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被围后，被困的国民党新7军，是属于起义还是属于投诚？

1948年10月，长春城出现了三个情景：

第一个情景是东城的滇军第60军，军长曾泽生宣布起义；

第三个情景是困守在中央银行大楼里的兵团司令郑洞国，则在最后时刻被部下架着走出了大楼。

最终同一座城市、同一场战役，这三个情景也导致出现了三种不同的结局。

其中新七军作为国民党的精锐部队，它的归宿到底该怎么算？是起义，还是投诚？这两个词之间，究竟差在哪里？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先搞清楚在解放战争中，“起义”“投诚”“投降”这三个词，不仅仅是说法不同，它们背后代表的是三种完全不同的选择，以及三种天差地别的命运。

如果你穿越回1948年的东北战场，面对“停止抵抗”这个决定，你的选择会决定你后半辈子的走向。

起义，是最高级的那个选项。条件是：你的部队还没打过仗，甚至还有战斗能力的时候，你就主动联系解放军，愿意调转枪口。

这样的人，部队可以保留建制，改编成解放军；将领可以保留军职，建国后还可能授衔。比如后来在抗美援朝中血战汉江的曾泽生，就是起义将领，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投诚，是中间的选项。条件是：你的部队已经被包围了，突围无望，粮食也快吃完了，但你还没正式开打。这时候你派人去谈，放下武器。这样的部队，会被解散；将领退出现役，安排个闲职养老，来去自由。

投降，是最低的选项。条件是：你已经开枪了，打不过了，被人缴了械。这时候你就是战俘，要进战俘营的。

三个词，三个层次。区别在于：你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你动手了没有？你是事有可为还是山穷水尽？

明白了这个区别，我们再来看看新七军是怎么做选择的。

1948年5月，东北野战军开始围困长春。城里驻扎着郑洞国的第一兵团，下辖两个军：一个是曾泽生的第60军（滇军），另一个就是李鸿的新七军（中央军嫡系，精锐部队）。

围城一围就是五个月。城里发生了严重的粮食危机，市民和部队都面临断粮困境。国民党空投的粮食只够部队勉强维持，老百姓的日子非常艰难。

新七军虽然是精锐，但也扛不住饿。军长李鸿本人患了伤寒，卧床不起，部队里很多人腿脚浮肿、得了夜盲症。这种状态下，别说打仗，徒手行军都困难。

到了10月，形势急转直下。

10月14日，锦州解放。长春成了孤城中的孤城，因为沈阳的援军来不了，突围又突不出去。

10月17日，东城的曾泽生突然宣布起义。他带着第60军开出城外，接受改编。

这个消息传到了西城，新七军炸了锅。

新七军当时的实际负责人是副军长史说，因为军长李鸿病得下不了床，军务全交给他。

史说这个人，其实心里早就有数。他知道大势已去，突围不可能，坚守更不可能。他原本想带着全军起义，像曾泽生那样。但他心里很清楚，新七军不是第60军。

第60军是滇军，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长期受排挤，官兵对国民党中央本来就没多少感情，曾泽生一呼百应，大家跟着他就走了。

可新七军不一样。新七军是中央军的王牌——它的前身是孙立人的新一军，抗战时在缅甸战场打出了名声。

这支部队里的人，很多是黄埔系的，对蒋介石比较忠诚。史说自己是黄埔六期的，他能理解这些人为什么不愿意反水。

更重要的是，新七军下辖的两个师，成分比较复杂。一个是暂编第56师，由伪满洲国部队改编；一个是暂编第61师，由地方武装升级而成。这样的队伍，想让他们统一意见，难度非常大。

10月18日上午10点，史说召集全军营级以上军官开会。他要做一个决定：到底是突围，还是和谈？

会场上立刻吵成了一片。

主张突围派说：军人就该服从命令，往沈阳方向打，跟留守沈阳的第53军会合。万一突围出去呢？

反对突围派说：突围？怎么突？部队饿成什么样了你们自己心里没数吗？再说，城里还有3000多伤员和1000多户家属，这些人怎么办？

两派吵了两个小时，谁也说服不了谁。

史说大失所望。他本以为能引导大家投诚，给全军找一条活路，没想到这么多人还想继续抵抗。他只好草草宣布散会。

但史说没有放弃。他知道，再拖下去，解放军一旦动手，全军都得面临更糟的结局。他想了一个办法，让那些主张突围的人自己打消念头。

下午4点，史说发布了一道命令：同意让那些主张突围的军官，率领自己的部队向南突围，时间统一，由他们自己决定。

他把选择权交给了主张突围的人。

结果呢？

那些在会场上慷慨激昂喊着“不成功便成仁”的军官，接到突围命令后，立刻开始盘算：就算万分侥幸突围成功了，跑到沈阳又能怎样？东北都快丢光了，沈阳还能撑几天？再说，粮草弹药从哪里来？路上遇到解放军怎么办？

