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院书香，百年德政

常住玉屏，箫笛名都的山水是那种莽莽苍苍的绿，不像江南的园林那般典雅端庄。但印山这一处，却是例外。㵲阳河绕城而过，城中有小山突起，其形如印，故名印山。山不高，却是一城的文脉。山上那座黑瓦青墙的古书院，已静静坐了一百九十多年，檐角的鳌鱼吻着天边的云，像一位阅尽沧桑的老人，还在等着远方的学子学成归来。

印山书院的一砖一瓦，便是一方篆章，压在这座黔东小城的史册上，鲜明而厚重。1508年，王阳明抵达平溪卫，于此地留下了入黔第一诗《平溪馆次王文济韵》。纵有“畎亩投闲终有日，小臣何以答君恩”的千古绝唱，却蕴含着另一种深沉的文化因子。这并非盛名的高下之分，而是这方水土“德政”与“教化”的历史沿革。

可以说，印山书院就是玉屏的文脉。

那院里流的是世间最绵长也最坚韧的东西——不是水，却是比水更能滋养人心的文化清流。所以坐于书院的天井中，不管手里有没有一卷书，心里都能生出一点关于岁月与传承的感念。阳光透过古樟的枝叶，碎碎地洒在青石板上，那些光斑颤动着，如书页翻动时的影子，在脑海里久久挥之不去。

清道光七年的知县高仲谋，之所以愿意协同一方乡绅创建这所书院，除了为官一任的职责，想必也是寄寓了他对“敬德修业”的推崇，对以文化人的期许。他觉得，也只有这方水土，值得用一座书院来长久地滋养。

古人常说“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那一方小小的书院，便是这“终身之计”最坚实的载体。高知县与田绍金、田均益、郑炯诸君创建书院时，心里想的哪里只是几间屋舍？他们想的，是将读书的种子，深深埋进这片土地。

说玉屏历来得教化之先，是有来历的。早在书院建成之前，这里便是商贾往来、文风渐开之地。书院建成后，更是“为县属生员敬德修业，以应科举之所”。那些年，晨钟暮鼓声中，必有朗朗书声相伴。四书五经的章句，诗词歌赋的韵律，就这样一代代地浸润着这座小城。

然而，文脉的延续，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同治三年，书院毁于兵火。那场大火烧了几天几夜？那些珍贵的典籍化成了怎样的灰烬？我们已无从知晓。只知道，五年之后，同治八年，它又被修复了。这修复的，不只是屋宇，更是一方百姓对文教的信念——只要书院还在，根就在。

光绪二十一年的秋天，一位名叫严修的贵州学政，踏进了这座书院的大门。他是天津人，后来成了南开大学的创始人之一，彼时奉命视学黔东。当他走进这所刚刚修复不久的书院，看见那些埋头苦读的学子，心中想必也是感慨万千的。他提笔，郑重地写下了四个大字——“印山书院”。

这四个字，从此成了这所书院的正式名字。严修的题匾，不只是对一所学校的命名，更是一个饱学之士对边地教化掷地有声的承诺。他要告诉世人，即使是在这黔东的山城，文化的灯火，一样可以彪炳千秋、永载史册。

说印山书院是玉屏的文脉之核，是毫不为过的。从清朝至今，它为国家培养了数以万计的各类人才。道光年间的进士田绍金，曾任湖南兴宁知县；进士王凤翥，曾任四川井研知县；举人郑锡彤，曾任云南呈贡知县；光绪年间的进士郑保谦，曾任内阁中书；廪生郑锡滜，曾任浙江黄岩知府……那些名字，一个个地刻在县志里，也刻在这座小城的记忆里。

民国时期，举人郑嘉复，远渡重洋，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回国后曾任剑河通判、云南蒙自知县。在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书院的学子们开始睁眼看世界，把外面的新知带回了这片土地。拔贡郑卓斋，曾任湖南晃县知县；齐伯儒、王树仁，均官至国民革命军少将。他们从印山书院走出去，走向了更广阔的天地。

新中国成立后，玉屏籍的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多源于此校。有人成为省部级的领导干部，有人担任驻外使节，有人成了专家、教授……这所小小的书院，竟像一棵大树，枝繁叶茂、根深蒂固，伸展延绵到了四面八方。

我曾在一个秋日的午后，独自走进印山书院。

大门两边是八字形的白粉墙，上面彩塑着麒麟浮雕，栩栩如生。门前两株桂花树，不知经历了多少岁月，依然枝繁叶茂。一对石狮雄踞两旁，石狮之间是宽约三米的十余步条石台阶。台阶下面，是一个用鹅卵石铺面的半圆形平坝，当地人叫它月亮台。

月亮台中央，有一株古樟树，树身高大，枝繁叶茂。站在树下，抬头望去，那枝叶撑开如同一把巨伞，遮住了半边天。树龄该有两百年了吧，它一定见过当年那些穿着长衫的学子，捧着书卷，在树下踱步背诵；一定听过当年讲堂里传来的抑扬顿挫的讲学声；一定也经历过那场兵火，亲眼看着书院在大火中坍塌，又亲眼看着它重新站立起来。

书院由东、西两个四合院组成，共有大小木房十幢。东西两院均由前厅、东西两厢、正厅构成，前檐带廊，过厅、正厅明间开隔扇门，次间设槛窗。抬梁、穿斗混合式硬山顶，小青瓦屋面，高封火墙围护。一切都是典型的清代建筑风格，朴素而不失庄重。

