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唐曾平定巴蜀，离统一天下仅一步之遥，为何很快又丢掉了巴蜀？

历来，中原王朝要一统天下，往往从巴蜀入手。

一旦夺得巴蜀之地，造大船，顺流而下，接下来往往是势如破竹，一统天下了。

而五代十国时，后唐就曾经漂亮地平定巴蜀之地。

以常理，接下来，后唐一统天下，大约已经毫无悬念，只剩下时间的问题了。

然而，转瞬间，巴蜀之地又再次脱离了后唐的统治，再次割据一方，与中原隔绝近四十年！

如此，天下一统，乱世终结，也就此推迟了四十年！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看似完美的开局：郭崇韬70日灭前蜀，然后布局两川，制衡有序、极易掌控

同光三年（925），后唐庄宗李存勖以魏王李继岌为都统、郭崇韬为都招讨使，挥师六万西征前蜀。唐军势如破竹，自出师至克成都，仅用七十日，便擒王衍、定巴蜀，将天府之国重归中原版图。

自古以来，中原王朝平定巴蜀，似乎都没有比后唐这一次效率更高，更让人震撼了！

因此，彼时天下震动，人人以为后唐将承盛唐余烈，混一海内、再造一统。

而当时后唐对巴蜀的统治设计，看起来也不可谓不周密，看起来是完全具备长期稳固掌控的条件。

主导这一布局的，正是伐蜀主帅、枢密使郭崇韬。

郭崇韬深知，巴蜀山川险固、易割据难统治，必须以分镇制衡、亲信镇守、弱藩固本为原则。

伐蜀尚未出师，郭崇韬就开始考虑巴蜀地区的治理问题了。

郭崇韬以孟知祥有荐引旧恩，将行，言于上曰：“知祥信厚有谋，若得西川而求帅，无逾此人者。”——《资治通鉴》卷二七三载

崇韬素与董璋善，蜀平，崇韬表为东川节度使。——《通鉴纪事本末·孟知祥据蜀》

郭崇韬布局的逻辑是十分清晰的。

1. “分而治之”。

以孟知祥镇西川（治成都）、董璋镇东川（治梓州），将巴蜀一分为二。

这一手可谓精妙。

一来，分而治之，可以避免一家独大，避免出现足以抗衡中央的单一势力。

二来，自古巴蜀割据，所仰仗的主要是“重关之险”的地形优势。如今，一分为二，谁也无法控制全部险要，从而使谁也不能获得割据的地理条件。

2. 选外人坐镇，使其忠于中央。

孟知祥是河北邢台人，早年随父居住于太原，投靠河东李克用；董璋籍贯不详，但早年是后梁之臣，后来归顺后唐。

他们都不是巴蜀地方豪强，在当地没有根基，只有依靠朝廷的力量加强对地方的治理。

同时，孟知祥做过河东节度使、太原尹；董璋做过邠州节度使；二人都深得后唐统治集团信任。尤其是孟知祥，他是李克用侄女婿，其做过的河东节度使、太原尹，都是直接坐镇后唐的根据地，可谓是后唐统治集团最信任的人物之一了。

让这样的人坐镇巴蜀，自然相对是比较放心的。

3. 兵力有限。

朝廷对二人的兵力也有一定的限制。

孟知祥的兵力是骑兵3000人，步兵2.4万人；董璋不明，但也应该差不多。

这样的兵力规模，显然是不具备抗衡中央，割据地方的条件的！

因此，看起来，后唐对巩固在巴蜀的统治，确实下了一番功夫：中枢有制、地方有衡、人心思定、藩镇无反心，是后唐统治最稳固、最易掌控的阶段。只要中央不乱、人事不变，巴蜀绝无脱离中原之理。

