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以升背叛正妻、偷养外室，虽有6个儿女，死时只有幼女为他送终

“我这一生，最对不起的人，唯蕙君一人而已。”

话毕，这位93岁高龄的耄耋老人，双眸中仅存的光亮迅速暗淡下去，接着医生给他做了最后的抢救。

1987年11月12日上午10点，他走到了生命的终点。

这位临终前悔恨万分的老人就是茅以升。

说起茅以升，我们都知道他被誉为“现代中国桥梁之父”，主持过钱塘江大桥、武汉长江大桥等建设工程。

尤其是钱塘江大桥，在他付出数年心血建成后，为了阻止日军进攻，只能忍痛将大桥炸毁，赢得国人称赞。

他嘴里不停念叨着的“蕙君”，是他亡妻戴传蕙的名字。

老来仍不忘相思，这看起来是个相濡以沫的故事，然而谁能想到背后的真相是那么不堪呢？

那么，茅以升为什么在弥留之际说自己最对不起的是戴传蕙？坊间传闻茅老去世时，6位子女中只有幼女在身边陪伴，是真的吗？

伉俪情深的夫妻情

茅以升走上工程师的道路，和其祖父茅谦有很大的关系。

茅谦是镇江颇有名气的水利工程师，著有《水利刍议》一书，不仅如此，茅谦还是晚清的风云人物，和康有为创办过《南洋官报》。

在7个孙子 中，他唯独对茅以升偏爱有加，因为茅以升早慧，天资聪颖，是个5岁就能通读四书五经的神童。

1911年，15岁的茅以升考入唐山铁矿学堂，为了给爱孙一个更好的学习环境，茅谦力排众议，举家搬迁到南京。

根据茅以升的《蕙君年谱》中记载，和戴传蕙结婚那天，他曾送给她一份特殊的礼物——沈复的《浮生六记》。

因为茅以升和戴传蕙的初次见面，几乎是《浮生六记》中男女主沈复和陈芸的翻版。

1914年，茅以升18岁了，在旧中国，这个年纪已经是该婚娶的年龄。

戴传蕙的祖父戴祝尧也是镇江人，是当地有名的书法家，和茅谦是莫逆之交，在茅以升姨妈的牵线搭桥下，茅以升和19岁的戴传蕙见了面。

戴传蕙的眉眼最像她祖母，五官精致，身形清癯，很像沈复笔下对陈芸的形容——“身侵人影瘦”，这还只是颜值上的加成。

更关键是在祖父的文化浸染下，戴传蕙气质高迈，举重娴雅得体，仿佛是古画中《心写治平图》中走出来的美女一样。

作为一个接触过先进思想的新青年，茅以升对父母包办的婚姻嗤之以鼻，在祖父茅谦的多次催促下，才勉强来到戴家。

结果，茅以升一见到戴传蕙就“真香”了，他可以说是一见倾心，目不转睛，以至于在一旁的姨妈都觉得不好意思。

戴传蕙也被眼前这个身材高大，英气逼人的男人所“征服”。

她从此笃定地认为自己这辈子非茅以升不嫁。

当在新婚之夜收到茅以升送的《浮生六记》后，戴传蕙憧憬着自己和茅以升的生活，希望能像书中那样，夫妻之间耳鬓厮磨，相濡以沫。

接下来的生活真的如同戴传蕙所期望的那样，一年后，他们生下长子茅于越，茅以升被保送到美国康乃尔大学深造。

期间茅以升多次写信和妻子传情，戴传蕙在信里不厌其烦地关心丈夫的起居生活，茅以升也耐心地把现状告诉妻子，让她安心。

有句话说：“女人爱一个男人的重要标志是想和他生个孩子。”

