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客》丨抄袭到底有多糟糕？

How Bad Is Plagiarism, Really?

从古罗马到人工智能时代，人们始终推崇原创，但影响与抄袭之间的界限却向来模糊不清。

本文即将刊登于2026 年 3 月 30 日的《纽约客》杂志，印刷版标题为“Copy That”。作者安东尼·莱恩是《纽约客》的专职撰稿人，也是《没有人是完美的》一书的作者。

插画：Tyler Comrie

抄袭有一个令人玩味的特点：在法律层面，它并不存在。

“想做真人化处理吗？我晚点可以过去，带几瓶啤酒，然后咱们，你懂的，好好做一番正经的真人化调整。”如今这诱惑实在难以抗拒，毕竟事关重大。对要完成作业的学生而言，他们早已通过让ChatGPT代笔写论文摆脱了内心的苦闷，而真人化工具是一种人工智能程序，它会将生成的内容再进行一轮数字化加工，让文字听起来像是出自一个真实可查证的人之手。提供这类工具的公司包括StealthWriter、HIX AI以及QuillBot。（倘若纳博科夫曾写过科幻小说，他笔下的反派定会名叫QuillBot。）任何把一堆土豆泥抹上黄油搅打成细腻泥糊的人都能理解这种操作，没人受得了疙疙瘩瘩的质感。

这些真人化工具让我觉得有趣的地方在于，它们本身竟如此“人性化”——也就是说，它们带着一种坦然的乐观，笃定我们作为有缺陷的凡人，除了作弊别无选择。我们不仅无法独立思考、独立写作，甚至根本控制不住自己，于是科技便来帮我们摆脱这份痛苦。至于那种“我们本可以一开始就摒弃人工智能，依靠自己的才智，而这种自给自足甚至对我们有益”的想法，还是算了吧。这就好比建议我们去学骑高轮自行车，一路踩着踏板，嗅闻树篱间的芬芳气息。

在这一令人困扰的新兴领域中，最棘手的问题之一关乎人工智能与抄袭的关系。有人认为二者几乎别无二致，毕竟人工智能会抓取海量无边的网络数据，就像那些拖网渔船用加重渔网在海底大肆捕捞虾类和比目鱼，全然不顾自然生态。聊天机器人并非（至少目前并非）独立个体，因此无需承担道德责任，但若有人取用其生成的内容并冒充为自己的作品，便可被视作销赃。无论如何，美国一些治学严谨的高校普遍持这一观点。我见过态度最坚决的是圣何塞州立大学，该校马丁·路德·金图书馆给出的建议清晰得令人赞叹：“无论你使用哪一款人工智能程序或软件，用其撰写论文均属于抄袭行为。”

罗杰·克罗伊茨在其妙趣横生的新作《惊人相似》（Strikingly Similar，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中，探讨了抄袭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形态。他将抄袭定义为“故意挪用他人的文字与思想，却不注明出处、不给予报酬”。文字与思想？这范畴可不小。此外，克罗伊茨也提出了一个切中要害的问题：多少字才算抄袭？又或者，多少个音符才算？他举了一个奇特的例子：1963年， Chiffons在其热门歌曲《他如此完美》（罗尼·麦克创作）的开头演唱了三个简单下行的音符，当时几乎没有听众预料到，这段旋律会成为一场法律纠纷的核心，而这场荒唐的官司直到1998年才尘埃落定。争议焦点在于，乔治·哈里森1970年的歌曲《我亲爱的主》中，他演唱“我亲爱的主”一句时，是回忆、借鉴、窃取、无意呼应，还是偶然模仿了麦克的旋律片段。两首歌的氛围天差地别——这位前披头士成员在和声中融入了“哈瑞奎师那”的吟唱——但这无关紧要。在受害者眼中，哪怕是超凡脱俗的窃贼，终究还是窃贼。

