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观点 |钱颖一：学术研究的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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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经济管理学刊）

在经济学研究中正在出现一个问题：文章发表的越来越多，但是越来越多的文章越来越没有意思，对我们理解经济问题没有什么帮助。这与改革开放早期的情况不同。那时研究中国经济的经济学家，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研究的都是重大问题，文章有新意，有洞见（insight），能够引起广泛兴趣和共鸣，对政策也有影响。现在论文发表数量比过去增加了很多，写的也很规范，但是文章没有什么意思，有些甚者很无聊。

问题出在哪里了？是学术评价体系出了问题。但这只是现象，本质上是学术研究的目的问题。我觉得可以把它归为学术研究的品味（taste）问题。朱邦芬老师在2021年9月杨振宁先生百岁座谈会上的文章《杨振宁先生的品味和风格及对其教育思想的影响》，讲品味对物理学研究的意义。杨先生说他的品味决定他的研究风格，又决定了他的研究成果。这是一个一般性问题，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一样。

什么是品味？品味有关偏好和追求。我这里说的品味还不是口味的差异，比如中餐和西餐之间口味不同，但没有高低之分。不过品味在快餐、正餐、国宴之间，就有鉴赏的高低、审美的高低、眼界的高低。清华国学院导师王国维曾经提出过人生从低到高有三重境界。我把学术研究的品味高低也分为三重境界：第一重境界：追求论文发表；第二重境界：追求顶刊论文发表；第三重境界：追求研究重要问题，做出原创性贡献。这三重境界，反映了三种不同高度的学术研究品味。

学术品味的第三重境界，是追求学术研究的终极目的，那就是为了搞清楚事实，为了理解复杂现象，为了探究真理。为了这个目的当然要通过发表论文的形式来展现新发现和新成果，引发进一步的研究。这就是第一重和第二重境界。不过论文发表只是研究的传播方式，不是研究的目的。如果把传播方式当作目的，那就是品味的不同了。

与学术品味的第一、二重境界共生并互为因果的是指标激励。现在的指标考核越来越多，越来越精细，指标激励越来越强。虽然这种激励可以促成三流二流，但也只能是三流二流，因为只有三流二流才与指标激励相容。过强的指标激励既是促使文章发表大增的原因，也是做重要问题研究、做原创性研究的障碍。这是因为它同时也激励了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追踪热点、追求短平快，它导致内卷，并容易滋生学术腐败和学术不端。

杰瑞·穆勒（Jerry Z. Muller）的书《The Tyranny of Metrics》（中文翻译《指标陷阱》）列举了使用指标激励在教育、医疗、军事、商业等领域中很多负面例子。指标陷阱在我们这里有众多具体表现。比如教师数字化，把教师等同于A类期刊论文发表的篇数，发表N篇A类文章的教师就好于发表N-1篇A类文章的教师。过去我们批评学生是“数K”（即挣多少钱），现在我们对待教师也是“数A”。又比如，教师长聘条件中要求最低论文发表数量原本只是一个门槛，过了门槛之后就要根据真实学术贡献来评价教师。但是在实践中，门槛+1或+2或远超过门槛就会成为评价教师的理由。再比如，一位老师发表了一篇论文，微信群里立即充满了祝贺，不过祝贺的是论文发表在某某刊物，完全不说它的内容和贡献，因为刊物进入到指标体系，而内容却不会。这种指标激励可以促进论文发表，甚至顶刊论文发表，但是不利于做重要问题研究，更不利于做原创性研究。而这种研究，对像清华这样的学校来说，尤为重要。

根本问题是我们的学术品味只是追求有利没利，而不是追求真理。如果我们的学术品味是研究重要问题，做原创性研究，那就不能单靠指标激励。还需要靠什么呢？我觉得必须靠人的内在动力（intrinsic motivation），比如好奇心，靠在内在动力下的自由探索。人生来都是具有内在动力的，尤其是选择从事学术研究的人。但是，越来越精细的指标考核严重挤压甚至完全扼杀了人的内在动力。人的内在动力和学术研究上的自由空间是原创研究的必要条件，不是可有可无。《清华大学章程》上写道：学校“在学术上倡导‘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十个字出自陈寅恪纪念王国维的碑文。我认为，这就是在学术品味的三重境界中，与第三重境界相容并存的条件。这是我们应该大力倡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