正厅上方，立着一块木雕“礼堂”牌匾。厅前是一条宽约两米的东西走向通道，将两院相连，既方便管理又互不干扰。通道东西墙壁各开一个侧门，使书院出入便捷且安全谨慎。院内苍松翠柏，花果飘香，所有台阶全为精雕大理石砌成，古朴典雅，清幽别致。

我在正厅前伫立良久，这里曾是学子们“敬德修业”的地方。那木质的讲台，那斑驳的门窗，似乎还留存着当年的气息，仿佛看见一位老先生正襟危坐，手持“四书”，为台下的弟子们讲解“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又仿佛看见那些年轻的学子，或凝神听讲，或奋笔疾书，或掩卷沉思。窗外是花香鸟语，窗内是书香墨韵。那样的时代，那样的院落，那样的人群，曾经义无反顾地给了岁月无边的慰藉，给了文化无穷的力量。

书院的生命，并没有随着科举的废止而终结。它像一条河，不断地变换着河道，从未干涸。

光绪三十年，书院改设高等小学堂。民国元年，改称县立高初两等学校。1941年，玉屏县初级中学开办之初，因新校舍尚在修建，暂借印山书院作中学开班点。1946年，中学迁走，小学迁回，名为“平溪镇中心国民学校”。1949年玉屏解放，书院暂借给教导团和农训所使用。1950年，县人民政府拨款扩建，学校占地面积扩至近50亩。1963年，更名为“玉屏县城关一小”。1987年，又更名为“玉屏侗族自治县印山民族小学”。

一所学校，数次更名，几度变迁，始终没有离开教育的本位。它像一位慈祥的长者，看着一代代孩子从这里走出去，又看着新的一代代孩子走进来。从清朝的书院，到民国的小学，再到新中国的民族小学，变的是名称和体制，不变的是那份对育人的执着与传承。

2013年，印山书院再次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贵州省人民政府拨专款将其装修一新。学校教师办公室及各种教学设备全部搬出书院，书院作为印山民族小学的决策机关、玉屏人民的育才基地的历史，就此画上了句号。

但它并没有就此沉寂。

如今的书院，设有印山文化讲堂、南开书屋、清华藏书阁、北大藏书阁、严修纪念室、书法研习室和文创陈列室。每逢周末或节假日，这里常有文化活动。2026年春节期间，书院里还举办了“印山有约”新春文化雅集，琵琶声、箫笛声，在古色古香的院落里缓缓流淌。一位小朋友听完琵琶演奏，凑到妈妈耳边小声说：“琵琶声像流水一样，太好听啦。”

那个画面让我感动。两百年前的学子，在这里读四书五经；两百年后的孩子，在这里听箫声笛韵、琵琶雅乐。文化就是这样，一代代地传递着，像印山脚下的这条㵲阳河，静静地流着，川流不息。

站在月亮台上，我又想起严修。这位后来的南开大学创始人，当年题写“印山书院”四个字的时候，可曾想到，一百多年后，这所书院里会有一间“南开书屋”？可曾想到，那个他立志要“开启民智”的理想，会在这样一座遥远的黔东山城里，以这样的方式延续下去？

从印山书院走出来，沿着“印山巷”缓缓而行。这条巷子，旧时叫“书院上”，1895年因严修题匾而得名。巷以书院名，文脉自此扎根。巷道右侧，刻着从宋代到2025年的52件大事；左侧，记载着从春秋战国时期的楚黔中地，到明清的平溪卫、玉屏县，再到1984年成立玉屏侗族自治县的行政变迁。行至中段，还有“平江八景”的介绍。

一条小小的巷子，竟是一部浓缩的地方史。走在这条巷子里，就像走在时光的隧道里。从古到今，从远到近，所有的记忆都在这青石板路上，一步一个脚印，掷地有声、坚若磐石。

我想起玉屏的另一张名片——箫笛。2006年，玉屏箫笛制作技艺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而与之一同入选的，还有这所印山书院——它也在同一年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箫笛与书院，一为艺，一为教，一为声，一为理，看似不同，实则相通。箫笛要吹出清音，需要制作者的匠心与吹奏者的气息；书院要培养人才，需要创建者的远见与为师者的心血。都是一种传承，都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功夫。

印山民族小学就在书院旁边。每天清晨，你都能听见孩子们的读书声和箫笛声交织在一起。三至六年级的学生，每周都有一到两节箫笛课。2500多名学生的大课间，操场上箫笛齐鸣，场面壮观如一场音乐会。姚沙老师说：“几乎班班有笛声，人人能吹奏。”

这是另一种形式的书院。书院的形制变了，而书院的精神依然还在——敬德修业，以文化人。

天色渐晚，我告别印山书院。回头望去，夕阳下的书院，黑瓦青墙，静静地立在那里。那株古樟树的影子，长长地拖在月亮台上，像一位老人伸出的手臂。

从清道光七年到今天，印山书院经历了创建、焚毁、修复、更名、转型、保护的全过程。它见证了一个边地小城对文教的执着，也见证了中华文脉在最基层的顽强延续。可以说，印山书院的历史，就是一部微缩的近现代教育史，也是一部微缩的“德政”史——所谓德政，莫过于此：给一方水土，留下一座书院；给一方百姓，留下读书的种子；给千秋万代，留下一条永不干涸的文脉。

这时候，我便用脚步，对这座古书院进行一场肆意的、无所顾忌的丈量。我会从月亮台走到正厅，从东院走到西院，从清朝走到今天。每一步，都踏在青石板上，也踏在历史的回音里。每次都心满意足，收获满满。

因为我知道，我丈量的不只是书院，更是一方水土的千年德政，一脉书香的不灭灯火。

文字：覃嵩松

图片来源：舞水文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