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往事：下乡插队和农村姑娘相爱，考上大学他成了当代陈世美

1968年12月28日，老三届初中生王文昌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和数百名北京知青一起坐上了即将开往山西忻州地区的火车，他们要去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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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载北京知青的火车一路向南，再折向西北。车轮碾过铁轨的哐当声，混杂着车厢里此起彼伏的说笑声和对未来茫然的叹息声，成了王文昌青春里最深刻的背景音。第二天下午，他们踩着滹沱河岸边冻硬的黄土，站在了赵管营大队的村口。风里带着泥土和牛羊粪的腥气，与北京胡同里的烟火气形成鲜明的对比。

王文昌他们十一名北京知青被分到了赵管营七队，临时的安置点是停课的赵管营小学。几间土坯房里，黑板上还留着半截未擦去的算术题，课桌拼成的地铺上，只铺了一层薄薄的干草。王文昌和几个知青挤在靠窗的角落，夜里听着窗外呼啸的风声，看着窗缝里漏进来的月光，第一次感受到离开家乡离开父母的孤独，他们心里充满了惆怅和迷茫。

直到第二年暮春，队里才给知青盖了新房。一排整齐的土坯房围出一个小院，房前种着几棵刚栽下的柳树，嫩黄的柳芽在风中摇曳。麦收时节，黄土路上扬起滚滚烟尘，乡亲们帮知青扛着行李铺盖，搬进了这个属于北京知青的新家。往后的日子，清晨伴着鸡鸣下地，黄昏披着晚霞归来，挥镰割麦、挑水浇地，原本握笔的手，渐渐磨出了厚茧，也渐渐懂了黄土地上劳作的艰辛与厚重。

1969年秋天，赵管营小学复课了。原本的公办教师调去了其他学校，大队里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代课老师。王文昌因为是老三届初中生，又是知青小组的组长，大队书记就让他到学校教书，他幸运地成为了赵管营小学的民办教师。

去学校教书的第一天，王文昌拿着课本走进五年级的教室，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开学第一课”五个字，教室里二十几个孩子睁着乌黑的眼睛看他。其中有个扎着两条粗辫子的姑娘，格外惹眼。她叫赵成花，是小队会计赵东来家的女儿，坐在最后一排，脊背挺得笔直，眼睛里满是对知识的渴望。

那时赵成花刚小学毕业，按照村里的规矩，大多孩子读到小学就会辍学回家帮着干活。她却不甘心，总缠着父亲问能不能继续读书，可公社中心校和邻村联办中学都挺远，步行六、七里路实在不便。父亲叹着气摇头，她便把这份念想藏在心里，又背起书包到五年级复读，她想把自己没学明白的课程从头温习一下，找机会去读初中。

过了几天，听说北京知青有人带来了初中课本，赵成花动了心思。一个傍晚，她怯生生地走进了知青点的院门。王文昌见赵成花来了，就笑着问她：“赵成花，你有事？”“王老师，我、我想借初中课本。”她的声音很小，头埋得低低的。

王文昌笑了笑，回头从行李里翻出从北京带来的书籍。里面不仅有他用过的初中课本，还有他姐姐学完的高中课本。他找出初中语文和数学递给她说：“你先拿回去自己预习，看不懂的地方随时来问我，我空闲了就给你辅导。”

赵成花接过课本，抬起头不好意思地看了王文昌一眼，脸颊红得像盛开的山丹丹花。从那以后，知青点的小院里，多了个扎着粗辫子的身影。她常常趁着放学或帮家里干活的间隙来到知青点，听王文昌耐心地给她讲题，讲外面的世界。作为报答，赵成花有时会偷偷塞给王文昌一个煮鸡蛋。

五年级下学期，赵成花就不去学校上课了，她开始在家帮着母亲干家务，有时也要去割草喂猪或去放羊。那时取消了高考，学生学习的积极性都不高，学生家长也觉得读太多书也没啥用，能会写会算就行了。赵成花跟别的孩子不一样，她天天晚饭后都在灯光下自学初中课程，因为这事，她妈没少骂她，说她天天浪费灯油，不知天高地厚。

日子像滹沱河的水，静静流淌。春去秋来，柳树叶绿了又黄，赵成花的辫子也越来越长，眉眼也越长越好看。她不再是那个怯生生的黄毛丫头，出落得大方明艳，笑起来的时候，眼角会弯成月牙，走到哪里，都能引来村里人的夸赞。

赵成花十八九岁的时候，大队里不少人家托媒人上门提亲，说的都是村里条件不错的后生。可赵成花心里，早已有了王文昌。她喜欢他的温文尔雅，喜欢他满腹学识，更喜欢他对自己的耐心与关照。而王文昌，也早已被这个淳朴、坚韧、眼里有光的农村姑娘打动。他喜欢她身上的那股劲儿，哪怕身处贫瘠的黄土地上，也从未放弃对知识的追求；喜欢她勤学好问不服输的精神，也喜欢她漂亮、温柔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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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春天，在王文昌的推荐下，大队书记同意让赵成花到学校当了民办教师，她和王文昌成了同事。两人一起备课，一起批改作业，一起在课间带着孩子们去操场跳绳。他俩的恋情，就像春天的小草，渐渐从泥土中探出头来。两人的恋情公开了，村里的乡亲们都说，他俩是天生的一对，郎才女貌，般配得很。王文昌看着身边的赵成花，心里满是喜欢和憧憬，他想，等过几年，他就娶她，在这片他早已当作故乡的土地上，和她相守一生。

可命运的齿轮，总在不经意间转向。

1977年秋后，恢复高考的消息像一阵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也吹进了赵管营小学。王文昌一直坚持自学高中课程，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迎来恢复高考的这一天。在那个年代，考上大学，是所有知青的梦想，也是跳出黄土地的唯一出路。一边是心爱的姑娘，一边是改变命运的机会，他犹豫了好久，最终还是决定报考。

