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小霸郑国：从天子近臣到亡国之君，一手好牌怎么打烂的？

春秋初期，有个国家堪称“天选之子”——国君是周天子亲弟弟，封地在王畿脚下，还能长期兼任周朝“总理”级高官，开局直接拉满。可谁能想到，这个曾把周天子按在地上揍、号称“春秋小霸”的郑国，最后竟沦为三流小国，被韩国一口吞掉。今天就扒一扒郑国的兴衰史，看它如何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碎。

这事要从公元前806年说起。

这一年，号称西周中兴之主周宣王，把国都镐京附近的郑地（今陕西渭南华县一带，属于王畿之地，不是现在的郑州），封给了自己的亲弟弟姬友，郑国就此诞生。姬友就是郑桓公，他和周宣王，都是那位“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搞出“国人暴动”的周厉王的儿子——论血缘，郑国和周天子的关系，要远比西周初期的姬姓诸侯国近；论位置，早起的郑国就在国都旁边，所以郑国国君，在周王朝的事务里一直是一个重要的存在。

顺便说一下，别看郑桓公有自己的封国，实际却天天在朝廷上班。周宣王死后，西周末代天子周幽王即位，作为叔父的郑桓公被任命为三公之一的司徒，掌管土地、人口和教化——放到后世也就是丞相的级别。

不仅如此，由此还产生了一个惯例，即，后来的周朝司徒之位大多时候都由郑国国君兼任，直到后来双方关系彻底闹僵。

时间快进到公元前774年，少年天子周幽王不仅不闻政事，还到处搞全国性选秀，还为了褒姒搞了一把“废长立幼”（废掉太子宜臼的太子之位，封褒姒之子伯服为太子），周王朝的衰落已经是肉眼可见。

彼时的郑桓公怕被牵连，就听了太史伯的建议，让儿子掘突带着厚礼，贿赂了后世新郑一带的郐国和东虢国，换来了十座城池（大概在今新密和荥阳之间）。

《史记·郑世家》：桓公问太史伯曰：“王室多故，予安逃死乎？”太史伯对曰：“独雒之东土，河济之南可居。”公曰：“何以？”对曰：“地近虢、郐，虢、郐之君贪而好利，百姓不附。今公为司徒，民皆爱公，公诚请居之，虢、郐之君见公方用事，轻分公地。公诚居之，虢、郐之民皆公之民也。”

随后郑桓公把家产和人口都搬到这里，这也为郑国后来在中原的立足，提前铺好了路。

果不其然，三年之后的前771年，因周幽王“废长立幼”引爆的犬戎之乱爆发——申侯引犬戎攻破镐京，西周大乱。

在这次乱局中，郑桓公拼死保护侄子周幽王，不幸死于乱军之中。不久，各诸侯前来勤王，郑、晋、秦、卫等国联手击退犬戎，第二年，鉴于镐京被战火毁得面目全非，王畿之地又总被犬戎骚扰，诸侯们只好护送周平王迁都洛邑。

王室衰微，诸侯做大，郑国第二代国君郑武公掘突，也开始了对周边的吞并。

郑武公二年，郑灭郐国；四年，郑灭东虢国。从寄人篱下到鸠占鹊巢，郑国只用了六年，就完成了华丽转身。而新打下的地盘，就以郑国国号为名，取名新郑（得名时间有争议，大致在公元前395年左右），这名字一叫就是两千多年。

顺便提一嘴，现在的郑州之所以姓“郑”，恰恰是因为它位于当时的郑国腹地，而非郑国国都；而最早“郑”字的起源地，则是当初郑桓公受封之地——如今的陕西华县。

没错，华县将“郑”字赋予给了今天的郑州和新郑，自己则在千年的演变中改了“华县”名。

言归正传，郑国兼并东虢国和郐国后，国力已经不容小觑。作为一个“空降”到中原的封国，地狭人稠，它很快就和周边老牌诸侯国，展开了生存空间的争夺——这也是春秋初期郑国在国际上格外活跃的核心原因。

