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文】当张雪峰倒下：我们究竟在为谁“拿命换钱”？

【长文】当张雪峰倒下：我们究竟在为谁“拿命换钱”？

半壶苦茶

在手机上刷到张雪峰去世的消息时，心里咯噔一下。

关注他的朋友可能都知道，他是苏州峰学蔚来公司的核心，手下员工人数超过了200人。

这200多个员工的背后，是200多个普通的家庭，他必须要为这些家庭负责。

这不是一句简单的客套话，而是一种极其沉重的心理负担。

这种负担，让他不敢停下脚步，更不敢休息。

除了这200多个员工，还有全网几千万的普通家庭在等待他提供教育信息。

如今虽然普通人获取信息的渠道更多，但也正是因为渠道多了，各类参差不全质量不一甚至真假不明的信息疯狂涌入，大多数普通家庭的父母根本无法从中获取有价值的信息，叠加望子成龙的强烈意愿，于是就天然对他有着极其强烈的依赖。

这种依赖，如果放到张雪峰身上，又无形中成了另一种责任。

于是，为了维持超越常人的工作强度，他在拼命地对抗自己身体的自然衰退。

跑步锻炼，就成了这种对抗的具象体现。

据说他3月22日发布的朋友圈内容显示，他当天跑了7公里，3月份累计跑步里程达到了72公里。

而在3月24日中午，他也是在公司跑步后出现的突发状况。

很这种高强度的运动，在长期严重缺乏睡眠、精神高度紧张的状态下，导致心血管系统的彻底崩溃的概率激增？

41岁，正在当打之年，以这样的方式离场，除了痛心与遗憾，还提醒了我们所有人，不要过度透支自己的身体，该吃吃该喝喝，睡觉不要嫌太多，锻炼很重要，但适当更重要。

壹

很多人以为，透支身体是基于是现代才产生的，其实在古代，也有很多著名的人物因为过度透支自己身体而英年早逝。

比如我们从小就熟悉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句话，它背后就是诸葛亮拿命硬扛连轴转的透支，是明明有机会歇一歇，却始终不敢停下脚步的身不由己。

彼时的蜀汉已不复当年，是一个濒临破产的烂摊子。

建安二十四年，关羽失荆州，蜀汉丢了半壁江山；

章武二年，刘备夷陵之战大败，积攒了一辈子的精锐部队几乎全军覆没，跟着他打天下的文臣武将死的死降的降，之前横跨荆益二州的战略布局彻底崩盘。

更要命的是，刘备一死，南中四郡立刻集体叛乱，北边曹魏虎视眈眈，随时准备挥师南下，东边孙权和蜀汉撕破脸，盟约形同废纸。

外部风雨飘摇，内部也不安宁，益州本土集团和荆州集团的矛盾本来就根深蒂固，刘备一死，人心惶惶，朝野上下到处都是“蜀汉要完”的流言。

就是在这样风雨飘摇的局面里，刘备在白帝城托孤，把整个蜀汉的生死存亡，焊在了诸葛亮身上。

那句“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看着是极致的信任，实则是给他套上了一副终身都卸不下的枷锁。

从此之后，他就把自己活成了蜀汉的永动机，大到北伐中原的战略部署，小到军营里的奖惩落实，都得他亲自把关，说白了就是把CEO加总军师加后勤总管的活，他一个人全扛了下来。

诸葛亮到底拼到了什么地步？

裴松之给《三国志》作注时，引用了《魏氏春秋》里的一段记载，这是司马懿从蜀汉使者嘴里套出来的话：“诸葛公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亲览焉；所啖食不至数升。”

翻译过来就是，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干的比牛还多，吃的比猫还少，这么熬下去，身体已经透支到了极点。

当时他手下有个叫杨颙的主簿实在看不下去了，哭着劝他，治理国家都有明确的分工，上上下下各尽其责，就像治家一样，种地的、做饭的、看门的、养鸡的，各管各的事，家才能井井有条，你现在把所有的活都揽在自己身上，事必躬亲，迟早要被拖垮的。

然而诸葛亮听不进去，他身上的担子太重了，不是他想卷，是他真的不敢歇，怕自己一松手，哪里出了差错，先帝托付的江山就没了，怕自己少扛一点，蜀汉就多一分亡国的风险。

他总觉得自己再撑一撑，就能看到兴复汉室的那一天，可他，终究还是没能撑到。

建兴十二年的秋风里，54岁的诸葛亮油尽灯枯，累死在了五丈原的军营里，毕生追求的兴复汉室，终究成了“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千古遗憾。