1920年茅以升回国后，戴传蕙先后生下四朵金花，一家人其乐融融，享受着天伦之乐。

与此同时，茅以升在事业上也是一路高歌猛进，被聘请为交通大学唐山学校水利工程学教授，茅以升携家带口搬到了唐山去住。

不过由于工作的关系，茅以升工作的地方需要不断变动。

在1924——1949年期间，他工作的地点从唐山为起点，南下镇江、杭州、宁德再向西北折返于长沙、兰州等地，一共29个城市，平均下来一年变动超过一个地方。

可即便是这样，茅以升也割舍不掉妻子和子女，一直把他们带在身边。

只是茅以升是个工作狂，他把精力全都投入到心爱的桥梁设计中。

因此后勤重担诸如和房东交涉退房、为新的住所增添家具、孩子们的转学、吃饭等等，都落到了戴传蕙身上。

长此以往，原本就体弱多病的她，开始变成了药罐子，而茅以升也只能在晚上回家的时候，说几句安慰的话。

但戴传蕙心中甘之如饴，自己再苦再累，只要茅以升爱她就够了。

1930年，茅以升被调回南京，任江苏水利局局长，由于他把南京的水道设施管理得井井有条，连蒋介石都对他赞不绝口。

却不料第二年，秦淮河爆发五十年难遇的大洪水，一时间南京街头涌现成千上万的灾民。

面对庞大的舆论压力，茅以升主动辞职，当时建设局局长认为茅以升才上任不到一年，可以不用背这个锅的。

然而，茅以升已然决定离开，于是局长批准了他的辞呈。

接着，茅以升到天津铁路大学任教，一家子得以享受了三年静谧的时光。

在这段时间内，由于学校的工作比较清闲，茅以升把生活的重心转移到家中，周末时常带戴传蕙和孩子们到公园游玩。

茅以升也学起了摄像，用相机把妻子最美的瞬间拍下来，这对戴传蕙来说是一辈子中最幸福的日子了。

担忧丈夫患上严重的心病

然而幸福的日子总是短暂的。

1934年，茅以升接到老友电话，需要他到杭州主持建造钱塘江大桥事宜。

这个消息让茅以升沉寂多年的工作激情一下子被唤醒，他梦寐以求的就是在中国建造一架现代化桥梁。

看到丈夫这样兴奋，戴传蕙心里也很高兴，只是这次南下的距离太远，事情繁多，戴传蕙来到杭州很长时间了还是水土不服。

杭州当地有句谚语：“要想在钱塘江大桥上造桥，和用双脚一步迈过钱塘江是一样的。”

意思是，在钱塘江建桥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连美国人在看过泥沙厚达40米的钱塘江之后，都摇摇头。

戴传蕙联想到此前丈夫在南京任职时背锅的事情就担忧不已：“要是以升没有把桥建成，或者是建的桥塌了，出了人命该怎么办？”

每天早上送茅以升出门的时候，戴传蕙总是目送他很久，作为钱塘江大桥建设项目的一把手，茅以升的工作是很繁忙的。

即便周末放假在家，也是在设计图纸，有时候半夜工地上出了问题，茅以升也会立马赶过去，戴传蕙担心地一晚上都睡不着觉，这种日子一长，她就得了神经衰弱。

而此时茅以升仍然要经常到桥梁的闸口视察工程的进度，钱塘江波云诡谲，险情频发。

戴传蕙一方面要担心丈夫会出意外，日日在家门外，苦苦等待茅以升回家，另一方面要照顾孩子们的生活起居，身心状态每况愈下。

为了不让丈夫担心，戴传蕙在茅以升面前尽量装作若无其事，可是随着病情愈发严重，茅以升终于发现妻子的精神状态极差。

这是茅以升一生中的至暗时刻，一边是面临重重困难的大桥工程；一边是病重的妻子，像螃蟹的两个大钳子卡住他的脖子。

茅以升的应对方法是，把这两个巨大的“钳子”掰开。

工作固然棘手，可也没有糟糠之妻重要，茅以升百忙之余抽空，带戴传蕙到医院去看病，诊断的结果是妻子得了严重的抑郁症。

医生告诫他：“如果妻子还处于这种惴惴不安的状态中，很有可能会恶化成精神分裂症，到时候就不可逆了。”

茅以升最终委托好友把戴传蕙送到北京香山休养，并让好友带妻子到北京协和医院精神科做“催眠疗法”。

如果不是后来茅以升“出轨”，他完全是一个白璧无瑕的好男人。

到今天钱塘江大桥已经服役超过80年，谁能想到这座桥的背后，茅以升夫妻经历过多少痛楚和辛酸呢？

在戴传蕙的病情缓和后，茅以升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钱塘江大桥的事业上。

钱塘江底的地形十分复杂，在厚达40米的淤泥下还分布有鹅卵石，并且由北向南倾斜。

面对这些问题，茅以升和专家们召开多次会议，最终决定采用美国金门大桥的经验，用“射水法”“沉箱法”“伸臂法”把桥墩牢牢地架构起来。

确定了方法，接下来的事情就好办多了，工人们昼夜不停地工作，用钢筋混凝土把桥身建立起来。

1937年，钱塘江大桥终于竣工，这是中国历史上建立第一座现代化大桥，全长1453米，体势巍然，如巨龙般横亘在钱塘江两岸。

一时间茅以升成为全国家喻户晓的水利工程师。

钱塘江大桥的建成，还收到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戴传蕙的病情基本痊愈。

看来“解铃还须系铃人”，戴传蕙的心病因钱塘江大桥而起，也消弭于大桥的完成。

从实质上来说，戴传蕙情绪的起伏是和茅以升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很快，茅以升把戴传蕙接到杭州，一家人又得以团聚。

