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伊朗伊斯兰革命：巴列维政权成立军政府，为何让局势彻底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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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玛米上台以来，为了挽救危局而软硬兼施，却未能制止罢工、恢复秩序，绝望的巴列维国王不得不开始与一些世俗反对派领导人接洽，以寻求最后的妥协。

民族阵线领导人桑贾比是国王的接洽对象之一，但是，经过1978年9、10两个月的斗争，以霍梅尼为代表的乌里玛已经确立了无可争辩的领导地位，探求任何解决办法，都必须首先听取乌里玛，尤其是霍梅尼的意见，因此，桑贾比在接到组阁邀请后，要求允许他与霍梅尼进行协商再作决定，国王同意了这一要求。

桑贾比和巴札尔甘于11月初前往巴黎，与霍梅尼会晤，但在巴黎他们却给了国王当头一盆冷水。在一份桑贾比和巴札尔甘签名、霍梅尼口头同意的声明中，他们宜布现存的君主制没有宪法和宗教合法性；只要非法的君主制秩序仍然存在，“伊朗的民族主义-伊斯兰运动将不会同意任何形式的政府”；将按照伊斯兰的、民主的、独立的原则，通过全民公决来确定未来的政治体制（这份声明从未得到在伊朗的民族阵线中央委员会的批准)。

这一历史性声明的发表，标志着世俗民族主义者、伊斯兰自由民族主义者最终与原教旨主义者结成了事实上的联盟。这一声明完全是一种政治上的权宜：桑贾比和巴札尔甘签署这一与霍梅尼结盟的声明，是因为他们相信王权的倒台只在旦夕，他们可以利用乌里玛来占据政治舞台的中心：而霍梅尼只是想借助民族主义者、自由主义者的力量来实现自已的首要目标。

随后，人民党领袖伊斯坎达里也在巴黎发表声明，承认霜梅尼的领导权，号召组成反国王的联合阵线。当时伊朗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一样，一厢情愿地认为一旦国王被废，霍梅尼领导下的乌里玛将很快回归清真寺，而自己将成为新的国家主人。

从这时起，民族阵线、自由运动和左派将其命运完全交由霍梅尼控制，他们为推翻国王而押上了自己的全部赌注，但结果自己也输了个精光。这些非原教旨主义者如此迷恋于反王权革命，以至于忽略了霍梅尼的政治意图及其反国王动机这样的严肃问题，后来当霍梅尼在伊朗建立神权体制的时候，他们抱怨蛋梅尼撒谎，欺骗了人民，却没有一个人责问自己。

他们曾经有意识地选择不去注意霍梅尼的宣言，不去注意霍梅尼的著作《伊斯兰政府》（或称《教法学家的监护》），在那本书里他们本应该能够发现霍梅尼的意识形态、政治和道德偏好。

在1978年11月5日的声明中，霍梅尼明确指出，“我们的伊斯兰运动的目标是推翻君主统治秩序和巴列维王朝”，建立“一个保护伊朗独立与民主的伊斯兰共和国”。中间派和左派似乎只注意到霍梅尼对“独立与民主”的强调，实用地忽略了他建立一个伊斯兰共和国的坚决主张。他们都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随着民族阵线、自由运动和人民党的绝大部分加入霍梅尼阵营，乌里玛、巴札商人和知识分子的历史性联盟现在终于形成，最后加入这一联盟的是工人和政府雇员。

这既象征着这场革命本质上是多阶级的，也标志着反巴列维政权全民联合的形成。霍梅尼在这一阶段已成为公认的国王替代者，他坚持了一种有效的策略：号召人民继续进行卓有成效的罢工，以彻底打击巴列维政权；向伊朗武装部队的普通士兵发出抚慰信息，邀请他们参加穆斯林兄弟姐妹的革命运动，以减少革命的阻力；仅仅强调各种反对派力量共同的政治目标，努力张扬民族独立、自由和民主的主题，避免作出可能危害不稳定的反国王广泛联盟的刺激性声明。

霍梅尼成为诸多社会群体共同拥戴的政治领袖，反王权的各个阶层实现了空前广泛的政治联合，伊斯兰革命由此进入推翻巴列维政权阶段。

奇迹不会发生，没有什么能够拯救国王了。国王政权的两根支柱——富裕的资本家和高级官僚意识到这一征兆，加速往西方国家外逃资本。不久，他们自己也循着这条资本通道逃到了西方。