他走后，蒋琬、费祎、姜维拼尽全力撑了三十年，可蜀汉最终还是没能逃过亡国的命运。

贰

如果说事必躬亲的过度劳累，是明刀明枪地耗损身体，那藏在心里的过度焦虑和内耗，就是悄无声息的慢性毒药，不知不觉间，就把一个人的精气神全熬干了。

比如写出千古名篇《过秦论》的贾谊！

西汉初年，刚经历了秦末农民起义和楚汉争霸，天下打了十几年，人口锐减经济凋敝，在这个背景下，同姓的诸侯王的势力却越来越大，他们占据天下大半的土地，手中有兵，府里有钱，就像个定时炸弹一样指不定什么时候爆炸。

同时，北边的匈奴天天南下劫掠，白登之围的阴影还没散去，朝廷只能靠和亲维持表面安定，整个天下百废待兴，到处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因此，登基不久的汉文帝刘恒想解决这些问题，所以满天下求贤才，就是在这样的风口上，贾谊出现了。

贾谊的人生开局即王炸，18岁名满河南，20岁就被皇帝召为博士，成了整个朝堂里最年轻的官员。

每次汉文帝召集大臣议事，那些白发苍苍、跟着刘邦打天下的老臣，都张口结舌说不出话，只有他对答如流，把所有人心里想说又说不出来的话，全说得明明白白有条有理。

汉文帝越看越喜欢，给他连升几级，直接提拔到了太中大夫，眼看就要进入公卿班子，成为核心决策层的一员。

别人终其一生，哦不，终其几辈子，祖坟都炸了也都爬不到的位置，他20出头就唾手可得，妥妥的王炸开局。

然而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他给汉文帝提了很多极具远见的建议，比如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兴礼乐，又比如削弱诸侯王势力重农抑商抵御匈奴等等。

这些建议后来都成了汉武盛世的核心国策，可在当时，却触动了开国功臣集团的利益。

周勃、灌婴这些跟着刘邦打天下的老臣，有实力有威望，是汉文帝登基的根基，他们看不惯贾谊这个年轻小伙子天天在皇帝面前指手画脚，于是天天在汉文帝面前嚼舌根，说他“雒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

汉文帝刚登基，根基不稳，顶不住老臣们的压力，最后只能权宜疏远贾谊，把他贬出长安，去当长沙王太傅。

就这一次贬谪，直接给这位天才少年整破防了，从此开启了他无休无止的焦虑和内耗生涯。

他还没到长沙，就听说长沙地势低洼、气候潮湿，先给自己判了死刑，觉得自己肯定活不长了，满脑子都是前途无望、人生惨淡，路过湘江，他写了《吊屈原赋》，把自己和投江的屈原绑定，字字句句全是化不开的委屈和绝望。

他在长沙待了三年，这三年里，他几乎天天都活在焦虑里。

比如有一天，一只猫头鹰飞到了他的屋子里，楚人把猫头鹰叫“服鸟”，觉得是不祥之鸟，他就更觉得自己命不久矣，专门写了一篇《服鸟赋》，里面翻来覆去都是“命不可说兮，孰知其极”“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看似是自我安慰，实则满纸都是对命运的无力，对未来的恐惧。

长期的焦虑和内耗，让他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身体一天比一天差，才二十几岁的年纪，就已经像个病秧子一样。

后来汉文帝又把他召回长安，和他聊了大半夜，聊完之后忍不住感叹：“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

随后就让他当了梁怀王太傅。

梁怀王刘揖是汉文帝最小的儿子，最受宠爱，喜欢读书。

汉文帝把自己最疼的儿子交给他教，看似没啥实际权力，可这是实打实的重用，相当于给未来的储君候选人当老师，前途不可限量。

然而几年后，梁怀王骑马摔死了，贾谊觉得是自己这个老师没照顾好学生，陷入了自我PUA里，天天哭，从早哭到晚，哭了一年多，硬生生把自己哭垮了，死的时候才33岁。

何其遗憾！

叁

正所谓“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这句话大家都懂，但它真不是一句空话，纵使你有再大的抱负，再强的能力，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一切都是零。

甚至你拼了命想要得到的一切，最后可能全成了别人的嫁衣。

比如北周的宇文邕。

众所周知，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动荡不安的乱世。

从东汉末年分三国，到西晋短暂统一，然后八王之乱五胡乱华，东晋十六国，再到南北朝对峙，前前后后打了快三百年，天下四分五裂，老百姓流离失所，苦不堪言，所有人都盼着太平日子。

当时的北方，北魏分裂成了东魏和西魏，后来东魏变成了北齐，占据了富庶的华北平原，国力强盛；西魏变成了北周，偏居关中，国力远不如北齐；南边是南朝的陈朝，占据江南富庶之地，虽然国力弱，但也有长江天险作为屏障。