可当有人胆敢抄袭你时，你算哪一类受害者呢？你的身体毫发无损，没有丢失钱包、钻石项链，也没有失去孩子。你的艺术自尊心或许会受挫，但这份痛感大概率比不上脚趾被磕到。私下里，你甚至可能暗自沾沾自喜——自己的作品值得被剽窃，这何尝不是一种恭维。或许这就是为何1980年，果酱乐队的专辑《声音效应》中第五首歌《出发！》的开头，几乎原封不动地出现了披头士专辑《左轮手枪》中《收税人》前奏那段尖锐急促的贝斯，哈里森或其他披头士成员却并未提出抗议。据果酱乐队贝斯手布鲁斯·福琼称：“这并非故意为之，只是《收税人》的旋律下意识地留在了脑海里。”巧合的是，福琼的解释与纽约法官理查德·欧文1976年的裁决惊人相似。欧文法官认定，尽管哈里森并非故意使用《他如此完美》的旋律，“但他的潜意识早已记住了它”。着实诡异。

潜意识会让人付出沉重代价早已不是新闻，可即便弗洛伊德在世，也会对欧文法官判令哈里森支付的逾两百万美元赔偿金感到惊讶。（这笔金额后来有所减少，但事情远未就此了结。）那么，既然旋律如此相似，果酱乐队为何没有陷入麻烦？原因在于，披头士乐队即便缴纳了自认为过高的税款，依旧不缺钱，而且他们或许觉得，无论这种致敬是否直白，都是他们应得的。1970年后，鲜有创作型艺术家能不受披头士的深远影响而心无波澜。克罗伊茨在书中并未提及果酱乐队，却详细梳理了哈里森一案，并得出一个但愿永远无法清晰界定的核心结论：

如果潜意识没有诉讼时效，那么就很难在挪用与灵感之间划出一条明确的界限。

任何试图研究抄袭、指望找到清晰界限的人，都将陷入一片迷雾。这是一个界限模糊的领域。在《惊人相似》一书中，只有极少数抄袭行为被认定为有意识、无歧义且毫无遮掩的。如果说这本书里有一位“英雄”，那便是一位名叫阿尔弗雷德·J·卡特的人。克罗伊茨称他为“失业焊工”，1949年，他因试图将一首华兹华斯的诗卖给《好管家》杂志而被识破。究竟是哪首诗？杂志社里那些煞风景的人又为何拒绝刊登？难道读者们不迫切想知道如何让自家水仙开得金黄繁茂吗？无论用何种方式，让更多诗歌悄悄走进读者的视野，总能提升他们持家的品味。世间再无什么比鸡肉派的酥皮更动人的景致了。

根据副标题，《惊人相似》一书的内容跨度“从乔叟到聊天机器人”。不过，全书重点大量聚焦于现代。书中并未提及塞缪尔·约翰逊——他在1753年的一篇文章中称抄袭是“最应受指责的文学罪行之一，尽管或许并非最恶劣的”，却又一贯宽厚地主张从轻发落：“观点不谋而合实属寻常，无需交流便可能发生，毕竟诸多情境下，所有理性之人的想法都相差无几。”但书中却写到了鲍里斯·约翰逊，据称他2019年的一条推特推文系列，借鉴了一位律师匿名发布的博客文章。这便是我们身处的辉煌时代。

关于抄袭有一段大致的发展脉络：在浪漫主义时代之前，抄袭的劣迹并不存在——至少没有如此牵动大众的良知，而浪漫主义时代执拗地推崇“原创性”。在此之前，人们认为有志于创作的人通过模仿进行创作不仅合理，更是自然而然：研习范本，学着临摹，以此磨砺技艺。唯有如此，才有资格创作属于自己的作品，而这些作品无疑仍会留有前人的痕迹。

尽管这一过程听起来刻板，却为我们留下了数不胜数、美不胜收的艺术珍品。乍看之下，拉斐尔1504年的作品《圣母的婚礼》，几乎是直接复刻了其老师佩鲁吉诺前几年创作的同一题材画作。但需要反复端详，才能分辨出其中的变化：画面中央的主祭神父歪着头，为原本冰冷对称的构图注入了生机；神父身后的神殿细节更丰富，拱门中也添上了人物；还有一位求婚者因被约瑟夫取代而满心挫败，将手杖狠狠折断在膝盖上的紧张场景，让人仿佛能听见手杖断裂的脆响。（在佩鲁吉诺的原作中，他只是虚弱地把手杖弯在大腿上。）被学生超越的老师佩鲁吉诺，是否也曾想砸点东西？还是他为这套模仿体系呈现出的完美成果而喝彩？我们无从知晓。但可以确定的是，他并未将拉斐尔告上法庭，起诉这个耍小聪明的家伙。

