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张居正改革

今天这一篇讲明朝中期的张居正改革。

张居正改革，经常拿来和王安石变法比较，这是自然不过的事。因为宋朝和明朝的根本问题比较相似，都是社会经济的繁荣无法转化为国家力量。这个时代经济上的成就，可以罗列一大堆；但国库是空虚的，对外战争的结果，还很难看。

所以，王安石和张居正要解决的问题也相似。无非是两个问题，富国和强兵。

富国，难点是如何把钱收上来，但不要过分扰民；强兵，难点是如何把钱花出去，且能够见到效果。

要知道，在皇权社会，大明朝皇权只要一打盹，官僚治理国家，反而往往会有好事发生，但不能因此认为，只要朝廷不管，什么都能好起来。

第一，经济的增长是有限的，官僚系统的膨胀腐化是无限的，古代条件下，除了皇权，没有别的力量能够制约官僚。当然，我们可以说，皇权反腐的效果也不怎么样，但古代中国确实没有别的办法。

第二，明代经济增长主要发生在南方，但是经济最繁荣的江南，军事上极其脆弱。如果失去了北方，南方就是一只肥羊，是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觉得只要朝廷别管，自己这里经济就可以永远繁荣，这个真是幻想。

应该说，张居正改革比王安石变法要成功。大概这么几个原因：

第一，各种权力关系，张居正捋得比王安石顺畅。所以张居正的各种政策要推行，阻力比王安石新政要小。

王安石变法的时候，他的对立面，或者至少是不支持他的人，阵容拉出来，强大得是吓人的。

高太后不支持，这就是非常致命的问题，宋代是有太后掌权的传统的；然后，多少道德、能力、声望都很高的大臣不支持，韩琦、富弼、文彦博、张方平、欧阳修、司马光、苏轼、苏辙……这是非常巨大的反对力量。

张居正改革的时候，万历皇帝年纪小，张居正是皇帝敬爱的老师。太后和司礼监的大太监冯保都被张居正笼络得很好。张居正当然也有政敌，但总的说来量级不够。权力斗争的事，我们不细说了。

第二，之所以权力关系相对容易捋顺，背后又是张居正要改革，明朝制度基础本身就比宋朝好。

明朝朱元璋定的这个制度，比宋朝的制度要简洁明晰。宋朝的制度，是从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一路修修补补累积下来的，复杂得不得了；元朝的大破坏，相当于一次格式化；明朝重装系统，虽然仍然是秦制，但是莫名其妙的垃圾和bug要少很多。

当然，朱元璋又捅了一个大破洞，就是废宰相。张居正改革的时候，把这个破洞补上，系统就跑起来了。

张居正时代，他个人掌握着比较完整的相权。为这事，他挨了很多批评。很多人说，我大明二祖列宗，留下来的规矩是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六科监督六部，你内阁就是个秘书机构，你凭什么什么都要管？

这类攻击，其实反而说出了张居正能够顺利大权独揽的一个关键。如果像北宋那样，二府三司都分享一部分宰相的权力，相权切割得稀碎，很难出现真正的权臣；明朝理论上不设宰相，反而是个提示：完整的宰相权力，就在这个空白处。

第三，相比王安石，张居正是个更务实的政治家。

王安石是有一种制度浪漫主义的，设计了很多非常超前的制度，但实践起来，就阴差阳错。

张居正的道德水平，比王安石差很多，贪财又好色。王安石是那么多人讨厌他，都没办法拿他的私德做文章，可见道德是真好。

张居正的个人品德被抨击得很厉害，虽然不见得都属实，但有些极力为张居正洗白的人，我看他们辩护得也挺累的。

其实，评价一个政治家，私德如何恐怕未必有那么重要。张居正比王安石更擅长权力斗争，更能看清事实，擅长把政策稳步推进。

争权、治国和提出一种政治理想，是三种不同的能力。王安石的长处，在于提出全新的政治理想。而对一个国家来说，最不幸的就是碰到争权有术、治国无方的政客。明朝后期的幸运就是，好歹有一个既会争权，又会施政的张居正。

我们看下张居正的改革步骤。

1.考成法：

隆庆六年（1572年），明穆宗驾崩，张居正成为内阁首辅。

下一年，也就是万历元年，张居正就推出了针对官僚系统的“考成法”。

各级衙门登记政务、明确期限，未完成逐级追责；赏罚分明、淘汰庸官。于是，行政效率大幅提升，“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

这个“考成法”的基本逻辑，今天的打工牛马再熟悉不过，就是绩效考核。

国家机器靠官僚队伍维持运转，不打造高素质的官僚队伍，一切都是空谈。

当然，和一切绩效考核一样，难免是实施初期效果好，时间长了就指标僵化，跟不上形势变化，形式主义，玩数据游戏，同事之间关系紧张、互相挖坑……但不管怎么说，张居正改革的这十年，效果是不错的。

2.清丈土地和“一条鞭法”

