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让毕加索称“矮个子中国人”，一幅画卖5亿，却差点被学校开除

1948年，一艘名为“安德烈·勒篷”号的老客船从上海启航，驶向遥远的法国。船上有一对年轻的中国夫妇，丈夫刚过27岁，随身带着父亲给的三万美元。临行前父亲对他说：“你去法国镀两年金吧。”

这位年轻人叫赵无极。他没有想到，这一去就是六十多年；他更没有想到，自己日后会成为第一个进入西方主流美术史的中国艺术家，作品被拍出5亿港元的天价，被法国前总统希拉克称为“将中法两国文化的精髓融于一身”的大师。

但在他自己看来，他只是一个不怕老去、不怕死亡，只愿有足够时间完成每一幅画的画家。

一、差点被开除的“坏学生”

1921年，赵无极出生在北京一个可以上溯到宋代皇族的书香世家。祖父是前清秀才，信奉道教，给他取名“无极”，语出《老子》。父亲是银行家，也是书画收藏家。

在这样的家庭里长大，赵无极从小就被艺术包围。父亲会在净手供香后徐徐展开米芾的真迹，从美学和技巧的角度向子女讲解一幅作品的优劣。叔叔经常从巴黎带回仿制名画的明信片送给他。

14岁那年，赵无极考入了国立杭州艺专，师从林风眠、吴大羽和潘天寿。这所学校当时人才济济，比赵无极低一届的学生中有朱德群，低两届的有吴冠中——多年后，三人并称中国美术史上的“留法三剑客”。

但赵无极在学校里算不上好学生。

他天生反感临摹古画。在他看来，宋人尚能画出“活泼”的山水，而后世一代代只知临摹，创造力早已枯竭。于是他想方设法逃课，甚至跳窗溜走。

最让国画老师潘天寿震怒的是，一次考试中，赵无极在试卷上涂了一个大大的墨团，题上“赵无极画石”就草草交卷。潘天寿气得要求校方开除他。最终是校长林风眠把他“保”了下来，并鼓励他自己创新。

多年后赵无极回忆：“林风眠鼓励我对传统的质疑，当我要以不同的方式观察和思考时，他宽容我，还保护我不受排挤。”

他曾公开说：“没有林校长，就没有我的今天。”

二、远赴巴黎，在卢浮宫的第一天

1948年，赵无极和第一任妻子谢景兰登上前往法国的邮轮。抵达巴黎的当天，两人不顾旅途劳累，直奔卢浮宫。

那一天的震撼，赵无极记了一辈子。

他呆立在《蒙娜丽莎》以及波蒂切利、提香、奇马布埃等人的作品前，看到了和中国画完全不一样的另一种绘画——真正的西方油画。尤其是奇马布埃的《与孩子和天使在一起的圣母》，他后来写道：“多么宁静！整个画面大致是在同一平面，然而金色的光环创造出奇妙的透视，创造出一种深度感。”这让他想到了中国的古典山水。

在巴黎安顿下来后，他一边在法语联盟学法语，一边去氛围自由的大茅画室画画。那里没有固定上课时间，来了就画，画完就走。

刚到法国的赵无极其实面临一个选择：是主动改造自己来迎合西方趣味，还是坚持自己的道路？

他最初的作品带有明显的东方符号——用油画颜料画一些篆字或碑文。这种作品表面带有神秘的美感，但对以欧洲文化为中心的西方人来说，依然属于“文化另类”。

直到他认清这一点并摒弃这种作画方式时，才真正迎来了艺术事业的高峰。

三、与毕加索为邻，在巴黎站稳脚跟

1950年代初的巴黎，是世界艺术的中心。赵无极很幸运地进入了这个圈子的核心。

他在法国南部的画室，一度与毕加索的画室比邻而居。这位当时已年过八旬的老人，连自己的孩子都不见，但对赵无极非常亲切。每次在画廊见面，他都热情地招呼：“矮个子中国人！”若赵无极不在，他也会问：“那个矮个子中国人来了吗？”

他还和雕塑家贾科梅蒂做了17年的邻居。贾科梅蒂深夜回来，如果看到赵无极的画室还亮着灯，会探头进来问：“无极！你还在干活啊！”

毕加索的结构、马蒂斯的颜色、米罗的开放观念，都启发了赵无极对空间自由处置和掌握的能力。但真正让他找到方向的，是保罗·克利。

1951年，赵无极在日内瓦第一次看到克利的作品。他知道克利曾沉浸在中国的诗歌与思想中，于是问自己：“我怎么能忽视这位画家呢？他对中国绘画的理解与热爱是如此明显！”

此后三年，克利对赵无极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但他很快意识到，模仿克利只会让他成为“二流克利”。真正让他走出困境的，是一次内心的回归。

四、“在巴黎，我重新发现了中国”

赵无极曾说过一句话：“人们都服从于一种传统，我却服从于两种传统。”

刚到巴黎时，他拒绝水墨和传统技法这些“中国玩意儿”，试图找到一种通用的绘画语言。但随着对西方艺术的深入理解，他反而转向了内心深处的中国，转向了曾想远离的文化和艺术。

他发现自己的民族是一个很幸运的民族——中国的好东西实在太多了：青铜器、瓷器、书法、绘画。他在作品中引入甲骨文或钟鼎文的抽象符号，浮动于虚无的空间和变幻的色彩之中，充满东方神秘的象征意味。