然而···很快，这个体系就开始崩塌了。

第一重崩盘：郭崇韬蒙冤被杀，两川支柱崩塌、人心自危

完美的平衡，在平蜀之后瞬间破碎，导火索便是郭崇韬之死。

同光四年（926）正月，郭崇韬在成都被李继岌诛杀，随后庄宗下诏公布其罪，族灭其家。《资治通鉴》卷二七四载：

诏暴郭崇韬之罪，并杀其子廷说、廷让、廷议，于是朝野骇惋，群议纷然。

郭崇韬之死，对巴蜀局势是毁灭性打击，原因有二：

其一，孟知祥、董璋皆郭崇韬一党，自然处于嫌隙之地。

孟知祥受郭崇韬举荐，董璋为郭崇韬亲厚，二人皆以郭崇韬为朝中靠山。郭崇韬一死，他们失去中枢庇护，瞬间从“朝廷亲信”变成“猜忌对象”，保命成为第一要务。

其二，中央自毁信用，藩镇离心。

郭崇韬是平蜀首功之臣，无罪被诛、族灭满门，让天下藩镇看清：后唐朝廷刻薄寡恩、功高不赏、动辄屠戮。孟知祥入蜀之初本无反心，甚至拒绝庄宗“杀崇韬”的密令，并直言：“崇韬，国之功臣，不宜诛。”

可郭崇韬的惨死，让他彻底明白：忠于朝廷，必死无疑；手握兵权，方能自保。

郭崇韬一死，巴蜀的人事平衡碎了、政治信任碎了、中枢权威碎了。孟知祥、董璋的心态，从“奉法守节”转向“拥兵自保”，割据的种子就此埋下。

第二重崩盘：庄宗遇弑、中原大乱，两川趁机坐大、脱离管控

郭崇韬被杀仅数月，后唐再遭致命打击：同光四年四月，李存勖死于邺都兵变，郭从谦弑君，洛阳大乱。

庄宗之死，对巴蜀是天赐的割据窗口期。

庄宗之崩，中外惊扰，蜀中人情不安。——《资治通鉴》卷二七五载

此时中原“音讯隔绝、号令不行”，孟知祥、董璋再无顾忌，开始明目张胆扩充实力：

1. 扩军。

孟知祥立刻开始扩军：增置左右牙兵16营，共1.6万人；置义宁等20营，共1.6万人；置左右冲山等6营，共6000人；置左右牢城4营，共4000人；置左右飞虎兵6营，共6000人。