宇文邕是北周的第三位皇帝，他17岁登基时，朝政被他的堂兄宇文护把持着。

宇文护是北周的权臣，心狠手辣，北周的前两任皇帝，都被他杀了。

所以宇文邕登基之后，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傀儡，稍有不慎，就会落得和两个哥哥一样的下场。

可他特别能忍，忍了整整12年。

这12年里，他表面上对宇文护言听计从，毕恭毕敬，把所有的权力都交给了对方，暗地里却一点点培养自己的势力，等待时机。

终于，建德元年，他找机会亲手干掉了宇文护，把皇权牢牢抓在了自己手里。

这一年，他29岁。

亲政后的宇文邕，就像上了弦的发条，再也没有停下来过，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办公，到深夜才休息，而且极度节俭，穿布衣服，盖布被子，没有任何金银珠宝的装饰，把之前华丽的宫殿全拆了，改成几尺高的土台阶，后宫的嫔妃，只有十几个人，比当时很多大臣的家眷都要少。

为了富国强兵，他力排众议，推行灭佛政策，这就是著名的北周武帝灭佛运动。

当时佛教兴盛，寺庙占据了大量的土地，和尚不用交税，不用服兵役，北周的财政收入和兵源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于是，宇文邕顶着全天下的骂名，“毁破前代关山西东数百年来官私所造一切佛塔，扫地悉尽。融刮圣容，焚烧经典。八州寺庙，出四十千，尽赐王公，充为第宅。三方释子，减三百万，皆复军民，还归编户。”

这一举措，让北周国力一下子就上来了，凭空多了几百万的兵源和纳税人口，国库也迅速充盈。

国力强盛之后，他就开始了统一北方的征程。

建德四年，他第一次亲率大军东征北齐，路上突发疾病，只能班师回朝；第二年，他再次亲征，这次，他亲自带着军队冲锋陷阵，风餐露宿，和士兵们同甘共苦。

终于在建德六年，他成功灭掉了北齐，统一了北方，这一年，他才34岁。

这个时候的宇文邕，威望达到顶峰，整个北方都统一了，南边的陈朝国力弱小，根本不是他的对手，北边的突厥虽然经常骚扰，但也挡不住他的大军。

眼看他就要挥师南下，结束魏晋南北朝三百年的乱世。

可命运，终究没有给他这个机会。

宣政元年五月，他亲自率领大军北伐，准备先解决北边的突厥隐患，然后挥师南下，一举统一天下。

然而，大军刚出发，他就突然病倒了，只能下令停止进军，六月，他病重回到长安，当天晚上就死在了回宫的车里，死的时候，才36岁。

他死了之后，他的儿子宇文赟继位。

宇文赟大家应该都熟吧，这就是个荒淫无道的昏君，继位不到一年，就把皇位传给了自己6岁的儿子，自己当起了太上皇，天天吃喝玩乐，22岁就死了。

然后，他的岳父杨坚就趁机夺了权，建立了隋朝。

开皇九年，杨坚派大军南下，灭掉了陈朝，统一了全国，结束了三百年的乱世。

所以，回过头看，宇文邕忍辱负重，励精图治，勤政到了极致，拼了十几年，终于统一了北方，眼看就要统一天下，结果呢？身体垮了，36岁撒手人寰，自己拼了一辈子打下来的江山，最后全成了杨坚的嫁衣。

肆

我们总说“等我忙完这一阵就休息”“等我实现了目标就好好照顾自己”；

可忙是永远忙不完的，目标是永远实现不完的；

然而你的身体，是有上限的，你的生命，是只有一次的；

连命都没了，拼了一辈子换来的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呢？

有人拿命硬扛过度劳累的苦，有人困在焦虑里走不出来，而千年前一对同命相连的好友，用截然不同的人生选择，给了我们最直白的答案，能拖垮你的，从来不是逆境，而是你不肯放过自己的焦虑与内耗。

安史之乱之后，大唐的盛世被终结，藩镇割据，节度使手里有兵有钱，不听朝廷号令，动不动就叛乱；

同时，朝堂内宦官专权，连皇帝的废立都掌握在宦官手里，牛李党争持续了几十年，官员们互相倾轧，整个大唐风雨飘摇，内忧外患。

唐顺宗李诵当太子的时候，看着这些问题心里特别着急，想通过改革重振大唐。

当时他身边有两个心腹叫王叔文和王伾，还有一群有理想有抱负的年轻官员，其中有柳宗元和刘禹锡。

李诵登基后，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削藩镇、夺宦官兵权、整顿吏治，想以此减轻百姓负担，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永贞革新。