时光快进约一百年，来到1602年，一位名叫托马斯·洛奇的英国人获得牛津大学医学博士学位。他游历甚广，足迹远至巴西，也是小说《罗莎琳德》的作者。这部情节丰富的早期通俗小说据说是在海上创作的，于1590年出版。此时的洛奇是否知晓，自己的作品在此期间被人大量挪用，创作了一部新剧《皆大欢喜》？这其中尚有未解之谜：我们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这部剧在莎士比亚在世时曾被搬上舞台。但不可否认的是，该剧大量剽窃了这部散文体小说。诚然，莎士比亚增添了试金石和杰奎斯这两个角色，以戏谑的笔触描绘爱情，又用幻灭之感为其蒙上一层薄雾，但大部分剧情都完全照搬洛奇的原作。若以我们的标准衡量，这无疑是赤裸裸的抄袭，可最直接的反驳是，17世纪初的评判标准与如今截然不同。但究竟有多大不同呢？

起初他手段卑劣，四处搜罗窃取，

买断旧剧的版权；如今稍有家财，

在剧场里也有了些名声，

便尽数霸占，将众人的才思据为己有。

这是本·琼森一首题为《论诗坛猿猴》的十四行诗的片段。诗作发表于1616年，正是莎士比亚逝世之年。这首诗是否针对莎士比亚，学界尚无定论，但字里行间满是愤怒。琼森的鄙夷不仅指向抄袭者，也指向那些轻信其骗局的普通愚民（“呆滞呆望的观众”）。三十年后，这份不耐烦在托马斯·布朗爵士1646年的著作《俗妄考》中延续并蔓延。他言辞激烈地呼吁：“但愿人们不要再满足于借他人之羽毛装点自己”，并指出一个重要观点：我们面对的并非一时恼人的风潮，而是人性中永恒的缺陷。他写道：“抄袭并非伴随印刷术诞生，早在盗窃行为难以实施的年代，它就已出现。”

面对这般抱怨，或许我们需要修正既定的认知。似乎向来都有较真的人，对抄袭行为嗤之以鼻，拒绝将其视作虔诚的效仿。当然，若认为当下人工智能催生的抄袭焦虑是我们这个时代独有的，那就大错特错了；技术前所未有，但人们的情绪并非如此。想要树立正确的认知，我建议不妨进行一场时光穿梭。可以读读罗伯特·麦克法兰2007年的《原版复制：十九世纪文学中的抄袭与原创》——一场对浪漫主义晚期思潮的精彩探究；或是追溯更久远的时光，看看斯科特·麦吉尔2012年的《拉丁文学中的抄袭》，此书会让如今的抄袭者与反抄袭者都显得软弱无力。我很欣赏昆图斯·屋大维·阿维图斯的事迹，据说他写了八卷书，论证维吉尔是个屡教不改的抄袭者。维吉尔啊！与此同时，历史学家萨卢斯特被一个名叫莱纳乌斯的人嘲讽为“娈童、饕餮、无赖、酒徒”。但这还不是最糟的，最糟的是他被指抄袭。

抄袭还有一个令人玩味的特点：它在法律层面并不存在——尤其是在美国法律体系中。现有知识产权法，也有禁止贩卖假冒商品的法律，还有打击版权侵权的法律。然而，抄袭者即便入狱，也绝非因为窃取了一段诗歌、半首动听的民谣并冒充为自己所作。与约翰逊博士的观点不同，抄袭并非犯罪，而是一种道德过错。