要知道，当时秦国忙着在关中收拾犬戎，晋国则深陷“曲沃代翼”的内乱，楚国还在南方闷头扩张，齐国尚未崛起，大家都无力染指中原，于是春秋早期的“显眼包”也就落到了跃跃欲试的郑国身上。

由于地理上的缘故，此时郑国扩张的对手，主要是周边的卫、宋、陈、蔡四国，甚至连自己的“老大”周天子，也在它的打击范围之内。

咱们一一细说。

一、郑庄公小霸：把“远交近攻”玩明白的狠人

郑武公去世后，长子姬寤生即位，也就是大家熟知的郑庄公。这哥们在位期间，把郑国的活跃度拉到了顶峰——后来秦国玩得风生水起的“远交近攻”，早就被郑庄公玩的风生水起。

此时的郑国，对外联合东方的齐、鲁两国，专门收拾相邻的宋、卫、陈、蔡、许等国，而最弱的许国，很快就成了郑国的傀儡。

这一时期的国际局势，基本就是中原小国之间的“群殴”，唯一能称得上大国的只有东方的齐国。但搞笑的是，齐国这时候就是郑国的“小跟班”，郑国要打谁，齐国就跟着打谁，一度让人错觉，郑国才是当时的中原霸主。

从郑庄公二十二年开始（前722），完成“资本积累”的郑国开始了对外的“摩擦”。简单来说这一时期的矛盾主线，就是郑国的扩张，和周边国家的“反扩张”。

公元前722年（郑庄公二十二年），矛盾先从郑国国内爆发：郑庄公的弟弟共叔段发动叛乱，被郑庄公平定后，共叔段的儿子公孙滑逃到北边的卫国，哭着向卫桓公控诉自己如何如何被伯父欺负。卫桓公趁机“伸张正义”，马上出兵攻打郑国，并占领了两国交界的廪延（今延津县附近）。

郑庄公立刻还击，打着周天子的旗号，联合几个小国反击，将战线推进到卫国境内，硬生生逼着卫桓公签订了城下之盟。

这只是导火索。

两年后（公元前719年），轮到卫国内乱，卫桓公被自己的弟弟州吁杀掉，州吁自立为君——注意，卫桓公也是春秋以来，第一位被弑杀的国君，从此“弑君”逐渐成为春秋时期的常态，这是礼乐崩坏的开始。

州吁篡位后，为了转移国内矛盾，在国内树立威望，拉上陈、蔡、宋、三国联军，以复仇为名，围殴郑国。

《春秋左传·隐公四年》：陈、蔡方睦于卫，故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围其东门，五日而还。

打一次还不算，这年秋，卫国再次联合上述三国攻打郑国，然后割麦而还。

这就是郑卫之间的“东门恩怨”，严格来说，是郑国和卫、宋、陈、蔡四国的东门恩怨。

不过作为这起恩怨的始作俑者，州吁并没有机会参与接下来的博弈，因为他很快就死了。

这一年的九月，州吁回国不久，卫国大臣石碏联合陈国国君陈桓公杀死州吁，拥立卫桓公之弟公子晋继位，是为卫宣公。杀州吁这事办的极为精彩，大家有兴趣的话我们后边专门写一篇来讲。

州吁虽死掉了，但东门之战的恩怨，却远远没结束。此时的郑庄公，堪比一战前的德国威廉二世，对战争的狂热，让他不放过任何一个动手的理由。

公元前718年，郑庄公为报东门之仇，出兵打到卫国郊外，击败了卫国和南燕国（春秋姞姓封国）的联军；九月，又率领周天子的军队，以宋国攻打郑国盟友邾国为由，打到了宋国都城下。第二年，他和鲁国结盟，以鲁国牵制宋国，自己则出兵攻打陈国，大胜。