越想越觉得不现实。于是，这些原本最顽固的人，一个个改变了主意，纷纷表示：同意和谈，一致放下武器。

实际这就是“投诚”的典型场景——不是主动倒戈，而是走投无路之后，被动地接受现实。

当晚，史说派人出城联系解放军，签署了投诚协议。

第二天上午10点，新七军放下武器，解放军进入长春西城区。

新七军投诚后，长春城里只剩郑洞国的兵团部困守中央银行大楼。

中共中央军委指示前线：郑洞国是黄埔一期的，争取他投诚对黄埔系影响很大，要好好谈。

周公得知消息，以黄埔同门的身份亲笔写了一封信给郑洞国：

这封信表达了我党对黄埔故旧的争取之意。信送到了，但郑洞国一直在犹豫。据史料记载，他当时态度不确定，甚至对国民党当局仍有一丝幻想。

但他手下的官兵已经不想再打下去了。

兵团部私下派人联系解放军，谈好了条件：保证生命财产安全，郑洞国不在报纸上发表讲话，对外宣传时称“伤后被俘”。

10月21日凌晨，郑洞国被部下从床上架起来，走出大楼。临走前，兵团部向南京发了一封诀别电报，做出了最后的抵抗姿态。

第二天，南京中央社发布消息：郑洞国已经“壮烈成仁，为国捐躯”。蒋氏在高级干部会上号召大家学习郑洞国“杀身成仁”的精神。

而此时，郑洞国已经安全抵达哈尔滨。

投诚之后，新七军的军官们和士兵们被送往哈尔滨，接受教育和治疗。

军长李鸿因为病重，也去了哈尔滨养病。病好之后，他面临一个选择：留在大陆，还是去台湾省？

郑洞国曾劝过他：“尽管你因病没参与长春投降，但蒋公为人，心胸狭窄，恐怕不会理解和容忍的。”

李鸿还是决定走。1950年2月，他离开大陆去了台湾省。

到台湾省后，他的老上级孙立人带他面见蒋。蒋态度很亲切，让他三天内答复，是当“成功军”军长还是军校校长。

李鸿以为事情就这么定了。

可仅仅几个月后，1950年6月，蒋介石突然变脸，下令逮捕李鸿和他的夫人。罪名是“匪谍罪”。

审讯的时候，李鸿受到了严酷对待。孙立人知道后，跑去见蒋，愿意用自己的全家性命担保李鸿清白。蒋拒绝了。

李鸿被监禁了25年。直到蒋去世后，他才获释。孙立人晚年为李鸿题写挽幛，写了这样一句话：“六十年亲似弟兄……奈竖子预定阴谋，削我股肱，构陷诏狱！”

再看曾泽生。

起义后，曾泽生的第60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0军，他继续担任军长。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第50军被派往朝鲜战场。

在汉江阻击战中，第50军面对美军精锐部队，以顽强的战斗意志坚守了50天。彭德怀亲自发电报表扬：“五十军打得很好。”

1955年，曾泽生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军衔。

同是长春城里的军长，一个起义，一个投诚。一念之差，天差地别。

现在可以回答最初的问题了：在长春被围困的国民党新7军，是算起义还是投诚？

答案是：投诚。

吉林省党史部门的研究结论也很明确：新七军“签署投诚协议”，“新七军投诚”。

起义、投诚、投降，三个词，三个层次。第60军主动起义，部队保留建制，曾泽生成为开国中将。

新七军被动投诚，部队解散，李鸿远走台湾换来25年监禁；郑洞国则是在最后时刻放下了武器。

长春围困战最后以“兵不血刃”的方式结束。解放军进城后连夜调运30万斤救济粮发给饥民。不到一周，电灯、电话、邮局、自来水全部恢复。

1948年10月19日，长春宣告和平解放。

一座城市的历史，被三个词切割成不同的篇章。而新七军的“投诚”，是其中最令人唏嘘的一页。

历史就是这样。同样的处境，不同的选择，带来不同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