如此，仅仅是926年七月至九月，短短两个月内，孟知祥的兵力就由原先的2.7万扩建到7.5万！

与此同时，董璋亦在东川修缮城池、整顿甲兵。

2.财务独立。

截留财赋，断绝上缴：巴蜀赋税、粮秣不再输送洛阳，全部留作自用，实现财政独立。

3. 清除异己，掌控州县：驱逐朝廷派来的监军、官吏，安插亲信，州县政令尽出己手。

这个阶段，孟知祥杀掉了朝廷派来的监军李严；董璋则直接恐吓朝廷派来的李仁炬：孟知祥能杀李严，我还不能杀你吗？

割据之意，已经是公开化了！

短短一年间，两川从“中央藩镇”变成“独立王国”。

不是孟知祥、董璋要反，是中央自毁、中原大乱，给了他们彻底坐大的机会。

此时后唐新君李嗣源初立，忙于平定中原叛乱、安抚藩镇，根本无暇西顾，只能默认两川扩军自立的既成事实。

第三重崩盘：明宗李嗣源政策失当，使东西二川走向联合

天成元年（926），李嗣源即位为后唐明宗，史称“五代小康”。但在治理巴蜀问题上，他的表现确实很烂。

李嗣源最初的思路是：通过制度性调整，化解巴蜀割据于无形。

其具体做法有四个。

1、表面安抚孟知祥等人。

明宗待之（孟知祥）颇宽，然数问其动静。——《新五代史·后蜀世家》

企图通过表面的信任来放松孟知祥等人的警觉。

2、凡两川军将更换，朝廷必委派亲信将领，带上精兵，以此“安插”进东、西二川藩镇内部去；

3、削减东、西川节度使的属郡，增置新的藩镇；

4、周边藩镇备战：那些新分出去的藩镇，筑城、练兵，对东、西二川形成三面包围之势。

显然，李嗣源的方略，是通过制度性调整，逐步削弱、限制西川节度使与东川节度使的割据态势。

然而，如此做法，实在是弊大于利。

1、对西川、东川的实力削弱十分有限。

一直以来，巴蜀地区的重心，就是以成都为重心的部分以及以重庆为重心的部分。

其余地区，在农业时代，经济条件多不佳。

因此，李嗣源削减两川节度使的属郡，并没有削弱两个节度使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

2、所谓战略包围，形势大于实际意义。

表面上看，李嗣源从东川和西川分出了一些新的藩镇，并且对他们形成了战略包围。

然而，这些藩镇的经济条件、兵力，皆无法与东川、西川相提并论，而且彼此之间多不相连，他们对东、西二川藩镇的实际威胁实在有限！

3、促使东川节度使与西川节度使的暂时和解，共同对抗朝廷。

原本，朝廷分置东、西二川节度使，是希望两者相互制衡。

而事实上，当时，孟知祥与董璋之间的矛盾确实已经很深了。

但是，制度性调整，朝廷同时拿东川与西川开刀，自然使两者同病相怜，暂时和解，以共同对抗朝廷！

孟知祥、董璋由是始惧，阴为之备。——《资治通鉴》卷二七六卷。

璋素与知祥有隙，至是结为婚姻，谋并力以拒朝廷。——《通鉴纪事本末》

如此，李嗣源的制度性调整，不但没有达到削弱东川、西川节度使的目的，反而使二者暂时联合起来，共同对抗中央！

第四重崩盘：石敬瑭挂帅西征，全程消极拖延、葬送统一战机

长兴元年（930）九月，李嗣源下诏削夺董璋官爵，以天雄军节度使石敬瑭为东川行营都招讨使，率大军伐蜀，夏鲁奇为副帅，王思同为前锋。

这是后唐最后一次收复巴蜀的机会。此时巴蜀境内仍有大量忠于后唐的势力，唐军兵力精锐、占据正统，本可速战速决、平定叛乱。

但石敬瑭从一开始便不欲西征、消极避战、刻意拖延，将一手好牌彻底打烂。

（一）出师即拖：洛阳至秦州，拖延两月，战机尽失

按五代正常行军速度：

• 洛阳→凤翔→秦州（伐蜀大本营），精锐行军仅需15—20天；

• 石敬瑭率军出发，一路迁延不进，整整耗时50—60天，远超正常时限一倍以上。

石敬瑭本不欲西征。——《资治通鉴》卷二七七

他以“粮运未集、士卒休整”为借口，故意放慢速度，给孟知祥、董璋留下充足的备战时间。

（二）拖延恶果：两川扫平忠于后唐势力，唐军彻底孤立

