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中国》——诗意乐韵展现中国精神

诗韵藏千年，乐声传古今，以民族管弦之音，赴一场跨越时空的诗乐之约。

古典诗词是中华文明的璀璨瑰宝，其语言结构与审美表达中蕴藏着丰富而系统的音乐基因。从《诗经》“风雅颂”的质朴节律到楚辞的浪漫情怀，从唐诗的声律严整到宋词的长短抑扬，皆天然富于韵律感与音乐性。这一文化特质，让中国民族管弦乐在发展进程中，始终与古典诗词一脉相承、声息相通。

3月27日晚，第41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主体演出之一、上海民族乐团大型原创民族管弦乐《诗的中国》在捷豹上海交响音乐厅奏响，同时正式拉开乐团2026—2027演出季帷幕。近三百位艺术家联袂登台，以庞大阵容与磅礴气势，呈现出诗乐交融、直抵人心的艺术现场。作品由罗小慈担任艺术总监，骆玉明出任文学顾问，孔志轩作曲，姚申申执棒指挥。以民族管弦乐为载体探寻中华诗性文脉与东方美学精神，这场演出不仅是一场高水准的音乐呈现，更是一次对中国艺术精神本源的回望与传承。

音乐体裁的艺术拓展：从合奏到精神长卷

在民族管弦乐发展史上，如何超越单纯的乐队合奏，赋予大型器乐作品深厚的文化内涵，始终是创作的核心课题。《诗的中国》实现了重要突破，不再局限于传统协奏或交响形式，而是将乐队整体塑造成一幅“流动的精神长卷”。

作品突破线性编年体结构，以六个篇章串联起中华文明史诗，使民族管弦乐从纯粹的音响组织，升华为兼具叙事性、抒情性与哲思性的综合艺术语言。开篇“万物生息”立足文明精神原点，“江河滔滔”铺展文明融合历程，“朝日流霞”尽显盛唐气象，“空山月明”转向心灵静思，“风骨铮鸣”高扬民族刚毅风骨，终章“星河共潮”则为贯通古今、彰显民族自信。整体结构既暗合中华文明演进脉络，又贴合观众听觉与情感节奏，更承续了中国诗歌以意境与气象承载精神的传统。

同时，作曲家通过声响组合的科学性与艺术性，为各篇章确立了器乐重奏、唢呐与乐队及打击乐、人声与乐队等不同主奏乐器与乐队组合的器乐体裁，凸显中国民族器乐丰富多元的音色组合与体裁样式。此番体裁拓展，让民族管弦乐具备了承载宏大文化命题的能力，使百人乐团成为古老文明的当代讲述者。

诗乐关系的深度重构：从配乐到同构

在中国艺术传统中，诗与乐本为一体。孔子言“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道尽诗乐同源、相辅相成的内在关系。《诗的中国》对这一传统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实现了从“为诗配乐”到“诗乐同构”的范式革新。

作品打破诗主乐从的既有模式，由骆玉明教授以集句手法重组历代诗句，将不同时空的经典诗句形成对位交织，构成独特的“诗性对位法”。从“天道不息而自强”到“万紫千红总是春”，在跨时空对话中生发新的意蕴。同时，民族乐器被赋予“诗性言说”的人格化气质，不再是单纯的旋律工具，而是吟诵诗韵的载体。如“空山月明”中，古筝吟揉如同低语，尺八清越如同轻咏，阮的弹拨如同疾书，笙的绵延如同长诵。这般文人化的音色处理，让音乐拥有了诗的语言肌理，听来平仄流转、顿挫有致，尽显含蓄隽永的修辞之美。

孔志轩在创作中提出，诗词诵读语调与音乐音调天然相通，声韵、节奏、气口与情感起伏一脉相承。他依循诗词的吟诵韵律将其转化为音乐语言，旋律依声调起伏，乐句符合诵读气口，配器随文辞意蕴，使音乐从语言声韵中自然生长。如“江河滔滔”以徐州方言音调谱曲，童声合唱清澈吟唱“大风起兮云飞扬”。这种扎根汉语节奏与韵律的手法，让作品兼具可诵、可歌、可听的多重质感，既还原了“诗乐同源”的文化本貌，也赋予民族管弦乐鲜明的母语气质，为以音乐讲好中国故事开辟了更富感染力的路径。

东方美学的范式建构：从意境到境界

骆玉明教授认为，中国古典诗词以真挚情感为内核，承载民族精神与文化基因，是中国人跨越时空的精神共鸣与生命底色。将其与民族管弦乐深度融合，正是以音乐为载体、以诗意为灵魂，弘扬中华美学，赓续文化根脉的有力表达。

这场诗乐交融的音乐会，不仅拓展了两种艺术的表达维度，更构建起独具东方气质的审美体系。在意境营造上，诗词以文字定格意境，音乐以旋律延展意境，二者互补共生，形成“诗中有乐、乐中有诗”的审美境界，彰显出源远流长的文化气韵与精神底蕴。比如，第三篇章以唐大曲为骨架铺陈盛唐风华，箜篌、笛、琵琶与鼓等乐器层次分明、刚柔相济，配合多媒体呈现敦煌乐舞的意境；曲破之际，特邀板胡演奏家霍永刚以兼具狂放与摇滚质感的声线唱响《将进酒》，尽显苍劲雄浑的豪迈气象。

在文化传承上，作品以现代手法激活古典诗词的精神内核，让家国情怀、天人合一、多元包容等传统品格在当代延续，实现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第二篇章以战争残酷、困境坚守、民族融合逐层递进，尾声以《大风歌》与《垓下歌》对峙留白，以开放式思考叩问战争的意义，使民乐承载现代性反思，兼具历史厚度与现实关怀。作品不仅采用中国传统调式音阶，同时还运用了西域调式甚至无调性，极大突破了作品的听觉疆域与审美趣味，进一步体现中华文化兼容并蓄的精神内涵。

在审美品格上，作品区别于西方交响的理性逻辑，崇尚写意传神、以声传情，契合东方艺术“重神轻形”的追求。第四篇章特设独奏家即兴段落，呼应诗人灵感迸发的诗性本质，在严谨结构中注入灵动气韵。第五篇章则借唢呐的高亢与乐队形成激烈竞奏，将民族风骨的激昂展现得酣畅淋漓，实现了器乐音色与情感表达的高度统一。

从二度创作来看，指挥姚申申完全把握住合唱与乐队的声部平衡，将“万物生息”的万籁俱寂到“星河共潮”的色彩斑斓，表现得淋漓尽致。几位独奏家贡献了全情投入、极为精湛的演奏水准，无论是化身岳飞吟诵《满江红》的唢呐演奏家胡晨韵，还是情真意切的琵琶演奏家俞冰、激情澎湃的打击乐首席王音睿，尤其是笛箫演奏家赵韵梦在《霓裳羽衣曲》款款舞动，如同壁画中走出来的飞天，令人眼前一亮。

余音散去，掌声不息。上海民族乐团原创力作《诗的中国》在民族管弦乐创新中实现了多维突破。它将合奏艺术升华为承载文明的精神长卷，以诗乐同构重塑诗乐关系，以东方美学完成从意境到境界的审美跃升。作品以诗立骨、以乐传神，在历史叙事与现代思考之间搭建桥梁，为中国民族管弦乐开拓出兼具文化深度与时代新意的艺术道路。

转载自新民艺评微信公号

上观号作者：上海文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