看到这里有朋友可能要问了，这郑国怎么可以调动周天子的军队呢？

原因我们在上边已经交代过了，从郑武公开始，郑国国君就世袭兼职周天子的上卿（相当于宰相），说白了也就是以天子的名义讨伐其他国家。

公元前716年，在连续的打击之下，宋国扛不住压力，主动和郑国修好，陈国也赶紧表示屈服，不仅和郑国盟誓，还主动结了亲家。

形势如此大好，有人就开始劝和了，公元前715年秋，在齐僖公的主持下，宋、卫和郑庄公在温邑（今河南温县西南）会面，在瓦屋（今河南温县西北）结盟，表面上摒弃了东门之战的仇怨。

这是第一回合，郑国完胜。

但大家要明白，理性状态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坐视邻国的崛起，也不会有任何一个崛起中的国家，会放着大好形势躺平。

前者，是彼时较为强大的宋国，后者，是正在强大中的郑国。双方面子上言和，内心里都在准备第二次战争。

三年后的前713年，郑庄公先发制人，以宋殇公对周桓王不敬为由，拉着王师再次攻打宋国。此时郑庄公之前对齐、鲁的“长期投资”也终于见效——齐国和鲁国终于下场了，不过是作为郑国的盟友。在齐、鲁的武力加持下，郑国先后击败宋、卫、蔡三国军队，且乘胜割占了后者的土地。经此一战，宋、卫彻底失去了和郑国抗衡的实力。

解除周边威胁后，郑庄公终于腾出手收拾南方的小邻国许国。在齐、鲁、郑三国的联合打击下，许国基本被郑国掌控，郑国的疆域从现在的郑州一带，扩展到许昌，国土面积大幅增加。

这是第二回合，郑国依然完胜。

接下来几年，郑国和宋、卫及其盟国的战事基本平息，在齐、鲁、郑三国同盟的威慑下，宋、卫、蔡联盟根本无力还手，根本就没法打。

问题是，郑国如此强势，引起了另一个人的不满，此人就是周天子周桓王，周桓王是东周第二位天子、周平王的孙子，双方的恩怨，早在周平王时期就埋下了。

在这里简单交代下，早在周平王在位后期，郑庄公的骄横就已经引起了平王的不满，周平王甚至为了打压郑庄公，一度免去了他的上卿之位，转而任命虢公为上卿，郑国这边则多次派人闯到东周境内，抢收周天子的麦子。

王室衰微，天子无奈，让人惊掉下巴的是，公元前720年，周平王为了缓和与郑庄公的矛盾，甚至自降台阶，将王子狐（平王次子）作为质子送到郑国，这就是严重削弱周天子在国际上权威的“周郑互质”事件。

“周郑互质”的同一年，周平王病死，王子狐回洛邑奔丧，准备即位，结果因过度悲伤（大概如此）居然英年早逝。所以天子之位才跨代传给了早夭的太子姬泄父的儿子姬林身上，而这位姬林，就是刚才提到的周桓王。

你说他能没有怨气？积累多年的矛盾，终于在公元前707年彻底爆发。

这一年，周桓王拉上“同命相连”的陈、蔡、卫、虢四国讨伐郑国，史称“繻葛之战”。

周桓王虽然人多，比起身经百战、手下猛将如云的郑庄公，到底还是差了一大截——此战不仅周军大败，周桓王还被郑庄公的部将祝聃射中肩膀，狼狈逃窜。

周天子的尊严，就是在这样一次次被小国“打脸”中逐渐丧失的。比起后来齐桓公“尊王攘夷”的圆滑，郑庄公连表面功夫都懒得做：他既可以打着周天子的名号讨伐各国，必要时，还能把周天子摁在地上胖揍一顿——虽说他后来阻止了祝聃射第二箭，但周天子的面子已经被他撕得粉碎。

公元前702年，天子祭祀，郑庄公甚至因为齐僖公在给诸侯分配食物时，把郑国排在鲁国后面，就请求齐国出兵攻打鲁国。齐僖公还真就带着卫国军队帮郑国，和鲁国在郎邑（今山东曲阜附近）打了一仗——要知道，鲁国曾经可是他的铁杆盟友，连铁杆盟友都可以暴打，郑庄公的“尾巴”，真的是已经翘上天了。