就在石敬瑭拖延行军的两个月里，孟知祥、董璋集中兵力，逐一攻灭巴蜀境内所有忠于后唐的节度使、刺史与州县，彻底清除后方隐患。

被消灭的朝廷势力，史料可考者有：

1. 阆州节度使李仁矩：董璋破城，族灭其家；

2. 遂州节度使夏鲁奇：孟知祥遣李仁罕围攻，坚守三月，援绝城破；

3. 绵州刺史武虔裕：被董璋擒获、软禁；

4. 沿江诸州：渝、泸、忠、万、夔五州陷落，后唐长江上游据点尽失；

5. 川北诸州：征、合、巴、蓬、果五州被占，川北通道彻底断绝。

璋攻阆州，拔之，杀李仁矩，灭其族。知祥遣李仁罕、张业、赵廷隐将兵三万人会璋攻遂州。——《资治通鉴》卷二七七载

石敬瑭尚未入散关，后唐在巴蜀的内应、粮源、战略支点已被全部清除。唐军未战，已陷绝境。

（三）剑门奇胜，再度拖延：顿兵不进，坐失天险

长兴元年十一月，唐军前锋王思同、王弘贽迂回奇袭，一举攻克剑门天险，杀东川兵三千人。《资治通鉴》卷二七七载：

壬申，克之，杀东川兵三千人，获都指挥使齐彦温，据而守之。

剑门是巴蜀门户，天险已破，成都、梓州暴露在兵锋之下，孟知祥大惊失色，两川军心震恐。此时只要石敬瑭率主力迅速跟进，直扑剑州、绵州，必能一鼓作气、平定两川。

但石敬瑭再次顿兵不进，错失决定性战机。孟知祥急遣赵廷隐率精兵赶赴剑州，以逸待劳、设伏夹击。

薄暮，敬瑭引去，廷隐引兵蹑之，与伏兵合击，唐兵大败。——《资治通鉴》卷二七七载

一场必胜之战，因石敬瑭的拖延，变成惨败。速决战彻底沦为持久战，唐军陷入蜀道天险、粮运艰难的死局。

（四）安重诲离朝，石敬瑭立刻劝退，大军班师

伐蜀战事胶着、粮运艰难，李嗣源欲亲征，安重诲自请督战。

安重诲即日西行，日驰数百里，强征粮运，导致“人畜毙踣于山谷者不可胜纪”，关中民力耗尽、天下骚动。

而石敬瑭因安重诲在朝主剿，不敢言退；待安重诲离京、李嗣源渐疏权臣，他立刻累表上奏，直言“蜀不可伐”。

长兴二年（931）正月，安重诲被诏还；二月，石敬瑭以“遂、阆既陷，粮运不继”为由，烧营北归。

后唐最后一次伐蜀，就此彻底失败。

第五重崩盘：兵挫于剑门，犹可复振；义弃于庙堂，则再无可归。

石敬瑭兵败，确实是一次失败。

然而，如果朝廷坚定统一之志，纵然失败，还可以再来！

何况：此时的巴蜀，依然有东川和西川两个节度使，二者虽然暂时结盟，但毕竟不是统一的整体，朝廷要解决之，难度比历代平蜀都要小！

然而，李嗣源接下来的操作可谓是亲手破坏了这一切可能！

为推卸战败责任、安抚两川，李嗣源做出了最致命、最愚蠢的决策：公开甩锅安重诲，宣布孟知祥、董璋为“忠臣”，彻底自废朝廷合法性。

长兴二年（931）四月，李嗣源下诏：以安重诲专命，擅兴兵甲，使孟知祥、董璋忧疑。孟知祥、董璋本系勋旧忠臣，皆朕藩邸旧人，因重诲离间，遂至疑阻。

不久，安重诲被杀，罪名便是“致孟知祥、董璋连衡阻命”。

这一操作，堪称政治自杀：

1. 自弃统御大义：朝廷亲口承认，两川无过、反叛有理，割据不是背叛，是朝廷逼反；

2. 剥夺未来讨伐权：日后再想伐蜀，便是“讨伐忠臣”，道义尽失；

3. 助长割据气焰：孟知祥看清朝廷虚弱怯懦，再无顾忌，加速称帝自立。

兵挫于剑门，犹可复振；义弃于庙堂，则再无可归。

李嗣源一诏“忠臣”，使后唐再也收不回巴蜀。

终局：两川合一、后蜀立国，统一大势彻底葬送

石敬瑭退兵、安重诲被杀、朝廷认怂，孟知祥再无后顾之忧。长兴三年（932），孟知祥出兵攻灭董璋，兼并东川，统一两川，实力达到顶峰。

应顺元年（934），孟知祥在成都称帝，国号蜀，史称后蜀。巴蜀彻底脱离中原，割据近四十年，直至北宋乾德三年（965）才被赵匡胤收复。

后唐从七十天平蜀，到七年丢蜀，全程不过两千余日，后唐一统天下的梦想就此灰飞烟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