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高压下的养猪业：氨气减排政策如何落地

3月1日，生态环境部发布的《规模化畜禽养殖氨气排放量核算技术指南（试行）》（编号 HJ 1434-2025，下称《指南》）正式实施。这一措施不仅将改变养殖场周边居民家门口的污染问题，更是一项与所有规模化养殖场息息相关的规定，其落地将深刻影响养殖业的入口与出口。

随着大气污染防治向纵深推进，养殖业氨气排放已不再是“小问题”。氨气（NH₃）作为一种具有强烈刺激性的挥发性气体，化学性质活跃，不仅是猪场恶臭的主要来源，更能在空气中催化PM2.5的形成，直接影响区域空气质量，成为生态环境部门重点管控的污染物之一。

“养殖场的氨气主要来自畜禽排泄物，因处置不及时或不当而产生，其产生量与饲料中的蛋白质含量密切相关。因此，氨气减排的关键环节有两个：一是降低过量的蛋白质摄入，二是妥善处置粪污。”布瑞克农业大数据研究总监林国发对第一财经表示。

氨气减排已成硬约束

氨气是养猪场主要的臭味来源，也是重要的空气污染物。从环境科学角度看，氨气不仅带来嗅觉上的不适，更会催化PM2.5的形成，影响区域空气质量。

根据国际相关研究，动物生产已被认定为主要的环境影响来源之一，涉及气候变化、酸化和富营养化。对养猪业而言，这主要归因于饲料生产的影响，以及粪便中氮和磷的排放。平均而言，饲料生产占养猪业影响气候变化的60%，粪便排放占30%；而在酸化影响方面，粪便排放的占比超过60%。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研究数据显示，在全球范围内，生猪养殖业分别占畜牧业温室气体排放和氨排放量的14%，以及人为温室气体和氨排放总量的2%和8%。

“猪场的氨气主要来自猪粪便的发酵过程。”林国发表示，“猪摄入的饲料中蛋白质含量过高时，排泄物存放一段时间后便会发酵，产生氨气。高蛋白饲料虽然能促进猪的生长速度，但也意味着排泄物中含氮量更高，在密闭条件下更易生成氨气。氨气会催化PM2.5的形成，影响整体空气质量，这也是环保部门日益重视养殖场氨气排放的原因。”

正是由于氨气不仅带来嗅觉上的不适，更对环境质量产生深远影响，近年来中国在畜禽养殖环保标准中，对氨气排放的约束性要求日趋明确。2025年前后，多项涉及养殖场氨气监测的技术规范陆续出台，标志着氨气减排从“软倡导”转向“硬指标”。

新发布的《指南》明确，年出栏500头及以上的规模化生猪养殖场全部纳入监管范围，核算边界覆盖圈舍饲养、粪污储存、粪污处理全链条，采用物料衡算法、排放系数法、现场监测法三种统一核算方法，彻底消除以往监管盲区。与此同时，生猪养殖产生的粪污经处理后形成的尾水（中水），其氮氧含量同样受到严格监管，多地已明确要求规模化猪场安装带4G传输功能的在线监测设备，对氨气浓度、尾水指标进行实时上传、动态监控，确保污染物排放全程可追溯、可监管。

然而，政策的落地从来不是一纸文件就能完成的。从控制路径来看，降低氨气排放主要有两个关键环节：一是前端控制饲料中的粗蛋白含量，二是后端加强粪污的处理和发酵管理。

前端饲料标准与产业惯性的冲突

随着氨气被纳入大气污染重点管控指标，生猪产业正面临两大突出瓶颈：饲料粗蛋白普遍偏高，导致氨排放居高不下；非洲猪瘟后消毒水过量使用，致使粪污发酵受阻、资源化利用困难。在政策硬约束与成本压力双重作用下，推广低蛋白绿色饲料、优化饲料配方与粪污处理流程，养猪业的每一个环节都在经历深刻变革。

“饲料企业倾向于使用较高蛋白含量的配方，主要是出于经济效益的考虑。蛋白质高了，猪长得快。饲料企业把蛋白加高，饲料好卖，养猪的人收益也高。”一位曾供职于国内某大型农牧企业的专家向记者透露。

这种以生长速度为导向的市场逻辑，与以减排为目标的政策导向形成了直接冲突。事实上，在饲料环节，国家已有相应的营养标准。2025年10月，农业农村部正式发布《主要畜禽低蛋白低豆粕多元化饲料配制技术指导意见》，明确推行“精准配方低蛋白日粮技术体系”，为生猪各阶段设定了参考标准：育肥猪后期粗蛋白含量可降至12%，豆粕用量降至8%。政策导向清晰指向“降蛋白、减排放”。

“其实超过猪生产所需的蛋白质，会随排泄物进入环境，释放更多的氨气。”林国发表示。

降低饲料粗蛋白含量可以减少氨气的释放，已得到科学验证。研究表明，粗蛋白含量每降低1个百分点，氮排放量大约下降8%，氨排放量下降10%。

国际上早已转向“需求侧”营养理念，以美国NRC（国家研究委员会）2012年的标准为代表，不再仅建议粗蛋白含量，而是直接以“体蛋白沉积量”作为营养配方的基准，强调氨基酸平衡。只有当饲料中的氨基酸比例与猪体蛋白的氨基酸组成一致时，沉积效率才最高，浪费（氮排放）才最少。在欧盟，荷兰部分猪场育肥阶段日粮粗蛋白含量已降至7.7%至8.4%左右。

