制营兵形成“将领—家丁—士兵”结构，其中士兵以募兵为主，亦可称为“将帅家丁—营兵”结构。

面对军队私人化问题，朝廷虽加以抑制，如改私雇为公募，限制将帅家丁数量，但终究不过在一件破衣上叠累不牢固的百衲。具有相当社会经济基础和军事基础的将帅家丁更非禁令所能抑制，部分身处边镇的将领在平时已是例外，“准令各城堡将领，如守备备御仍止十名，副参游系辽东人准五十名上下，系关西人准百名上下。其有家丁原多，如李如梅、赵梦麟等，众所共知，但取有人，不妨多养”。至战时，如萨尔浒战前，朝廷即鼓励诸将多率家丁援辽并按数量许诺相应官职，“各边废弁，凡有家丁者，参游百名以上，守备五十名以上，皆许效用军前。沿途行粮，官为资给。如携带五百名以上，验果精锐可用，比于起废之例，即与见缺”。有些将领自然投机取巧，临时雇佣增加数量，“各将所恃惟有家丁，而废弃之久，半属散亡，多有闻命而收募者，徒取充数为名耳”，反而进一步滋生腐败。

组织松散化

由于将帅家丁是将领的重要政治筹码，因此多数将领把本部的装备、资源集中保障将帅家丁而不是营兵，损公肥私是常态。将领往往纵容家丁“抢兑”士兵战马，而马匹仍由原主喂养，“以军士之马供家丁骑乘，以军士之身供家丁役使，以军士之粮作家丁养赡”。将领还通过抢夺士兵军功来为家丁提升军职，“纵家丁刁抢军功，因以为利，坐名止云家丁，得升便是子弟”。另外，虚报家丁数量也是将领贪污军饷的手段，可以说“武弁无良，每每以家丁双粮名色，易于虚冒”。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五名军官被弹劾，他们在三年内冒领军饷高达7770余石。这一情况使明军内部形成阶层对立，极大削弱了普通士兵的作战意愿。戚继光认为，将帅家丁与营兵的对立破坏了军队的团结，造成军队兵数虽多而精锐寡少，“是得二三百人之心，尽失部下二三千军之心……本为求精，适至冗费。本为求多，反以致寡”。熊廷弼认为该结构下，将领对朝廷训练士兵的命令置之不顾，反而纵容家丁奴役士兵、抢兑军马，制造阶层剥削和对立，军队的强弱不再取决于军政管理和日常训练，而是取决于将领个人作为，“夫军无常强，主将鼓之强则强，亦无常弱，主将摧之弱则弱”。
针对此弊，戚继光主张家丁与全军统一管理、协同训练，实现全军团结协作。他在浙江义乌召募拣选的精壮士兵经过严格的组织训练，遂成天下闻名的强兵劲旅——义乌兵。但是，戚继光的做法只能依赖将帅的个人品质，无法普遍适用。相反，在“将帅家丁—营兵”结构占主流的情况下，损公肥私的恶果日甚一日，尤以北边各镇为著。参与萨尔浒之战的明军各路主将，如杜松、李如柏、马林豢养大量家丁。刘及其父刘显亦养有家丁，他在萨尔浒之战未等家丁集中便被迫出征，难免败亡。延绥巡抚涂宗濬曾向杜松提出作战不能依赖将帅家丁，而应如戚继光以节制之法训练团结的士兵，杜松虽感叹“如此练成是一块铁矣”，但无法效仿。这种缺乏训练的军队更加依赖士兵自身的军事素质，所以边镇诸将在家丁兵源上倾向于善于骑射的游牧民族，蓟镇总兵尤继先有“唯藉夷丁，余无足恃”之说。

组织日渐松散的明军在对抗武器装备较差、组织水平较低的敌人时尚有余裕，然而，萨尔浒之战中的后金八旗却是一支组织度高的军队。徐光启在战后总结，明朝固然土广民众，但集结的军队却缺乏训练，精锐数量有限，“今地大人众而不选不练，征兵十万，大半脆弱，集合诸将，仅得精勇家丁数千”，明军完全是以弱攻强、以寡击众，分进合击战术则进一步分散兵力、放大缺陷，被战术水平高超的努尔哈赤率领的八旗精锐逐个歼灭。更可怕的是，明军纪律极差，民间有言，“贼如梳，军如篦，土兵如剃”，“若遭大虏还有命，若遭家丁没得剩”。朝廷召募、调集各地军队援辽，反而造成与地方社会的对立。明末农民大起义呈燎原之势与明军军纪废弛、祸害百姓的关系极大，“闯，人之所附，非附闯也，苦兵也”，明王朝势必被这样的军队拉向灭亡深渊。

