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安晚报)
转自:新安晚报
1934年,古文字学家容庚在琉璃厂淘得一件唐代铜磬,上刻“皇唐大中五年九月九日造”。容庚视若珍宝,把拓本送给时任燕京大学教授的好友许地山,请他帮忙考证真伪。
许地山接过拓本,摩挲端详,越看越不对劲。铭文里有“皇图巩固,帝道遐昌,佛日增辉,法轮常转”四句,这种句式,分明是后世的口吻,不像唐代;经题写作《佛顶尊胜总持经咒》,“总持经咒”四字,也不合唐译惯例;再看字体笔意,也与唐碑神韵相去甚远。他最后得出结论:器为唐器,铭文却是明代正统年间加刻的。
容庚本希望“器真文亦真”,但许地山却实话实说。虽有些失望,容庚还是将许地山的长文《大中磬刻文时代管见》刊于《燕京学报》。
1926年,许地山在牛津大学研习。商务印书馆编辑郑振铎因撰写《中国俗文学史》,急需大英博物馆所藏敦煌变文卷子,便托他帮忙搜集。博物馆不许拍照抄录,许地山只能一趟趟进阅览室强记,出来默写后再进去核对。如此反复,卷子上的残损涂抹、俗体别字,他都一一注明,一个也不放过。
后来,许地山撰写《扶箕迷信的研究》一书,搜集了一百三十二则故事,每则必考来源、辨真伪。引《夷坚志》一条,他对照原书,指出“箕”字被误刻为“棋”字,导致后世误解。他在书里写:“同一故事,字异则义异,义异则事异。”
但论起较真,最出名的还是与冰心的“一字之争”。
1920年,冰心编《燕京大学季刊》,把许地山稿中的“雇工”改成“僱工”。几天后,她收到一封两千字长信,许地山引经据典,证明“雇”字从不带单立人。冰心没理会。不几日第二封信又到,补充了更多材料,还“威胁”要上门理论。冰心后来说:“从此以后,凡是许地山的稿子,我一个字都不敢改。”
1939年8月1日,《中国晚报》登了张春风的一篇文章,文中讥评某女明星举办“造像义展”云云。许地山看后,在该报发表了一封几千字的公开信,逐条反驳文章观点。他说:“唱戏,演电影,像我们当教员当主笔的一样,也是正当的职业。我一向是信从职业平等的。我对于执任何事业的都相当地尊重他们。看优伶为贱民,为身家不清白,正是封建意识的表现。”为一个不相干的人,去写几千字公开辩论,这也是他的“较真”。
1941年,许地山去世,年仅四十九岁。他在那篇蜚声中外的《落花生》里写道:“人要像花生,因为它是有用的,不是伟大、好看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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