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饶漱石副省长父亲病逝，遗言6000元上交国家

1946年夏天的南昌，正值苦夏，空气里透着让人窒息的闷热。

在那个杀机四伏的年代，认亲是需要拿命做赌注的。饶思诚不敢写自己的名字，他借用弟弟饶兴祖的名字，小心翼翼地往北平寄了一封信：“我们家有一个儿子外出多年没有消息……不知道是不是和贵方代表同名同姓？如果不是，请原谅打扰。”

半个月后，一封印着军调部字样的信件悄悄递到了老人手里。

信里只有寥寥几行字。儿子承认了身份，说自己也很想家，但信的结尾，却写着一句极其决绝、甚至有些冰冷的话：“我工作地点不定，今后不要再来信了。”

如果你是一个苦等了孩子18年的父亲，好不容易确认他还活着，却收到一句“不要再来信了”，你会是什么感受？心寒？愤怒？

他不仅懂，而且，正是他亲手把儿子推向这条路的。

但他偏偏在课堂上讲马列。1927年南昌起义前夕，正是他——一个挂着国民党省党部执委头衔的人，冒着杀头的风险，暗中组织南昌市的青年学生给共产党打掩护。起义军南下时，他因严重的肺病咳血不止，无法随军，只能化装潜逃，躲进学校里当了一名隐姓埋名的教员。

他懂儿子。因为他们流着一样不安分的血。

1949年，南昌终于变了天。

一天，一辆吉普车停在了饶思诚破旧的家门口。解放军第4兵团司令员陈赓，陪同几位江西省军政首长推开了门。

眼前的景象让陈赓沉默了。这位早年投身革命、对南昌起义有过贡献的老人，家里可谓家徒四壁，连件像样的家具都没有，常年的肺病把他折磨得骨瘦如柴。

陈赓眼眶红了，当即从身上掏出200块银元递过去。

在1949年初的南昌，物价飞涨，200块“袁大头”是什么概念？当时一块银元能买十几斤好大米，这笔巨款足够买下两三千斤粮食，能让老人家舒舒服服地安度晚年，把身体彻底养好。

但饶思诚把沉甸甸的银元推了回去。“前线正在打大西南，将士们比我更需要。”他一分没要。

几年后，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已经担任江西省副省长的饶思诚，做了一件让所有亲戚瞠目结舌的事：他把身边仅剩的一子一女，全部送上了去朝鲜的火车。临走前，他翻出柜子底——那是亡妻留下的唯一遗物，一只老旧的金手镯，毫不犹豫地捐了出去，支援前线买飞机大炮。

大儿子交给了革命，小儿子和小女儿交给了朝鲜战场，妻子的念想交给了国家。这个老人，似乎在以一种近乎残酷的方式，一点点清空自己。

1958年8月23日，庐山云雾缭绕，气温微凉。

76岁的饶思诚躺在疗养院的病床上，呼吸微弱。旧病复发，他知道自己熬不过这个夏天了。

弥留之际，他把子女叫到床前，没有交代任何家务事，只留下了一句遗言：“我存下的6000块钱，全部上交国库，一分也不要留给你们。”

省里的领导听闻后，眼泪止不住地流，死活不同意收下这笔钱，坚持要留给他的后人。双方僵持不下，最后只能折中：这笔钱不入国库了，转交到老人的老家抚州临川，在那里盖了一所学校。

时至今日，那所用6000元建起的校舍，地基依然稳固。

回顾饶思诚的一生，你会感到一种深深的震撼。他不是什么叱咤风云的大人物，他只是大时代里一个执拗的读书人。

但他把自己的一生，连同失散18年的长子、奔赴战场的一双儿女、亡妻的最后一件遗物，以及自己临终前的最后一分钱，全部清零，毫无保留地交给了那个他坚信会到来的新世界。

在今天这个处处计较得失、凡事讲究回报的时代，我们或许很难理解这种极其彻底的“清空”。但正是这种近乎执拗的纯粹，撑起了那个时代的脊梁。

当你凝视这段被岁月掩埋的往事，看着那个在图书馆里默默烧掉儿子回信的老人，你会作何感想？如果是你，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你能做到他这一步的几分之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