军事趋利化

尽管避实击虚是军事上常用的战术策略，但基于守土卫民的职责，军队必须敢于牺牲。然而，将帅家丁为政治经济利益而来，嘉靖以后雇佣性较强的普通募兵则为厚饷而来，导致明后期军队表现出罔顾责任的趋利化特征。

将帅家丁是将领谋取利益的资本，他们在作战中自然力求保存实力、攫取利益，集中体现在“捣巢赶马”的军事战术。“捣巢”是指他们面对犯边的蒙古各部主力时消极避战，袭击空虚的各部聚居点；“赶马”即追逐以马匹为主的战利品。他们在军事行为上趋利避险，以利害衡量取代守土卫民的责任，实与计算盈亏的商人无异。

与将帅家丁类似，国家公募士兵也在获取优厚军饷的同时尽可能规避风险。明代募兵制缺乏统一规划，待遇参差不齐，募兵往往去低就高，甚至无饷则变。万历年间，广西平乐府募兵听闻广东饷厚，遂至兵变，“盖此辈皆召募乌合之众，骄悍难驯。适闻广东饷厚，遂致叛散而归”。明朝针对努尔哈赤起兵前的预防性募兵军饷优厚，多有他处士兵逃亡应募，“辽人胜兵者有数，啖以厚饷，额军稍精壮者皆来应募，募军多则额军愈少矣”。然而，这些为饷银而来的士兵畏强击弱，贪财惜命。就连一代名将戚继光也指出，义乌兵虽享有精锐盛名，实际不能承受重大军事挫败，“一用之不审，被一大劫，东村痛子，西村哭夫，于此之后，一邑夺气，而义乌之兵不可用在目前矣”。萨尔浒之战后，明军怯战之风更盛，永平府无人应募守备山海关，“即悬安家之格，优月饷之数，亦皆垂首无敢前者”；本为援辽的募兵不顾命令拒绝援辽，反而积极镇压农民起义，“淮兵之召募，为援广宁也，不命之剿妖，而径剿妖，屡命之渡海，而竟不渡海，则召募之旨谓何？”

在利益驱使下，由将领及其家丁控制的军队，对朝廷的忠诚节义被趋利避险的考量取代。萨尔浒之战后，权威日削的明廷逐渐陷入无法有效指挥各支军队的窘境。即便如此，明廷权威尚存，辽东诸将虽倾向于保存实力，在执行朝廷命令时有所保留，但大多非兵败不降清朝。然而至1644年鼎革之时，王朝权威在明、顺、清三方之间转移，明朝诸将即开始根据局势变化考虑如何改换门庭，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至清朝定鼎北京，降清成为他们的主流选择。当然，在他们的私利受到侵犯或得不到满足时，对雇主反戈一击亦非不能，如吴三桂先欲投顺，后献关降清。这一弊端在南明愈加凸显，各小朝廷成为各路军阀的傀儡，甚至是卖身投靠的奇货，最后阶段南明抗清依赖的主力却是曾经的死敌——农民起义军。

综上可见，明代募兵制在明后期塑造了“将帅家丁—营兵”结构的军队，体现的是国家对军队腐败的容忍和让步。这样的军队在军事上趋利避险、在结构上内外对立而非团结协作、兵数众多而精锐寡少，实难对抗组织水平较高的强敌。腐败横行、指挥失效、军纪松弛造成明代后期朝廷在军政管理、军事领导等方面的无力，因此萨尔浒之战的军事危局虽不如土木、庚戌，却开启明清鼎革的序幕。兵役制度适应社会经济发展进行变革固然是与时俱进，然而作为暴力机关的军队却不能违反强制原则而任由社会经济加以塑造，违背军事规律的明代募兵制实为前车之鉴。

作者单位：太原师范学院历史与文博学院

编辑：拾 壹
校审：秀 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