有一说一，在晋、秦、楚三个大国缺席中原事务的日子里，郑庄公把中原各国收拾得服服帖帖，郑国也因此被称为“春秋小霸”。之所以叫“小霸”，是因为他称霸的范围实在太小，仅限于中原一带的宋、卫、陈、鲁等小国。

但我们还需要知道，其实在郑庄公晚期，南方的楚国已经开始崭露头角，史载公元前710年，郑庄公就曾和与楚国相邻的陈国会谈，讨论的内容就是在面对楚国威胁的时候，如果协调立场。

这就说明，楚国染指中原的时间，已经不远了。

即便如此，到郑庄公去世之前，郑国的国土面积，还是从郑武公初期的虢郐10城之地，扩展到郑庄公时期北跨黄河、南临淮河、西临宗周、东抵宋国的广大区域，成为名副其实的“千乘之国”。这一带人口稠密、农业发达，郑国不仅经济繁荣，军队规模也不容小觑——哪怕两百年后的公元前493年，晋郑铁丘之战，郑国还能凭借军队数量优势，和晋国掰掰手腕。

但问题是，郑国后来为何衰落，以至于最后被后起之秀韩国吞并？

要知道，春秋初期，郑国拥有最好的崛起机遇。在大国缺失的权力真空下，只要它能把中原地区整合起来，未必会在后来被晋、楚等大国蚕食，最终沦为三流小国。

可遗憾的是，郑国并没有把握住这一历史机遇，进入公元前六世纪后，春秋进入真正的争霸时代：前有齐桓公“尊王攘夷”，后有晋、楚长达百年的两强争霸，中原地区成了争霸的主战场，包括郑国在内的小国，都成了两国博弈的棋子，在夹缝中来回摇摆。郑国的国力，就在晋、楚的反复撕扯中逐渐衰落，彻底失去了崛起的机会。

下面，我们就说说郑国到底是怎么错失这一历史机遇的。

二、诸子争政：21年内乱，把家底耗光的内斗

公元前701年，小霸主郑庄公去世，留下五个儿子和一群老臣。父亲太强势，对资历平平的儿子来说，未必是好事——郑国的内乱，就从庄公的四个儿子和两个权臣之间，正式拉开序幕。

郑庄公死后，大臣祭足拥立太子姬忽即位，也就是郑昭公（就是当初拒绝齐国文姜的那位太子）。可庄公的次子公子突，母亲是宋国人，宋庄公为了能够操控郑国内政，把祭足引诱到宋国抓起来，威逼利诱让他改立公子突为国君。祭足没办法，只能答应。郑昭公得知后，知道自己无力抗衡，只好放弃君位，逃到卫国避难，满打满算，郑昭公在位还不到一年。

于是公子突被拥立，史称郑厉公。可郑厉公是靠宋国上位的，很多事情就不得不依赖于宋国。宋国就以此为借口，天天向郑国索要财物，郑厉公忍无可忍，干脆和自己的“投资人”撕破脸。公元前699年，他率领郑、鲁联军，攻打宋国组织的宋、齐、卫、燕四国联军，还真就把四国联军打败了。

一场战争的胜利，未必能说明国力的绝对差距，但郑国敢和有齐国支持的宋国正面硬刚，还能打赢，足以证明当时的郑国实力不俗。

但接下来的事情，就让郑国乐观不起来了。

公元前698年四月，郑厉公和鲁桓公会谈，重申两国盟友关系；可到了十月，宋国又找来大哥齐国，纠集卫、陈、蔡等小弟围殴郑国，这一次郑国没能扛住，联军不仅攻入郑国都城，还把郑国太庙的椽子拆回去，装在了宋国的卢门之上，简直是奇耻大辱。

细心的人会发现，郑庄公时期的铁杆盟友齐国，这时候已经成了宋国的“大哥”。核心原因就是，当初和齐国结盟的是郑庄公和太子姬忽，齐僖公甚至想把女儿文姜嫁给姬忽，却被拒绝；庄公死后，刚即位的姬忽又被推翻，齐、郑盟约已然失去了信任基础——这对郑国来说，无疑是一大损失。