与温和反对派达成妥协的希望已经完全破灭，为了应付严峻的形势，已处于白血病晚期的巴列维国王，企图建立军政府以渡过危机。

国王没有选择强硬派的奥维希，而是稀里糊涂地任命原帝国卫队司令、伊朗武装部队参谋长艾兹哈里将军担任军政府首脑。11月6日，在军政府成立典礼上，在向全国转播的电视讲话中，国王公开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和人民起义的合法性。

脸色苍白、忧心忡忡的巴列维没有像往常那样称自己为万王之王和雅利安人的明灯，而只是一个国王：

这一讲话表明国王的矛盾和混乱已经达到了悲剧性程度，如果他真的已经听到人民的呼声，诚心认错，就不应该建立一个军政府，因为任命军政府不是为过去道歉的适当方式。显然，国王意识到了问题之所在，但缺乏解决问题的意志和决断。

霍梅尼敏锐地抓住了国王的弱点，他在巴黎发表了一份宣言，警告伊朗人民不要轻信国王的讲话，不要给“已经承认是一个独裁者的邪恶国王”另一次机会。

他宣称“这些坦克、机关枪和刺刀不能抗拒全民族的钢铁意志”，“这是伊朗国王的末日”，“如果你们给这个家伙喘息之机，明天你们就看不到伊斯兰、你的国家，甚至你的家庭。不要给他机会；卡住他的脖子直到他死去”。他鼓励民众继续罢工，鼓动士兵开小差，警告任何与政府合作的人都将被视为伊斯兰的敌人。

成立军政府的本意是要警告反对派，政府有着无限的镇压权力，与政府达成妥协是明智的选择。然而事实证明，仅仅由6名军事部长组成的军政府难以起到这种震慑作用，因为国王命令艾兹哈里，“做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以避免流血”。

军政府没有被授予实施军事管制的自由，尤其是萨瓦克想要的大逮捕的许可，相反，更多的政治犯被释放。国王任命了一个军政府，但仅仅是名义上的。

在国王本人犹豫不决的情况下，艾兹哈里也无计可施，只能延续前任抚慰与镇压相结合的政策。作为一种善意姿态，他停止外汇交易和资金流出；开展一场反腐败运动，调查包括巴列维家族在内的一些权贵的生意；命令逮捕一些政府高官，结果14名前政府部长和高官被逮捕，其中包括前首相胡韦达和前萨瓦克首领纳西里；在军事管制的名义下，更多类似的逮捕令被发放以期抚慰反对派。

艾兹哈里重新实行审查制度，限制集会自由，逮捕包括巴札尔甘与桑贾比在内的一些反对派领导人，并在产油区胡泽斯坦实施戒严。

这时，国家的瘫痪更加明显了。艾兹哈里对反对派的抚慰举措在统治阶层内部产生了强烈冲击，他们意识到自己不过是国王手中的牺牲品。因此，成千上万的人，尤其是那些在国王需要时支持过他的人纷纷逃离伊朗。

高级官员，尤其是巴哈伊教教徒的辞职和外逃变得十分普遍。中央银行的职员们公布了一份183名转移巨额资金到国外的社会名流和政府高官名单，这使得公众情绪十分激愤，破坏了政治上层人物的道德形象。

这一事态也表明，诸如国家电台和电视台之类的重要机构已经倒向革命阵营。

到10月底，国务院已经得出结论，“国王的独裁结束了”，但或许国王的统治还将继续，有可能执掌权力的两种人是“将军们和世俗的政治反对派”。

虽然调查团的建议没有产生直接的政策影响，但它终于向华盛顿证实：巴列维政权已经摇摇欲坠。

军政府的成立确实产生了两个星期的罢工和示威间歇期，随着穆哈兰圣月（伊斯兰教历元月，什叶派圣月)的临近，霍梅尼决定开始新一轮行动。11月21日在马什哈德，发生了军队将示威者赶进伊玛目阿里·礼萨陵基并向示威者开枪的事件。

23日，霍梅尼从巴黎宣布，穆哈兰圣月是“伟大的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之月，在这个月，鲜血将战胜刺刀”，他敦促乌里玛揭露“国王所犯下的暴行”；号召人民反对军政府，不承认并抵制它的征税；石油公司的官员和工人要阻止极为重要的资源石油的出口；宗教学校学生和乌里玛要到农村和省城去，向人们说明伊斯兰国家并不是资本家和大地主的保护者，让他们了解伊斯兰是站在弱者、农民和穷人一边的。

他号召信徒在行将到来的悼念月中举行集会，不要理会当局的禁令，如被禁止，就在广场和人行道上聚集，向人们说明伊斯兰和穆斯林所蒙受的苦难和国王统治背信弃义的行为。随后一周在几十个城市爆发了示威游行，其中11月26日在马什哈德的示威参加者达150万人。