如何富国，最主要的政策是清丈土地和一条鞭法。

所谓“清丈土地”，顾名思义，就是清点天下到底有多少土地，然后以土地为依据来收税。

所谓“一条鞭法”，习惯上虽然写成鞭子的“鞭”，实际上应该是汇编、编制的“编”。明代有正税，还有各种苛捐杂税，把各种苛捐杂税全部编入正税，就是一条鞭法。

这两项改革的意义在哪里？

明代老百姓的徭役很重，苛捐杂税很多。但如果你是特权阶层，比如你是大明宗室，你是官员或者士绅，就可以免税。

作为一个小老百姓，你已经不堪重负了，你想要改变命运，理想状态自然是成为特权阶层，但又做不到，那怎么办？

加入不了特权阶层，那就投靠他。

我把自己的土地，送给一个享有特权的人，我把自己，也变成他的奴仆，这叫“投献”。

人怎么会这么贱，甘愿当奴仆？奴仆受主人剥削，但不用服役，不用交税。两害相权取其轻，还是当奴仆负担轻一些。

这种现象是极其普遍的，明清小说里也有清楚的体现。比如，《儒林外史》里写范进中举，范进中了举人，加入特权阶层了，立刻就有人来“投献”了：从此，我是举人老爷的奴才，朝廷的统计里，就没我这个人了；找人交税服徭役，就找不到我了。

从国家层面看，这会成为一个恶性循环，朝廷掌控的人越来越少，于是压在还能掌控的人身上的负担也就越来越重，于是这些人也会想方设法投献。

结果就是，特权阶层越来越富有，控制了大量的土地和人口；朝廷越来越穷。

仍然被朝廷控制的编户齐民苦不堪言，投靠特权阶层的依附民也好不到哪里去。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明末的奴仆非常恨自己的主人，发生过惨烈的“奴变”，奴仆叛乱。比如，著名的江阴徐氏，就是徐霞客他们家，就在奴变中被灭门。

张居正这些改革，政策意图也包括官府对平民要好一些。

“清丈土地”意味着，以后朝廷征税的时候，就紧盯着土地，把人头当作次要因素。你是个贫无立锥之地的穷人，那么你的税赋是轻的；特权阶层是可以免税免徭役，但占有多少土地，制度上是有限额的，那么你多占有的土地，就必须吐出来。

“一条鞭法”意味着，杂税编入正税，正税比以前重了，但杂税没有了。我们知道，每征一笔税，征税环节中，经手人都是有机会吃拿卡要的。取消杂税之后，这些吃拿卡要的环节，就都避免了。因此，总的看来，普通民众的税负还是变轻了。

为什么反对张居正改革的人那么多？原因也很简单，这两项新举措，对特权阶层来说，两刀砍得是非常重的。

为什么张居正死后，清丈土地就推不下去了，一条鞭法却能够继续执行呢？

清丈土地废掉是因为，特权阶层超额侵占的土地，已经实在太多了，要让他们吐出来，他们是绝不能接受的；

一条鞭法不废则是因为，朝廷可以假装忘掉正税里已经包含了各项杂税的事实，正税还是这么高，但不断增加新的杂税，直到把老百姓逼上绝路为止。

不过这是后话，张居正改革期间，新政推行效果还算不错。

万历八年（1580年），全国田地为7,013,976顷，比隆庆五年（1571年）增加了2,336,026顷，是原来的1.5倍。国家财政也由原来的巨额亏空转为盈余。万历十年，国库里的白银达七八百万两，太仓的存粮也可支十年之用。

3.良将戍边：

钱收上来了，接下来是钱花出去能不能有效果的问题，尤其是军事上能否有所建树。

王安石变法，富国的目的也是达到了的，但是宋神宗和西夏作战惨败，变法的正当性就受到了沉重打击。

要提升明军的战斗力，也真不是容易的事。据说张居正骂武将，骂了这么一句：

“汝等解为三兽，不解读书。朘军膏则虎而翼，鬻当路则狐而媚，至于逢大敌则鼠而窜耳。”

你们都是文盲，但是怎么做三种动物，你们特别精通：第一，你们贪污军款时，如虎添翼；第二，你们拍当权者马屁时，仿佛献媚的狐狸；第三，遇到敌人，你们立刻切换到抱头鼠窜模式。

不过张居正改革的时代，军事上总体还算处理得比较好。

南方的倭患已经平了，北方边境的问题，张居正定的基本策略，叫“西怀东制”。

嘉靖二十九年，蒙古鞑靼部的俺答汗在北京城外烧杀抢掠耀武扬威。俺答汗和他的继任者，就是要怀柔的“西”。

隆庆年间，张居正还是内阁次辅的时候，已经允许俺答汗通贡互市，从此西边大体稳定。

张居正又把戚继光从南方调到北方，负责蓟州镇的防御。戚继光一代名将，他在这里守着，基本就确保安全了。687

所谓东制，是指对辽东方向上，采取强有力的军事行动，也就是主动出击、分而治之的策略。这里对明朝构成威胁的，主要是蒙古土蛮部，还有女真人。

负责执行“东制”战略的，最重要的人物是李成梁。

李成梁和戚继光不一样，戚继光是儒将，李成梁杀人杀得特别狠，一般人刻板印象中的军人劣迹，什么贪财好货、杀良冒功，他都有。但他也确实能打，在东北有极大的震慑力。他和后来清朝的崛起，也有很大关联。

万历四十六年，努尔哈赤和明朝决裂，以“七大恨告天”，第一条就是李成梁杀了我爷爷。

不过爷爷被杀的时候，努尔哈赤可没敢记这个仇，而是被李成梁收归帐下。据说，李成梁待他如同干儿子一样，努尔哈赤发迹，也离不开李成梁的扶植。

总之，张居正改革，确实取得了非常大的成效。虽然逃不脱人亡政息的命运，但毕竟是给大明朝攒了比较丰厚的家底，这个家底包括钱，也包括素质更高的官员和军队，这将帮助明朝应对此后的一系列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