柳宗元和刘禹锡就是这场革新的核心成员。

这两兄弟简直就是复制粘贴的人生开局，都是才华横溢年少成名，同一年考中进士，同一年当上监察御史，30出头同进入了朝廷核心圈层。

当时的他们意气风发，觉得自己可以改变这个世界，可以重振大唐荣光，然而万万没想到，永贞革新只持续了146天就彻底失败了。

因为李诵身体不好，刚登基就中风不能说话了，只能靠宦官传递消息，永贞革新触动了藩镇宦官和旧臣的核心利益，于是他们联合起来，逼李诵退位，传位给太子李纯，也就是唐宪宗。

李诵当了太上皇，没几个月就离奇去世了。

紧接着，改革派就被疯狂清算，王叔文被赐死，王伾被贬死，柳宗元刘禹锡等八个人，全都被贬为偏远州郡的司马，不能随意离开贬所，相当于被软禁了，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二王八司马事件”。

这一年的柳宗元和刘禹锡，都才33岁，人生一下子从巅峰跌到了谷底，从前途无量的朝臣变成了被流放的罪臣。

这一贬，就是整整十年。

相同的处境，俩人的心态却天差地别，最终他们的人生走向，也因此差了十万八千里。

柳宗元被贬到永州之后，就陷进了负面情绪里。

永州在当时是蛮荒之地，到处都是瘴气，生活条件极差，他只能住在龙兴寺的一间破屋子里，没过多久，和他一起来到贬所的母亲，因为水土不服和缺医少药，病死在了永州。

这对他的打击，是毁灭性的。

从此之后，他天天对着荒山冷水，心里全是委屈、愤懑和绝望，理想没了，前途没了，就连给母亲养老送终都做不到了。

于是，他把所有的情绪，都写进了文章里，我们上学时背过的《永州八记》《捕蛇者说》，都是他在永州写的，看着文采飞扬，可字里行间，全是化不开的郁气，全是对自己命运的哀叹，全是对未来的绝望。

他在永州待了十年，这十年里，他几乎天天都在焦虑，都在内耗，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好，本来就因为水土不服身体不好，再加上长期的情绪内耗，他的身体彻底垮了。

元和十年，朝廷终于把他们召回了长安，本来以为苦尽甘来了，结果刘禹锡因为写了首诗得罪了当时的权贵。

因此不到一个月，他们又被贬了出去，这次贬得更远，柳宗元被贬到柳州，刘禹锡被贬到播州，也就是今天的贵州遵义。

听到这个消息，柳宗元第一反应不是自己的委屈，而是刘禹锡的母亲已经80多岁了，根本经不起去播州的长途跋涉，他哭着给皇帝上书，说自己愿意和刘禹锡换贬所，自己去播州，让刘禹锡去柳州，哪怕自己因此再获罪，也死而无憾。

后来，有大臣帮刘禹锡说话，皇帝才把刘禹锡改贬到连州。

俩人在衡阳分别，柳宗元写了一首诗给刘禹锡：“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外行。伏波故道风烟在，翁仲遗墟草树平。直以慵疏招物议，休将文字占时名。今朝不用临河别，垂泪千行便濯缨。”

满纸的绝望，都是憔悴，都是对未来的恐惧。

到了柳州之后，柳宗元虽然也尽心尽力为当地百姓做事，释放奴婢，打井修渠，办学堂，推广医术，可他的心态，始终没有走出来，还是天天焦虑，天天内耗，觉得自己这辈子再也回不了长安了，再也实现不了自己的理想了。

元和十四年，李纯定了淮西叛乱，大赦天下，宰相裴度帮柳宗元说话，皇帝终于下旨，召柳宗元回长安，可圣旨还没到柳州，柳宗元就已经病死在了柳州的官舍里，终年47岁。

他死的时候，孩子都还年幼，是刘禹锡帮他抚养孩子，帮他整理遗稿，把他的文章流传了下来，他连苦尽甘来的那一天，都没能等到。

而和他一同被贬的刘禹锡，却活成了大唐历史上最著名的反emo第一人，逆境里的乐天派天花板。

同样被贬朗州十年，同样是被贬到蛮荒之地，他没有天天emo，没有内耗，反而入乡随俗，写文作诗，跟着当地居民学民歌写民歌，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一点都没有被逆境打垮。

在朗州，别人被贬都悲秋伤怀，哭哭啼啼，他反其道而行之，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满纸都是豪情，都是乐观，都是不服输的劲头，半点颓丧的气息都没有。