12月初恰逢穆哈兰圣月，按照传统，要以集会、哀悼、哭泣和在游行中自我鞭挞来纪念喀尔巴拉事件。当时军政府已经实行宵禁，限制信徒在清真寺和纪念堂聚集。针对这种限制，伊斯兰力量显示了他们的创造性，他们组织民众恰在每天宵禁开始的时刻登上自家屋顶，大声呼喊“真主伟大”。数百万人的同声祈祷将德黑兰变为世间最大的合唱舞台，这是一种明确的民众不服从运动，这种和平的力量显示具有极大的震慑力。

此外，在哀悼月的最初3天，也有成千上万的信徒蔑视夜间的戒严，视死如归，身着白色裹尸布示威，游行示威造成在各城市又有700人被枪杀。石油工人从12月5日起举行无限期罢工。

台苏阿和阿舒拉这两天(12月10日、11日)是穆哈兰圣月纪念仪式的高潮，反对派计划在这两天举行大规模集会游行，他们的盘算如此精妙：虽然许多人并无明确的政治倾向，但成千上万的信徒总归要参加这一传统宗教仪式，当局如果禁止集会将进一步暴露国王的渎圣面目；如果集会得以举行，将为反对派尤其是伊斯兰力量提供一个绝好机会，向世界展示国王的穷途末路。这种利用宗教传统进行政治斗争的熟练操作确实高明至极。

尤其令反对派感到振奋的是12月7日卡特总统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表态。

当被问及国王幸存的可能性时，卡特回答道：“我不知道。…答案掌握在伊朗人民手中。”

这一信息也使军政府勇气顿挫，不敢动用武力。国王后退了，同意示威活动，但要求有关部门与集会组织者接洽以避免意外和流血发生。最终，在前首相阿米尼的调解下，反对派与军管当局达成协议，政府将士兵限制在军营，换取反对派和平集会的保证。

12月11日，德黑兰举行了由阿亚图拉塔勒喀尼和桑贾比领导的200万人大游行。这一史无前例的集会平静而有序，但规模宏大、纪律严明、令人震撼。集会的人群中有来自各行各业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囊括了教俗贫富各个城市阶层。游行队伍打出的标语口号表明，此时巴列维国王已成众矢之的：38%的标语口号是反对国王本人的，31%支持建立一个伊斯兰共和国，16%歌颂霍梅尼。

另有研究显示，在已经确定的800多条标语中，50%反国王，20%亲霍梅尼，30%赞成伊斯兰力量。集会者最后发表了一份十七点宣言，它承认霍梅尼的领导权，号召结束国王统治，建立一个基于伊斯兰原则的政府（这一模糊提法不应与11月5日霍梅尼宣言所阐明的伊斯兰共和国思想相混)，主张实行这样一些平等主义措施，如解放妇女、分配财产，保护宗教少数派等等。

随着大规模群众运动的展开，随着原教旨主义者日益控制了革命进程，在巴列维中央政府摇摇欲坠的时候，很多地方政权先后落入革命者之手。

到1978年11月底，圣城库姆和马什哈德已在伊斯兰激进分子的控制之下。12月底，伊斯法罕、霍拉姆沙赫尔和大不里士也被他们部分控制。1979年1月1日迪兹富尔和安第梅什克、1月11日设拉子都已落入革命者手中。甚至在德黑兰，警察也已消失，食品和燃料由清真寺分发。

军队纪律败坏的迹象也开始显现出来。10日阿舒拉节当天，一小群士兵和未授衔军官朝帝国卫队军官食堂开火，打死12名军官。13日，一些军事管制指挥官组织了“自发的”亲国王示威，导致流血冲突，当地负责指挥官被解职并被威胁送交军事法庭。

12月18日，大不里士的一些士兵逃离岗位加入示威队伍，另一些士兵则拒绝服从开枪命令。12月下半月，军纪瓦解的迹象更多，一些军事营地遭到破坏，更多的士兵开小差。将军们包括艾兹哈里首相在内开始公开批评国王，甚至有一名高级军官对其美国顾问说国王必须离开。

1979年新年伊始，国王即将离开的消息对军队士气产生了不可避免的影响。按照休塞的估计，在国王离开前，每天有100名开小差者，而到1月20日，达到每天100~200人。1月初，奥维希将军逃离国家，其他一些军官也开始收拾行装。直到国王离开伊朗，军纪败坏事件仍然是孤立的、个别的，军队基本完整无损，仍然保持着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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