在被抄袭者心中，这种行为往往无异于一场暴行。科幻作家哈兰·埃利森观看詹姆斯·卡梅隆1984年的电影《终结者》时，认定影片开头未来战士在破败废墟中激战、激光四射的场景，只能是抄袭了他二十年前为《外星界限》创作的一集剧本《士兵》。他提起了诉讼。影片出品方猎户座影业庭外和解，支付了一笔未公开的赔偿金，此后该片片尾字幕便加上了一句略显尴尬的文字：“向哈兰·埃利森的作品致谢。”有报道援引心怀不满的卡梅隆的话称：“这实在太不公平了，我与此事毫无关系，也不认同这一结果。”不过，他至少可以欣慰于自己的电影远比那部电视剧出色得多。但在法律层面，这种不公的交易始终处于灰色地带。

前巡回法院法官、多产法学家理查德·波斯纳曾深入思考过这类微妙问题。你能感受到，面对纷繁复杂的难题，波斯纳总能乐在其中地梳理出清晰脉络，而2007年出版的《抄袭小书》更是展现了他最为犀利的一面。书中有隐晦的圈内玩笑（“法官承认法官助理代笔的情况少之又少”），也有对同行的批评（“法官有时会称版权侵权者为‘抄袭者’，尽管并无隐瞒行为”），但这本书的亮点在于，波斯纳以不懈的热情反复界定相关术语，直至其暂时达成统一。他提出，可将抄袭视作“未经同意的欺诈性复制”，这个表述虽略显拗口，却在我看来十分审慎。

波斯纳时而跳出核心论点，探讨抄袭的心理动因——包括那些如同成瘾般陷入抄袭的人，以及揭发抄袭行为的人。他写道：“迄今为止，校园之外针对抄袭最常见的惩罚与法律无关，而是身败名裂、蒙羞受辱、被群体排斥，以及其他各类羞辱性惩罚。”为何会如此？波斯纳认为，部分原因在于抄袭“是令人难堪的二流行为，抄袭者可悲至极，近乎荒唐”。照此说来，窃取他人言辞片段的政客（即便实际抄袭行为由演讲稿撰写人完成），会如同被发现观看色情作品一般遭人耻笑。我比波斯纳更进一步认为，正因没有专门的反抄袭法律，相关领域才会如此混乱无序。失去法律的约束，纷争便会失控。

没有执法者，就会出现私刑正义。克罗伊茨在书中有一章精彩的《抄袭猎人》，详细记述了这一真相追查行业的刺激运作。自波斯纳的书问世近二十年来，这一行业已然风靡一时。书中写到，西弗吉尼亚州帕克斯堡高中的一名应届毕业生发现，校长肯尼斯·德莫斯2019年的毕业典礼致辞，与阿什顿·库彻2013年领取尼克频道青少年选择终生成就奖时的演讲惊人相似。你还觉得维吉尔是抄袭者呢？据了解，德莫斯被停职五天且停发薪资，而揭发他的学生却因告密遭到抨击。（这种小人物间的卑劣行径简直适合写进小说里。）克罗伊茨并未提及库彻研究是否因此走红，但通过他的记述，我知晓了“德国论文抄袭维基”，这是一个众包协作平台，专门追查并曝光德国学位论文中的抄袭行为。好家伙，这些德国人可真会找乐子。

跳出网络追查，还有一种更古老、也怪异得多的存在：那些连怒斥都堪称艺术的抄袭纠察者。《惊人相似》一书中并未出现伊万·冈察洛夫的名字，实属遗憾，因为他彻底颠覆了所有关于抄袭动机的讨论。冈察洛夫的盛名牢牢系于1859年的小说《奥勃洛莫夫》，书中主人公慵懒至极，起床都算得上壮举。而他去世前几年创作、1924年才出版的《非同寻常的故事》则鲜为人知。这本书近乎疯癫，更显荒诞的是其无比严肃的口吻。疯狂的核心显而易见：冈察洛夫声称，曾经的好友伊万·屠格涅夫愈发狡猾、毫无廉耻地抄袭自己的作品。具体而言，他称屠格涅夫最优雅的小说《贵族之家》，是毫无羞耻地照搬自己的《马林诺夫卡庄园》，可偏偏《贵族之家》的出版时间比后者早了十年——这份嫉妒的病态心理在此展现得淋漓尽致。对冈察洛夫而言，这不合常理的时间线恰恰印证了他的指控；他称自己曾在交谈中随意提及各类人物设定与创作构思，却被屠格涅夫偷偷记下，融入自己的小说，还抢先出版，以此规避抄袭的指责。太过卑劣！看看恶魔是如何作祟的：