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这句话用在郑国身上再合适不过。公元前697年，郑厉公因为祭足权力太大，担心威胁到自己的君位，就收买了祭足的女婿雍纠，打算杀掉祭足。这位女婿千不该万不该，不该把消息泄露给了自己的老婆，结果这位夫人马上报告了父亲祭足。

祭足先下手为强，杀掉了女婿雍纠，还把他的尸体陈尸街头。郑厉公气急败坏，骂了一句“大事和妇女商量，死得活该”，然后带着雍纠的尸体，跑路逃到了郑国的别都栎邑（今禹州一带）避难。

这场内乱的结果是，姬忽再次被拥立即位，也就是之前那位郑昭公。不过没关系，郑厉公还有翻盘的机会。

这次郑昭公干了三年，因为当初做太子时，和郑庄公的得力武将高渠弥不和，第二次即位后，高渠弥天天担惊受怕，怕被郑昭公杀掉，思来想去，决定先下手为强，在一次狩猎时，射杀了郑昭公（公元前695年）。郑昭公的“二次就业”，只干了三年，就再次下台，而且是彻底的下台。

祭足和高渠弥不敢再请郑厉公回来即位，就转而拥立了郑庄公的第四子郑子亹（第三子公子语失传）。这一年，郑子亹去参加首止盟会，被从小就和他有过节的齐襄公杀掉（两人在做公子的时候打过架，因此结仇），一同前往的高渠弥，也被齐襄公车裂处死。祭足因为提前预判到危险，没去参加盟会，才逃过一劫。

郑子亹死后没有谥号，大概是因为他的即位不符合周礼的嫡长子继承制，而且谥号是由继任之君评定的，他没有后人，自然没人给他评定谥号。

郑子亹死后，祭足去陈国，把当初逃到那里的庄公第五子郑子婴接回来即位。郑子婴前后干了十四年，期间春秋第一权臣祭足，也在公元前682年去世。到了公元前680年，一直在栎邑积蓄力量的那位郑厉公，眼看郑国内部群龙无首，又重振军备杀了回来，最终郑子婴和他的两个儿子，都被部下傅瑕杀掉，郑厉公成功复位。

郑子婴和郑子亹一样，也没有谥号。郑厉公到底是笑到了最后，因为后来的郑国国君，都是此人的后代。

郑厉公复位后，为绝后患，把所有帮自己复位的老臣全部诛杀，解除了各派势力对君位的威胁，郑国的局势终于逐渐稳定。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经过这前后二十一年的内乱，国际局势风起云涌，而忙于内乱的郑国，早已不复当年之勇。

坐稳君位后，郑厉公摩拳擦掌，一心想恢复父亲的霸业。公元前675年，东周王室发生内乱，五位王室大夫因为不满周惠王（周桓王之曾孙），集体作乱，攻占了国都洛邑，拥立王子颓为周天子，周惠王被迫流亡郑国，史称“子颓之乱”。

第二年，郑厉公介入这场内乱，最终杀掉了五位大夫和他们拥立的周天子姬颓，帮助周惠王复位。此举颇有当年他爷爷郑武公拥立周平王的风采，郑厉公也想凭着这份“再造之功”，重新执掌周王室的执政权，借此争霸中原。

可此时，攻守之势已经彻底改变。

当时的春秋局势，南方的楚国已经完成内部整合，正虎视眈眈地准备北上中原；东方的齐国，在齐桓公的治理下，已经显露出霸主的雏形。郑国的地位，早已不能和这两个国家平起平坐。

