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就让这一点想法成为我的义理，成为我的道吧 ｜夜读

很多人不知道，季羡林先生在晚年，前后用了17年，只为写就一部《糖史》。这部书是季先生规模最大、用力最勤、凝聚心血最多也最能反映他的学术水平的重要专著。

写书的起因是他发现糖这种看起来似乎微不足道的东西背后，竟会“隐藏着一部十分复杂的，十分具体生动的文化交流的历史”。为此，他发愿研究并描述糖从无到有，到成为日常必需，其制作技术在不同地域、不同民族间传播和发展的历史，以使人们充分地认识到“文化交流是促进人类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之一”。

作为“一个素来不重视义理，不重视道的人”，这份超越国界、关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悲悯情怀，正是他在晚年的坚守和执着。

本文选自《糖史》

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作者：季羡林

01

事出偶然

怎么开始写《糖史》？

我不是科技专家，对科技是有兴趣而无能力。为什么竟“胆大包天”写起来看来似乎是科技史的《糖史》来了呢？关于这一点，我必须先解释几句，先集中解释几句，因为在本书内还有别的地方，我都已做过解释。但只不过是轻描淡写，给读者的印象恐怕不够深刻。在这里再集中谈一谈，会有益处的。不过，虽然集中，我也不想过分烦琐。

一言以蔽之，我写《糖史》，与其说是写科学技术史，毋宁说是写文化交流史。既然写《糖史》，完全不讲科技方面的问题，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我的重点始终是放在文化交流上。在这一点上，我同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是有所不同的。

20世纪90年代，八十多岁的季老为撰写《糖史》，仍风雨无阻、寒暑不辍地往返北大图书馆查阅资料。

我之所以下定决心，不辞劳瘁，写这样一部书，其中颇有一些偶然的成分。我学习了梵文以后，开始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欧美许多语言中（即所谓印欧语系的语言）表示“糖”这个食品的字，英文是sugar,德文是Zucker,法文是sucre,俄文是caxap，其他语言大同小异，不再列举。表示“冰糖”或“水果糖”的字是：英文candy，德文Kandis，法文candi,其他语言也有类似的字。这些字都是外来语，根源就是梵文的śarkarā和khandaka。

根据语言流变的规律，一个国家没有某一件东西，这件东西从外国传入，连名字也带了进来，在这个国家成为音译字。在中国，眼前的例子就多得很，比如咖啡、可可等，还有啤酒、苹果排等，举不胜举。“糖”等借用外来语，就说明欧洲原来没有糖，而印度则有。实物同名字一同传进来，这就是文化交流。我在这里只讲到印度和欧洲，实际上还牵涉到波斯和阿拉伯等地，详情在本书中都可以见到，我在这里就不再细谈了。

中国怎样呢？在先秦时期，中国已经有了甘蔗，当时写作“柘”。中国可能还有原生蔗。但只饮蔗浆，或者生吃。到了比较晚的时期，才用来造糖。技术一定还比较粗糙。到了7世纪唐太宗时代，据《新唐书》卷二二一上的《西域列传·摩揭陀》的记载，太宗派人到印度去学习熬糖法。真是无巧不成书，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有人拿给我一个敦煌残卷，上面记载着印度熬糖的技术。太宗派人到印度学习的可能就是这一套技术。

敦煌马圈湾汉简“寒具毋置饴饧乘□酱炙”，其中提到的“饴饧”即两种糖类之名。

我在解读之余，对糖这种东西的传播就产生了兴趣。后来眼界又逐渐扩大，扩大到波斯和阿拉伯国家。这些国家都对糖这种东西和代表这种东西的字的传播起过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作用。我的兴致更高了。我大概是天生一个杂家胚子，于是我怦然心动，在本来已经够杂的研究范围中又加上了一项接近科学技术的糖史这一个选题。

1890年昆士兰的一座糖料种植园

02

尽力而为

只为学术良心得到安慰

关于糖史的资料，是非常难找的。上述的两部专著和论文，再加上中国学者李治寰先生的《中国食糖史稿》，都有些可用的资料；但都远远不够，我几乎是另起炉灶，其难可知。一无现成的索引，二少可用的线索，在茫茫的书海中，我就像大海捞针。蔗和糖，同盐和茶比较起来，其资料之多寡繁简，直如天壤之别。但是，既然要干，就只好“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了。

我眼前只有一条路，就是采用最简单、最原始、最愚笨，然而又非此不可的办法，在一本本的书中，有时候是厚而且重的巨册中，一行行，一页页地看下去，找自己要找的东西。我主要利用的是《四库全书》，还有中国台湾出版的几大套像《丛书集成》《中华文史论丛》等一系列大型的丛书。

《四库全书》虽有人称之为“四库残书”，其实“残”的仅占极小一部分，不能以偏概全。它把古代许多重要的典籍集中在一起，又加以排比分类，还给每一部书都写了“提要”，这大大地便利了像我这样的读者。否则，要我把需用的书一本一本地去借，光是时间就不知要花费多少。我现在之所以热心帮助编纂《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原因也就在这里。我相信它会很有用，而且能大大地节约读者的时间。此外，当然还有保存古籍的作用。这不在话下。

甘蔗制糖最早记载于公元前300年印度的《吠陀经》和中国的《楚辞》。屈原在《楚辞·招魂》中写道“胹鳖炮羔，有柘浆些”。这里的“柘浆”就是指“甘蔗汁”