法国人在感觉上接受了他的艺术，而西方画坛从艺术史的逻辑中承认了他。

1959年之后，他的作品不再有标题，只在画布背面注明创作日期。他希望观众不受任何画面以外的因素影响，直接体验绘画意境。

喜将大幅画布铺于地面作画，在无拘无束中尽情挥洒——这是他的创作方式。但他的作品始终洋溢着东方气息，讲究气韵。

法国媒体曾把他和孔子、长城一起列为“中国的符号”，出现在巴黎地铁的宣传单上。每当法国同行和媒体问起他绘画的含义和意境时，他总是回答：“我绘画的源泉来自中国。”

五、三段感情，如电影般跌宕的人生

赵无极的艺术之路辉煌，情感生活却充满坎坷。

第一任妻子谢景兰是他的青梅竹马，两人幼年订婚，门当户对。1948年，谢景兰随他一同赴法。她不仅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社交能力也很强，帮助赵无极在巴黎华人圈子里打开了局面。

但谢景兰太要强又太倔强。她曾说：“我造就了一个画家，造就了一个雕塑家，可自己却什么也不是。”在遇到一个欣赏自己才华的人后，她选择了离开。

赵无极将铺天盖地的哀伤倾注在画上。他以近乎诗意的匠心将甲骨文细细拆解，融入画面之中，让他的艺术与克利划下了一道鲜明的界限。

1958年，他在香港邂逅了第二任妻子陈美琴。当时他正为化解心结而散心，偶然观摩了一场舞台剧，被台上翩然舞动的陈美琴深深吸引。相识三个月，两人便闪婚。

陈美琴不仅生得漂亮，也懂赵无极的创作。她的陪伴让赵无极走出阴霾，创作走向了“狂草时期”——这一时期的画也是他作品中价值最高的。

但陈美琴患有精神疾病，1972年病发后自杀身亡。赵无极又一次经历生离死别。

第三任妻子弗朗索瓦·马尔凯是法国策展人，两人1977年结婚。晚年的赵无极罹患阿尔茨海默病，弗朗索瓦包办了他的一切。每当有人问起展览、画作销售方面的事务，赵无极就说：“问弗朗索瓦，我不懂。”

2011年，在弗朗索瓦的安排下，赵无极离开生活了六十多年的巴黎，前往瑞士养病。这次移居引发了家庭风波——他与第一任妻子所生的儿子赵嘉陵在巴黎提起诉讼，称弗朗索瓦为获得画作所有权而策划了这次迁居。

这场官司直到赵无极去世仍未了结。

六、1985年，回国讲学的“手术刀”

1948年离开中国后，赵无极直到1972年才第一次回家看望母亲——那时父亲已于1968年去世。他说：“在那段特殊的岁月里，我们全家都受到虐待。在我收到的每封家信中，母亲总阻止我回去。”

1985年，赵无极应母校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邀请，回国举办了一个月的绘画讲习班。这时的他发现了一个让他忧心的问题。

来参加讲习班的学生来自全国8所美术院校，大多在苏联美术教育体系下学画，很多人风格惊人地相似。赵无极决心在讲习班中“用手术刀狠狠地戳几下”——不仅要提高学生的绘画技艺，更要唤醒他们的自主创造意识。

中国美术学院油画系书记章晓明当时任讲习班班长。他回忆，赵无极每天准时到教室，一整天都在给学生改画，每个学生都改。课间休息时，他就坐在藤椅上聊天，讲和毕加索交往的故事。

有一次，同学们试探性地提出希望画外国模特儿，赵无极欣然答应，请自己的夫人当模特。

1997年，赵无极随法国总统希拉克访华，次年在上海博物馆举行展览。这次他欣喜地发现，展览大厅中有那么多年轻人围绕着他的作品，兴奋地欣赏着、谈论着。与1985年不同，这次他从年轻人身上看到了中国美术的希望。

七、最后的时光：“我不怕老去，也不怕死亡”

赵无极晚年最大的心愿，被他自己用一句话说尽：“我不怕老去，也不怕死亡，只要我还能拿画笔、涂颜料，我就一无所惧，我只希望能有足够的时间完成手上的画，它要比上一幅更大胆、更自由。”

即使在患上阿尔茨海默病后，他仍然保持着创作的热情，每天都要去画室作画。一位在他晚年拜访过他的作家回忆，在他巴黎的家中，89岁高龄的赵无极“微笑着，身边躺着他心爱的猫”。

2013年4月9日，赵无极因病医治无效，在瑞士沃州逝世，享年93岁。

消息传出，整个华人艺术圈为之震动。法国媒体普遍报道了这一消息，并做了大量评论。

英国牛津大学教授迈克尔·苏立文在《20世纪中国艺术与艺术家》中这样评价赵无极：“一个巴黎人，但不是巴黎画派成员；一个中国人，但不是中国流亡者，他否认他的处境中存在任何冲突，或毋宁说，他正是在绘画的行为中去解决这种冲突。因此，他在自己创造性的想象中，把东西方调和在了一起。”

赵无极走了。他到另一个世界去寻找画笔和向往了一生的自由。

而他留下的那些没有名字的画作，仍在世界各地被人们凝视、解读、震撼——它们不说话，却比任何语言都更有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