郑厉公复位第三年，楚成王就借口他即位后没向楚国通报，出兵入侵郑国；第四年，因为郑厉公没去齐国朝见，齐桓公直接扣押了郑国大夫詹。

郑厉公虽然有父亲的雄心壮志，但二十一年的内乱，已经让郑国错失了崛起的最佳时机，历史再也不会给他任何机会了。

三、七穆时代：内斗不止，最终被时代淘汰的宿命

公元前673年，郑厉公去世，其子郑文公立；郑文公死后，其子郑穆公立。郑穆公一生有十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其中两个儿子先后即位为国君，另外三个儿子要么卷入内乱被杀、出逃，要么死后失去卿位，剩下的七个儿子，就像晋国的六卿、鲁国的三桓一样，长期把持郑国的卿位，轮流执政，由此形成了七个长期左右郑国朝政的家族，这一过程持续了一百五十多年，史称郑国“七穆时代”。

没有稳定的内部局面，外加晋楚争霸，夹在中间的郑国，只能沦为砧板上的鱼肉，被大国反复收割。

郑国的结局，更像鲁国，而不是晋国。晋国的六卿在争权夺利的过程中，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会主动开疆拓土，客观上扩大了晋国的疆域，也为后来的三家分晋埋下了伏笔；而鲁国和郑国，身处列强环伺的四战之地，根本没有开疆拓土的空间，内部卿族的争斗，只能是内耗，对国力发展毫无益处。

彼时的郑国，早已沦为晋、楚争霸的棋子：和晋国结盟，就会被楚国攻打；和楚国结盟，就会被晋国攻打。能在夹缝中活下去就不错了，更别说强大起来。

公元前404年，魏文侯、韩景侯、赵烈侯被周王室正式列为诸侯，三家分晋成为定局。此事对于饱受晋国欺压的郑国来说，本来是天大的利好，郑国也确实尝试抓住这个机会——趁着三家忙于分晋、无暇南顾，郑国顺势发起反击：公元前407年，郑国讨伐韩国，攻占了负黍（今山西阳城西南）；公元前400年，趁韩景侯去世，郑国又围攻韩国的阳翟（今河南禹州）。

可郑国的内乱，从来都是“按下葫芦浮起瓢”。公元前397年，国君郑繻公杀掉了执政的驷氏子阳；两年后，子阳的余党又杀掉了郑繻公。刚刚有起色的郑国，再次因为内乱元气大伤，根本无法形成合力对外。

韩国人趁机反攻：公元前394年，负黍人发动叛乱，重新归顺韩国；公元前386年，韩国攻打郑国，攻占了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公元前375年，韩哀侯再次伐郑，彻底灭掉了郑国！

曾经叱咤中原的春秋小霸，就这样消失在了战国初期的兼并战争中。

尾声：一手好牌打烂，是偶然还是必然？

从战略位置来看，中原地区富庶肥沃，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我们不妨大胆猜测：如果郑国能在春秋早期，趁着周边大国尚未强大，迅速整合中原地区，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权，再凭借这里稠密的人口和发达的农业，打造强大的国力，或许能压制晋、楚的发展，甚至在战国晚期，取代秦国完成统一，也不是没有可能。

但客观来说，这种理想的结果，对郑国的要求实在太高了。毕竟，春秋早期的战争，主要目的是“争霸”，兼并只是副产品——哪怕是后来的春秋五霸，核心目标也是威服诸侯，而不是彻底兼并各国。所以，即便郑国当时足够强大，也不会有这种“超前”的兼并意识。

更何况，就算郑国兼并了宋、卫、陈、蔡等国，也未必能保证内部长期稳定。这一点，比“整合中原”更难——就连晋文公治下的晋国、齐桓公治下的齐国，也先后发生过弑君内乱，当时的制度设计，根本无法避免这种乱象。只要郑国一发生内乱，周边虎视眈眈的大国，就会一拥而上，瓜分郑国好不容易积累的成果。

这就要求郑国，不仅要在前期列强羸弱时励精图治，还要保证几百年始终保持这种状态，容不得半点差错。可这根本不可能——人非圣贤，国无完人，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永远不犯错，而郑国的每一次犯错，都是致命的。

就像后来取代郑国的韩国，也很快继承了郑国的窘境，被大国之间的博弈反复“放血”，国力始终在战国七雄中排名最后。

韩国没有做到，战国初期的魏国也没有做到，这就是历史的必然性——从这个角度来说，郑国的衰落，或许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注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