然而利用这些大书，也并不容易。在将近两年的时间内，我几乎天天跑一趟北大图书馆，来回五六里，酷暑寒冬，暴雨大雪，都不能阻我来往。习惯既已养成，一走进善本部或教员阅览室，不需什么转轨，立即进入角色。从书架上取下像石头一般重的大书，睁开昏花的老眼，一行行地看下去。古人说“目下十行”，形容看书之快。我则是皇天不负苦心人，养成了目下二十行，目下半页的“特异功能”，“蔗”字和“糖”一类的字，仿佛我的眼神能把它们吸住，会自动地跳入我的眼中。我仿佛能在密密麻麻的字丛中，取“蔗”“糖”等字，如探囊取物。一旦找到有用的资料，则心中狂喜，虽“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也不能与之相比于万一。此中情趣，实不足为外人道也。但是，天底下的事情总不会尽如人意的。有时候，枯坐几小时，眼花心颤，却一条资料也找不到。此时茫然，嗒然，拖着沉重的老腿，走回家来。

就这样，我拼搏了将近两年。我没有做过详细的统计，不知道自己究竟翻了多少书，但估计恐怕要有几十万页。我绝不敢说没有遗漏，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我自信，太大太多的遗漏是不会有的。我也决不敢说，所有与蔗和糖有关的典籍我都查到了，那更是根本不可能的。我只能说，我的力量尽到了，我的学术良心得到安慰了，如此而已。

1994年季羡林先生在书房

03

言必有据

于考据中探寻“义理”

写历史，必须有资料，论从史出，这几乎已成为史学工作者的ABC。但是中国过去的“以论代史”的做法至今流风未息。前几天，会见一位韩国高丽大学的教授，谈到一部在中国颇被推重的书，他只淡淡地说了一句话：“理论多而材料少。”这真是一语破的，我颇讶此君之卓识。我虽无能，但绝不蹈这个覆辙。

北魏贾思勰所著的《齐民要术·饧餔第八十九》“用粱米、稷米者，饧如水精色。”饧餔指麦芽糖。

我希望，我这一本书成为一本在最严格的意义上讲的科学著作。删除废话，少说空话，不说谎话。言必有据，无征不信。因此，在很多地方，都必须使用严格的考据方法。为了求真，流于烦琐，在所难免。即使受到某一些反考据斗士的讥诮，在所不辞。

但是，我绝不会为考据而考据。在很多地方我都说过为考据辩护的话。原因就是，我认为考据是有用处的，写科学著作必不可少的。没有清代那一些考据大师的工作，我们的古代典籍能读得懂吗？即使是为考据而考据，也是未可厚非的。可是我仍然不想那样做。我希望能够做到于考据中见义理。换句话说，我希望把自己的一些想法通过考据工作弄清事实的真相然后表达出来。

先师陈寅恪先生为国内外公认的国学大师，他于考据最擅胜场，因此颇招来一些非议。但是，窃以为寅恪先生实不同于清代许多考据大师。在极其严格的甚至貌似流于烦琐的考据的后面，实在隐藏着他所追求的一种理想，一种义理，一种“道”。

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寅恪先生颇乏解人。他曾多次赞美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他对“天水一朝”的文化颇为推崇。从表面上看起来，颇难理解。深入思考，就不难理解他的用意之所在。这一点，现在理解的人越来越多了。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

04

由微末之糖

通向人类大同的共识

以予驽钝，焉敢望先师项背！但是，在过去颇长的时间以内，我通过对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逐步形成了一些想法。这些想法，由支离到完整，由模糊到清晰，由抽象到具体，终于颇有了一点体系。我想通过现在这一本书，把这些想法表达出来。

我的想法是什么呢？简短点说，就是文化交流是促进人类社会前进的主要动力之一。人类必须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才能不断进步，而人类进步的最终目标必然是某一种形式的大同之域。尽管需要的时间会很长很长，道路会非常坎坷弯曲，这个目标必然会达到，这是我深信不疑的。

当前，由于科学技术一日千里的发达，地球实际上变得越来越小了，不同的人民和民族靠得越来越近了。然而以前从来没有想到过的、能够威胁人类生存的问题，也越来越暴露出来了。如果人类还想顺利地在这个地球上共同生活下去的话，人类应该彻底改弦易张，丢掉一直到现在的想法和做法，化干戈为玉帛，化仇恨为友爱，共同纠正人类在过去所犯下的错误，同心戮力，同自然搏斗。我个人认为，今天的人类应当有这个共识。

但是，可惜得很，居今之世，懵懵懂懂根本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的大有人在。我个人人微言轻，我所能做到的事情是很有限的。即使是力量很有限吧，我也不甘心沉默。我的一个小小的希望就是通过我这一本《糖史》，把一个视而不见的历史事实揭露给大家，让大家清醒地意识到，在像糖这样一个微末不足道的日用食品的背后，居然还隐藏着一部生动的人类文化交流史。

从这一件小事情上，让人们感觉到实在应该有更多的同呼吸共命运的意识，有更多的互相帮助互相依存的意识，从而能够联合起来共同解决一些威胁着人类全体的问题，比如人口问题、环保问题、资源问题、粮食问题、自然界生态平衡的问题，甚至还有淡水问题、空气问题，等等。人类再也不应当鼠目寸光，只看到鼻子底下那一点小小的利益了。这样下去，有朝一日，整个人类会面临着威胁自身生存的困难。

如果我这样一个素来不重视义理，不重视道的人，今天也想宣传一点义理，宣传一点道的话，就让这一点想法成为我的义理，成为我的道吧。

“想开辟一个新领域，创造一个新天地，那就必须自找新材料，偷懒是万万不容许的。”图为2006年1月26日，95岁高龄的季羡林在就医的解放军总医院借助高倍放大镜读书。

没有一个文明是孤岛，

在每一次“甘苦”中，

读懂人类命运的相互交织。

TONIGHT

-End-

观点资料来源：《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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