元和十年，回长安写了首诗，又被贬到连州，他还是没有emo，到了连州，他兴修水利，办学堂，造福当地百姓，还写了《连州刺史厅壁记》，把连州的风土人情写得清清楚楚，日子过得照样有声有色。

后来，他又被贬到夔州、和州，在和州的时候，当地县令故意欺负他这个被贬的罪臣，给他安排了一间江边的破屋子，只有一间半大，面对大江，潮湿不堪，连个遮风挡雨的地方都算不上，可他不气不恼，反而提笔写了一篇千古流传的《陋室铭》。

就这样，刘禹锡被贬了整整23年，从33岁的壮年，贬到56岁的白发老人，人生最好的时光，全在贬所度过，可他愣是没有被打垮，没有被焦虑和内耗拖垮。

大和元年，他终于回到长安，一首“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洋洋洒洒而出。

还是那个不服输的劲头，还是那个乐观的心态，当年害他的那些权贵，早就死的死、贬的贬，可他好好地活着，王者归来。

回到长安之后，他先后任主客郎中、集贤殿学士、苏州刺史、汝州刺史、同州刺史，最后官至太子宾客，分司东都，晚年住在洛阳，和白居易、裴度这些老朋友，天天喝酒唱和，游山玩水，日子过得潇洒得很，白居易还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诗豪”，就是因为他的诗里，永远都是豪情，永远都是乐观。

会昌二年，刘禹锡病死在洛阳，终年71岁，在人均寿命不到50岁的唐代，这绝对是妥妥的高寿。

柳宗元和刘禹锡，相似的出身，同样的才华，相同的人生遭遇，连被贬的时间都分毫不差，可俩人的人生长度，差了整整24年，人生结局，更是天差地别。

为什么？不是因为柳宗元的才华不如刘禹锡，不是因为他的机遇不如刘禹锡，就是因为心态。

柳宗元把自己困在了过去的挫折里，困在了对未来的焦虑里，天天跟自己较劲，天天内耗，一点点耗干了自己的身体，47岁就客死他乡，连苦尽甘来的那一天都没等到。

而刘禹锡从来不肯跟自己较劲，从来不肯把自己困在焦虑里，逆境来了，他就接受，然后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做事，好好活着，他把所有害他的人都熬走了，把所有的逆境都熬过去了。

伍

我们现在很多人，不也是这样吗？

遇到一点挫折，就天天耿耿于怀；

为了一点小事，就翻来覆去琢磨一整夜；

为了还没发生的事，就天天焦虑得睡不着觉，把自己困在内耗的牢笼里，一点点耗干自己的身体，最后把本该好好的人生，过得一塌糊涂。

正所谓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很多事情，没有来的不要去猜更不要去焦虑；

我很喜欢说唱歌手Jony j的一句歌词，还没来的不想猜，有谁能真的看得清楚，哪里是归宿。要怎么组未来的拼图，先走好每一步。

是的，还未发生的事情，你再怎么焦虑也改变不了，与其天天瞎猜不停内耗，不如放过自己，好好活着。

只要好好活着，就总有翻盘的机会。

当然，说了这么多，不是要评判古人的对错，更不是要否定他们的努力和抱负，恰恰相反，我对他们，充满了敬佩，他们都是那个时代，最有才华最有理想最有担当的人，他们为了自己的理想，为了自己的责任，拼尽了全力。

可我每次读到这些故事，心里都充满了遗憾，充满了唏嘘。

我总在想，如果他们能稍微歇一歇，能稍微放过自己，能好好照顾一下自己的身体，他们的人生，会不会有完全不一样的结局？

如今，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太容易被焦虑所裹挟。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要努力，要奋斗，要出人头地，要不负韶华；我们总觉得，年轻就是本钱，熬夜就是努力，透支就是奋斗；

我们总觉得自己不可或缺，总觉得自己肩上的担子没人能替，可是诸葛亮走了，蜀汉照样延续了三十年；宇文邕没了，天下照样完成了统一。

而对于你的易友来说，你走了，天就塌了。

对于这个世界来说，你只是一粒尘埃，可对于你的易友来说，你就是整个世界。

今天看到张雪峰老师离世的消息，我心里最难受的，不是他的离开，而是我知道，在同一时空的不同地方，还有很多人熬着夜加着班透支着身体。

他们愿意吗？

他们不愿意，远离家乡不过就为了混口饭吃，如果能选择，谁又愿意不辞劳苦千里奔波做那个牛马了？

可是我的朋友，生活的无奈我们选择不了，但忙里偷闲苦中作乐的闲致我们可以把握，保持良好心态，不要陷入自证的陷阱，好好吃饭，好好睡觉。

毕竟，谁来到这个世上，不是一场修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