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来源：新安晚报）
转自：新安晚报
1934年，古文字学家容庚在琉璃厂淘得一件唐代铜磬，上刻“皇唐大中五年九月九日造”。容庚视若珍宝，把拓本送给时任燕京大学教授的好友许地山，请他帮忙考证真伪。
许地山接过拓本，摩挲端详，越看越不对劲。铭文里有“皇图巩固，帝道遐昌，佛日增辉，法轮常转”四句，这种句式，分明是后世的口吻，不像唐代；经题写作《佛顶尊胜总持经咒》，“总持经咒”四字，也不合唐译惯例；再看字体笔意，也与唐碑神韵相去甚远。他最后得出结论：器为唐器，铭文却是明代正统年间加刻的。
容庚本希望“器真文亦真”，但许地山却实话实说。虽有些失望，容庚还是将许地山的长文《大中磬刻文时代管见》刊于《燕京学报》。
1926年，许地山在牛津大学研习。商务印书馆编辑郑振铎因撰写《中国俗文学史》，急需大英博物馆所藏敦煌变文卷子，便托他帮忙搜集。博物馆不许拍照抄录，许地山只能一趟趟进阅览室强记，出来默写后再进去核对。如此反复，卷子上的残损涂抹、俗体别字，他都一一注明，一个也不放过。
后来，许地山撰写《扶箕迷信的研究》一书，搜集了一百三十二则故事，每则必考来源、辨真伪。引《夷坚志》一条，他对照原书，指出“箕”字被误刻为“棋”字，导致后世误解。他在书里写：“同一故事，字异则义异，义异则事异。”
但论起较真，最出名的还是与冰心的“一字之争”。
1920年，冰心编《燕京大学季刊》，把许地山稿中的“雇工”改成“僱工”。几天后，她收到一封两千字长信，许地山引经据典，证明“雇”字从不带单立人。冰心没理会。不几日第二封信又到，补充了更多材料，还“威胁”要上门理论。冰心后来说：“从此以后，凡是许地山的稿子，我一个字都不敢改。”
1939年8月1日，《中国晚报》登了张春风的一篇文章，文中讥评某女明星举办“造像义展”云云。许地山看后，在该报发表了一封几千字的公开信，逐条反驳文章观点。他说：“唱戏，演电影，像我们当教员当主笔的一样，也是正当的职业。我一向是信从职业平等的。我对于执任何事业的都相当地尊重他们。看优伶为贱民，为身家不清白，正是封建意识的表现。”为一个不相干的人，去写几千字公开辩论，这也是他的“较真”。
1941年，许地山去世，年仅四十九岁。他在那篇蜚声中外的《落花生》里写道：“人要像花生，因为它是有用的，不是伟大、好看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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