当前，中国猪饲料行业已全面推行以“体蛋白沉积”和“精准氨基酸平衡”为核心的现代营养标准，但与“完全普及”尚有差距。

从目前生猪饲料执行的GB/T 55915-2020国家标准来看，其中育肥猪后期粗蛋白最低标准为12.6%，但在实际生产中，为追求猪只生长速度、缩短出栏周期，行业内普遍使用粗蛋白含量超标的饲料，多数产品粗蛋白比例在13%至18%之间，乳猪料甚至接近18%，这一水平显著高于丹麦、荷兰等欧洲养殖业发达国家。

据林国发介绍，猪对饲料中的蛋白质吸收能力有限，过量的粗蛋白无法被完全消化，会随粪便、尿液排出体外，在圈舍密闭环境下发酵分解，大量生成氨气，不仅导致圈舍内氨气浓度超标，刺激养殖人员呼吸道、损伤猪只呼吸道黏膜，更会持续向大气排放，加重区域空气污染。农业农村部在《养殖业节粮行动实施方案》中明确提出，加快推广精准饲料配方技术体系，构建基于净能体系和氨基酸平衡模式的动态营养需要模型，制修订低蛋白饲料标准与饲养标准，从政策层面引导行业降蛋白、减排放、提效率。

“降低饲料粗蛋白含量，只要控制在国家标准下限附近，完全不会影响猪只基本生长，反而能让猪肉风味更好，只是生长周期会略微延长。”林国发表示。

虽然低蛋白饲料不仅能从源头减少氮排放，降低氨气产生量，还能提升猪肉品质，但这一绿色模式却在市场推广中遭遇阻力。

一位行业人士表示，当前养殖端普遍追求“快长快出、提高周转”，高蛋白饲料恰好契合这一需求，成为市场主流选择；而饲料企业调整配方、研发低蛋白绿色饲料需要投入研发成本，若缺乏政策引导与市场激励，很难主动转型。更关键的是，消费者尚未形成“低蛋白猪肉更优质、更绿色”的认知，不愿为绿色养殖产品支付溢价，导致低蛋白养殖模式缺乏市场动力。

全国畜牧总站印发的《猪低蛋白低豆粕多元化日粮配制技术要点》给出明确推荐：育肥猪后期粗蛋白可降至12%，豆粕占比降至8%，通过添加赖氨酸、蛋氨酸等必需氨基酸实现营养平衡，在不影响生产性能的前提下，可显著减少粪污氮排放30%以上。数据显示，2023年全行业通过豆粕减量替代，减少环境治理成本约60亿元，低蛋白日粮的环保效益与经济效益已得到充分验证。

后端粪污处理与生物安全的矛盾

如果说饲料配方是氨排放的“前端源头”，那么非洲猪瘟后消毒水的过度使用，则是加剧养殖环保困境的“后端症结”。

据林国发介绍，传统的粪污处理依赖微生物发酵。但非洲猪瘟爆发后，养殖场普遍加强了消毒频次和消毒水用量。

“高密度养殖，加上这几年对非洲猪瘟的担忧，消毒水用得特别多。消毒水把有益细菌都杀死了。本来可能三到五天就能堆肥发酵完成，现在可能一个月都堆不了。”林国发无奈地表示。

发酵不彻底，不仅意味着猪粪持续散发臭味、持续释放氨气，更导致粪污无法及时还田利用。

自非洲猪瘟疫情发生以来，中国生猪养殖行业全面升级生物防控措施，规模化猪场、中小养殖场甚至散养户，均普遍高频次、大范围使用消毒水。这一举措有效阻断了疫情传播，却给粪污处理带来了难以破解的难题。

据一位农业领域的专家介绍，猪粪尿实现资源化利用的核心环节是熟化发酵，依靠天然微生物菌群分解有机物，完成发酵后才能作为有机肥还田，既减少污染，又能改良土壤。但大量消毒水进入粪污后，会直接杀灭发酵所需的有益菌群，导致粪污无法正常腐熟。

“以前农村散养时，猪粪露天堆放三五天就能自然发酵，臭味消失后就能还田；现在规模化养殖加上大量消毒水，粪污堆放一个月甚至两个月都无法发酵，一直散发恶臭。”林国发表示。未熟化的粪污不仅持续释放氨气、污染空气，还田后还会造成土壤烧苗、作物减产，根本无法实现资源化利用。这一困境直接改变了粪污的“价值属性”——过去鸡粪、羊粪、牛粪都是种植户争抢的有机肥原料，养殖场无须付费甚至能获得收益；如今生猪粪污因难以处理，变成了“没人要的负担”，养殖场不仅卖不上钱，还要倒贴费用请人清运处理，进一步加重运营压力。

显然，在养殖场中，生物安全与环保出现了冲突。一方面，生物安全要求高频次、大剂量地消毒，以防控非洲猪瘟；另一方面，环保政策要求粪污充分发酵、减少氨气排放。

为破解后端处置难题，2020年印发的《关于促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到2025年全国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80%以上，2030年达到85%以上的目标。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联合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整县推进工程，单个县中央预算内投资最高补助3000万元，补贴比例不超过项目总投资50%，重点支持粪污收集、贮存、处理、利用设施建设，推动形成“养殖—粪污—种植”的种养循环体系。

从饲料蛋白到粪污处理，从氨气排放到生物安全，养猪业的环保政策落地，正推动中国生猪养殖业站在转型升级的关键节点。氨气治理、氮磷减排等环保硬约束，既是挑战，也是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机遇。随着《指南》全面实施、低蛋白日粮技术普及、粪污资源化利用体系不断完善，“低蛋白饲料+高效粪污资源化处理”的绿色模式，必将成为行业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