白天忙着教学，晚上就在煤油灯下复习功课。赵成花默默支持着他，帮他代课，给他煮热乎的玉米粥，还鼓励他说：“王老师，你一定能考上。”

1978年春天，王文昌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他考上了天津师范学院，成了整个赵管营乃至整个公社第一个人人都羡慕的大学生。得到这个消息，乡亲们都来道贺，王文昌却喜忧参半。他拉着赵成花的手，眼眶泛红：“成花，等我大学毕业，一定回来娶你，这辈子我只爱你一个人。”

赵成花笑着点头，眼里含着泪说：“我等你，不管多久我都等。”

离开的那天，滹沱河的水静静流淌，岸边的柳树随风摇曳。赵成花帮王文昌拎着提包，送了他一程又一程，直到再也送不动。她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塞到他手里说：“这里面是我给你绣的鞋垫，还有几块钱，路上零花。”

王文昌接过布包，紧紧抱住她，千言万语都堵在喉咙里，只说了一句：“等我回来。”

到了天津师范学院，一切都是新鲜的。宽敞的教室，藏书丰富的图书馆，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学，还有和农村截然不同的生活环境。王文昌像海绵吸水一样，贪婪地吸收着新知识。可这份新鲜与热闹，却让他越来越少想起赵管营的知青小院，想起那个扎着粗辫子的姑娘。

开学两个月后，他收到了赵成花的来信。信里的字迹还是那么工整，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她说，她很好，学校的孩子们很听话，让他不用担心。字里行间的思念和牵挂，王文昌心里都明白。

可此时的他，早已被城市的繁华和学业的压力冲昏了头脑，父母也坚决反对他在农村找对象。回北京时，她母亲就说，“文昌，你是大学生了，怎么能娶个农村姑娘？这会让人笑话的！”父亲也提醒过他：“文昌，你大学毕业后不可能再回农村，你跟那个农村姑娘不会有结果……”

父母的反对，像一座大山，压得王文昌喘不过气。他看着身边城市里的同学，看着他们光鲜的生活，再想起赵成花，想起那片贫瘠的黄土地，心里竟生出了一丝退缩。最终，他还是写下了那封让他愧疚半生的分手信。

信里，他说：“成花，对不起。我父母不同意我们在一起……我也觉得，我毕业后不可能再回到赵管营……与其长痛不如短痛，咱俩还是分手吧……”

信寄出去后，王文昌心里空落落的，却又觉得松了一口气。他以为，这样就能彻底放下过去，开始新的生活。可他不知道，这短短几行字，像一把尖刀，狠狠扎在了赵成花的心上。

赵成花收到信时，正在教室里给孩子们批改作业。她坐在办公桌前，反复读着那封信，眼泪一滴一滴落在学生的作业本上，模糊了字迹。她不明白，那个曾经信誓旦旦说要娶她的人，怎么会突然变了心。她哭了很久，把信叠得整整齐齐，收进了抽屉里。

哭过之后，她擦干眼泪，继续给孩子们上课。她没时间痛苦，孩子们还等着她上课呢，她的人生也还要继续。从那以后，她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工作和学习上。她知道，只有让自己变得更优秀，才能对得起自己，也才能证明，她不比任何人差。

1982年秋天，县里传来消息，教师进修学校招收学员，通过考试就能获得进修资格，毕业后转为公办教师。赵成花毫不犹豫地报了名。白天上课，晚上自学。每天晚饭后，她给学生们批改完作业，就坐在煤油灯下，认真复习初中课程。那些曾经和王文昌一起学过的知识，对她帮助很大。

功夫不负有心人，她顺利通过了考试，进入县教师进修学校学习。毕业后，她如愿转为公办教师，回到了赵管营小学，成了一名正式的人民教师。孩子们围着她，喊她“赵老师”，乡亲们也对她更加敬重。她的日子，渐渐过得安稳而充实。

王文昌大学毕业后，留在了天津，成了一名中学教师。他按照父母的意愿，娶了一个城市里的姑娘，组建了家庭。可日子久了，他却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夜深人静时，他总会想起滹沱河畔的那个知青小院，想起赵成花的笑容，想起自己说过的“等我回来”的承诺。

愧疚像藤蔓一样，在他心里疯长。他知道，自己成了乡亲们口中的“陈世美”，忘恩负义不守承诺成了自己心里沉重的十字架。这几十年里，他无数次想过回到赵管营，找到赵成花当面说一声“对不起”。可他又鼓不起这个勇气，他怕看到她眼里的冷漠，怕破坏她现在安稳的生活，更怕乡亲们说他是当代陈世美。

现如今，王文昌早已两鬓斑白。看着孙子孙女们在身边嬉笑打闹，他心里的愧疚却越来越深。他想，或许这辈子，他都得不到赵成花的原谅了。但他不想再带着这份愧疚生活一辈子，今天借助自媒体这个平台，他想真诚地向赵成花说声对不起，不奢求得到她的原谅，他只想让自己自责愧疚的内心得到一丝慰藉。

“对不起！”这三个字迟了四十多年，却是王文昌真心的道歉和忏悔。

滹沱河畔的晚霞

一句对不起，弥补不了他对她的伤害，也换不回她逝去的青春。但愿以后的日子里，王文昌老师能放下心中的愧疚和不安，好好安度晚年。也希望赵成花老师能看到这篇文章，能原谅当年王文昌老师的失信，让自己的内心充满阳光，让晚年生活平安喜乐，无忧无虑，幸福安康！

（感谢王文昌老师提供素材）

执笔创作：草根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