我才渐渐意识到，屠格涅夫在四处散播关于我的谎言：他到处跟人说，是他一直在给我讲自己的故事，而我嫉妒他，还到处散播谣言诋毁他——事实恰恰相反，是他在利用我的善意。

明白了吗？按理说，《非同寻常的故事》本该晦涩难读，却凭借雄辩的控诉得以留存。纯粹的偏执之中没有半分悲伤。在冈察洛夫这样的大师口中，对抄袭行为的声讨——至少是他所感知的抄袭——迸发出惊人的魄力。失窃的珍宝能为想象力注入无穷力量，即便它们被锁在保险柜里。

存在“良性抄袭”吗？犯错能否换来救赎？从学术角度而言，答案是否定的；要求诚实、准确标注引用来源的呼声，必将一如既往地响亮。数字复制的便利让复制粘贴比擤鼻涕还简单，智能眼镜甚至能拍摄视野内的一切事物，这一现状并不乐观。而《惊人相似》的倒数第二页，克罗伊茨发出了悲观的预言：“无偿享用知识产权，可能会成为一种入门诱因，让挪用行为变得常态化。”

倘若这就是未来的趋势，监管起来无疑会难得出奇。我宁愿选择那些借鉴往昔经典的创作者，原谅他们没有标注脚注。我记得听麦当娜1994年的专辑《睡前故事》时，对一首空灵的歌曲《爱试图接纳我》感到意外，歌中唱道：“可我的灵魂却退缩了，/深陷情欲与罪孽的愧疚。”这句歌词无疑是未注明出处地引用了17世纪初最具影响力的宗教诗人乔治·赫伯特的作品。赫伯特是一位极为温和的圣公会牧师，我们永远无从知晓，三个半世纪后，被一位有着天主教名字、身着锥形文胸的歌手引用，他会作何感想。最令人啼笑皆非的讽刺是，麦当娜将赫伯特笔下死寂冰冷的“尘土”改为更直白浅薄的“情欲”，恰恰证明了赫伯特的歌词远比她出色。我不禁希望，她能更多地向赫伯特求教，无论是文字还是精神层面。天父确实在传道。

公认最安全的抄袭形式是自我抄袭。只有意志极其坚定的人才敢起诉自己，不过我确信冈察洛夫最终定会这么做。克罗伊茨就此稍作穿插，轻描淡写地带过凯莉·克莱森和普契尼作品中涉嫌自我抄袭的传闻，随后便写到了圣人般的查尔斯·M·舒尔茨，尤其是1996年的一幅史努比漫画。克罗伊茨称，这幅漫画与1987年的一幅早期作品几乎毫无二致。天啊！仅此而已？莫非顶级的作家、作曲家与画家，都在进行自我抄袭，而这并非陷入刻板重复的失误，反而是一种创作常态？借鉴自己的作品，赋予其新的内涵，再创价值，这是少数炼金术士般的创作者的本事。披头士的《你只需要爱》渐弱时，响起了“她爱你，是啊，是啊，是啊”的旋律，乐队召唤出了仅仅四年前年轻的自己。（那感觉仿佛隔了四世。）而《皆大欢喜》春日里，走过青青玉米地的恋人与少女，在《冬天的故事》中珀迪塔灵动的身影里得到永恒的回响：

这是世间最清丽的贫家少女，

奔跑在青青草地上；她的一言一行，

都透着超凡脱俗的气质，

高贵得与这方天地不相称。

英语中有一个词，形容这种习以为常、且生生不息的自我抄袭——它成为一位艺术家被认可、被喜爱的标志，如果你愿意，也可以说是“印记”。我们称之为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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