然而，好景不长，1937年底，侵华日军兵锋直逼杭州，国军方面为了避免钱塘江大桥成为日军侵略的桥头堡，给杭州政府下了炸桥的命令。

茅以升接到炸桥的命令后，彻夜未眠，想到要亲手布置炸药，毁掉自己奋斗数年的“作品”，实在是于心不忍。

可是为了避免国土进一步沦陷，他也只能忍痛割爱。

他先把妻子和儿女转移到长沙，这样他处理炸桥事宜也不会有后顾之忧。

早在大桥还没建成的时候，茅以升为了以防万一，在第12 个桥墩下留下一个可以用来炸桥的空洞。

令他没想到的是，仅仅过了几个月这个空洞就派上用场了。

不过既然要炸就炸彻底，不能给日本人机会侵略。茅以升叫工人在另外几个桥墩上也放置了炸药。

1937年12月23日，炸桥那天，茅以升矗立在大桥边良久，写下了“不复原桥不丈夫”的诗句。

抗日战争期间，祖国大地战火频仍，也是茅以升一家生活最困顿的时候，一家人只能挤在逼仄的茅草屋里。

本来就心思细腻地戴传蕙，在内外交困之下，情绪又变得躁动不安起来。

长沙会战爆发后，茅以升举家搬迁到贵阳，日子变得越来越艰难。

1941年，茅以升被授予建筑工程奖。

蒋介石心腹陈立夫亲自到他家，想让他加入国民党，希望他能够在战场前线，为国军建造防御工事，结果被茅以升拒绝了。

茅以升心里很清楚，国军腐败才是日军进展快速的根本原因，因此他一直在暗地里和中共地下党保持联系。

煎熬了几年后，1945年，茅以升一家终于在重庆得知日本投降的消息。

“那一天，我和蕙君到重庆街头上，和百姓们一起欢呼雀跃，庆祝这来之不易的胜利。”茅以升在回忆录里这样写道。

1948年，茅以升赶赴上海，原来中共地下党交代他说服国军在撤出上海前不要破坏当地的基础设施，茅以升也不负所托，完美地完成了这一任务。

抗战胜利后，钱塘江大桥修复工作开始立项，茅以升没有忘记自己炸桥时的誓言，自告奋勇接下这一重任。

有了上次建桥的经验，他只用了半年时间就把钱塘江大桥修复完毕，于1948年正式通车。

之后茅以升被安排到中国交通大学任职，一家子终于安定下来，北京也成为了戴传蕙余生最后的落脚点。

日子正在一步步变好，孩子们也都长大了，他们大多旅居国外，成就斐然。

尤其是长子茅于越，长期在瑞士一家电力公司工作，待遇优渥；三女茅于冬在美国已经是小有名气的心理学家。

茅以升在学校的工作比之前更忙，戴传蕙在家里也不闲着，负责接收来自全国各地的访信和接待，然而她却乐此不疲。

其实戴传蕙在和茅以升结婚之前也是希望做一个独立女性的，只不过为了丈夫和家庭她牺牲了自己的理想。

一次，茅以升回家后发现妻子的桌子上多了个牌子，上面写着“秘书办公室”，大为不解。

戴传蕙笑着说：“我在家里处理公务，难道算不得秘书了？”听完后，夫妻俩哈哈大笑，他们已经很久都没有这么畅快地笑了。

不知不觉儿女们长大了，都出门闯荡了，家中只剩下他们老夫老妻，不出意外的话，他们即将携手度过余生。

然而，戴传蕙不知道的是，眼前这个男人没有看起来对她那么忠贞。

猝不及防的婚变

一天下午，茅以升挽着戴传蕙的手漫步在公园里，茅以升突然说起在今天的报纸上，看到一则小三被男方抛弃的故事，问戴传蕙有什么想法。

她这样回答：“这种事情一般来说是男方被家里的妻子逼迫和小三断绝关系，不得已，男方只得弃卒保车，抛弃小三，小三肯定愤懑不平，这才把这丑事公之于众，用舆情报复男方。”

这件事后，戴传蕙觉得越来越不对劲，因为茅以升平常不会跟自己聊这些八卦的。

联想到这段时间，丈夫好像藏着心事，于是她直接问丈夫是不是有事情瞒着自己，结果，丈夫的接下来的一番话差点让她心脏骤停：

“蕙君，对不起，我有件事情一直瞒着你，我早在十几年前就有了外室，没敢告诉你是怕你生气，你身体一直都不好……”

原来早在1946年，那时茅以升刚刚到苏州工作，戴传蕙在南京老家照顾孩子，茅以升的一位朋友给他介绍了权桂云。

权桂云出生在苏州一个普通人家，父亲曾经在警察局任职过，后来生了一场大病不幸去世，权桂云的家境从此一落千丈，只得和母亲相依为命。

遇到茅以升是她人生中一个最大的转折，她虽然文化不高，但胜在年轻漂亮，而且温柔体贴，茅以升一下子被迷住了。

尽管他和戴传蕙伉俪情深，还是忍不住身体“走私”。在和权桂云同居两年后，两人有了一个女儿，取名叫茅玉麟。

眼看藏不住了，茅以升这才和权桂云坦诚说，自己已有妻室，并且向权桂云保证，承担今后她们娘俩的一切费用。

其实权桂云心里清楚地很，像茅以升这样有身份有地位的名人，已经年过五旬，是不可能没有妻室的。

只是她也被茅以升的人格魅力迷住了，只能将错就错下去，尽管茅以升比她大了30岁。

在之后的十几年里，茅以升每个月都不忘给权桂云母女寄去生活费。

然而，这个秘密在茅以升的心里如滚雪球般越滚越大，他内心也十分煎熬，想找个时机和戴传蕙说，所以他先编造了一个新闻试探一下妻子的口风。

听到回答后，觉得妻子应该可以理解他，心里琢磨着过几天就和她坦白，没想到妻子却率先发问。

身体本就不好的戴传蕙得知丈夫出轨多年后生了一场大病，她没想到曾经送给他《浮生六记》的丈夫，也能一边对自己情真意切，一边和别人生儿育女。

茅以升十分愧疚，一直在病房里亲自照顾戴传蕙。

出院后，戴传蕙的心情开始平复，因为在茅以升细心照顾期间，她突然发现丈夫头发都花白了。

“都在一起生活大半辈子了，算了吧，他也不容易。”

戴传蕙和茅以升的关系似乎又回到了从前。戴传蕙不仅不反对茅以升每个月给外室寄钱，还嘱咐他多送一些衣物。

但二人的子女们获知父亲“出轨”后，却无法释怀，都认为茅以升背叛了作为他糟糠之妻的母亲，因此他们回家探亲时，都特意避开父亲，只向母亲问好。

尤其是茅于越，他反应最激烈，连家都不愿意回，只愿意每年写信给母亲。

其实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戴传蕙回顾自己的大半辈子，最在意的就是和茅以升的感情——小说般的开头，结局却和小说南辕北辙。

她内心还是止不住地黯然神伤，精神状态越来越差，茅以升自然清楚妻子的想法，他把外面一切工作都停了，在家守着妻子。

戴传蕙70岁那年，茅以升叫来亲朋好友，为她办了隆重的寿宴，只是他不知道留给他弥补的时间不多了。

拼命赎罪的晚年

1967年，1月12日晚上，戴传蕙听到邻居家嘈杂的声音，十分担心。

茅以升出门看了一下，发现只是邻居家夫妻吵架而已，他竭力把戴传蕙哄睡后，自己也睡去。

第二天醒来，茅以升和平时一样到厨房做菜，到上午十点时候，发现妻子还没有醒。

他走近一看，妻子是昏死过去了！他立马叫来救护车，结果还没赶到医院戴传蕙便已殒命，享年73岁。

子女们纷纷赶回家中奔丧，他们把母亲的死都归咎于父亲对婚姻的背叛，茅以升对此没有任何辩解。

1972年，孙女出生，茅以升给她取了名字叫“为蕙”，这个“蕙”字就是为了纪念发妻戴传蕙。

之后茅以升也把权桂云母女接到家里来，照顾他的饮食起居。

权桂云心里清楚戴传蕙的子女都不认可她，于是她在茅家总是唯唯诺诺，如果孩子们回来探亲，她也很识趣地走开。

在这种压力之下，权桂云也于1975年离世，年仅50岁。

这下茅以升更加愧疚，他觉得他把深爱自己的两个女人害死了。

自此茅以升的身边只剩下幼女茅玉麟作伴，小女儿的活泼开朗是茅老生命中最后的温存。

1980年，茅以升自觉时日无多，决定把戴传蕙的信件和日记整理起来，写成《蕙君年谱》，供后人凭吊。

当对戴传蕙的思念袭来的时候，茅以升就用忙碌的工作来掩盖。

1987年，茅以升得了阿尔兹海默症，意识模糊，根据茅玉麟回忆，茅以升念叨最多的就是“蕙君 ”。

“看得出来，父亲希望自己早点和蕙君妈妈团聚。”

1989年，茅以升住进了北京协和医院，弥留之际，茅玉麟挨个给哥哥姐姐们打电话，结果没人愿意回来。

茅以升最割舍不下的是茅于越，一直希望能跟他和解，无奈之下，茅玉麟只得模仿长兄笔迹，谎称是茅于越的信。

临终前茅以升嘴角露出微笑，念着纳兰性德的悼念亡妻的词：“一生一代一双人，争叫两处销魂。”之后撒手人寰。

如果不是因为茅以升对爱情渐不克终，又怎会落入临终前至亲都不愿看望、这般凄凉的境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