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六时金石学会在大美番菜馆开会。到者三十余人，改名考古学会。”1934年9月1日，容庚在日记中写道。
大美番菜馆在“西单南大街145号”，是当时名西餐馆，上世纪30年代，画家张大千、徐燕孙误会，几致公开“斗画”，后在大美番菜馆握手言和。1936年，北平记者协会也在此宣告成立。
上世纪20年代初至“抗战”前，是中国现代学术活跃期，民间团体勃兴，如南高史地研究会、中国史学会、禹贡学会、食货学会等，考古学便有三家：一是1922—1923年北京大学的考古学会，“困于经费，未能进行”；一是1933年5月，关百益首倡，在上海成立的中国考古会，蔡元培、叶恭绰、刘海粟等30余人与会；一是容庚等12人在北京发起的考古学会，董作宾、徐炳昶、徐中舒、梁思永、庄尚严、唐兰、谢国祯、魏建功、商承祚、杨树达、容肇祖、吴其昌、张荫麟、周一良等皆为会员，堪称当时历史学界的“天团”。
考古学会不拉赞助、不集资，全靠会费（全年每人二元），社刊名《考古》，不定期出版。到1937年，随着闻一多、关百益、沈兼士、顾颉刚、罗常培等加入，会员增至100多人，被《学术世界》杂志赞为 “社务异常发达”“皆为积学之士”。或为缓解经费压力，叶恭绰也被拉进来，他出了当年《考古社刊》（第六期）的印刷费，但考古学会上半年仍亏11.90元。
作为学术组织，考古学会为何发展势头这么猛？因为它做的是有温度的学术。
在《考古》创刊号中，容庚写道：“海通以来，我国古物多增一厄。异邦豪商达官……巧取豪夺，捆载以去……永不返归。”作为文物原主，竟再难一见。邵子风（古文字学家）也在发刊词中写道：“苟不急起图之，则数十年后，一代新出之重器或遗文，将霍然随岁月以俱灭。”
晚清以降，战乱不止，中央政府无力投入，民众果腹且难，遑论保护文物。与此同时，考古新发现不断，敦煌文献、汉晋木简、殷墟甲骨、清内阁大库档案、瀚海文书、各地出土青铜器……“无一非珍罕资料”，却大量流失海外，成“吾国学术之痛史”。容庚是金石学家，未参与过田野考古，出于责任感，决心站出来。
考古学会前身是“颂斋之会”，“颂斋”是容庚的号。1922年，刚辞去中学教师工作的容庚过天津，以所著《金文编》向罗振玉请教，罗大为赞赏，力荐给北京大学教授马衡，无大学本科学历的容庚破格成了北大国学门唯一的研究生，从此走上学术道路。容庚还没毕业，便被燕京大学录用，他在燕东园24号的宽敞宅院成顾颉刚、魏建功、台静农、唐兰等好友的聚会之所，称“颂斋之会”。
容庚14岁丧父，据他回忆：“尝得三小钱，（姐弟7人）购一三角糕剖而食之，默念苟能月得三十元者，则余富矣。”成大学教授后，月薪300多元，容庚遂多购古器，晚年全部捐出，许多珍贵文物因而免于流失。
容庚与同学商承祚（容庚拉商承祚同读北大国学门研究生，商承祚未毕业）是藏友，常为真伪鉴定争吵，商承祚说，容庚“性子急，‘顶起牛’来一顶到底”“事后却认真考虑研究”，一次容庚上当，被商承祚指出，极为沮丧，可半个月后，容庚却高兴地对商承祚说，他把那件假文物卖了，竟然卖给了福开森（在华居住60余年，曾给北洋政府当了10年顾问，号称“中国通”）。
《考古》只出了6期，刊载的都是《考古学与乡村政治》《石鼓文概述》《鲁山县新出二石记》《四国多方考》等“硬核文章”，在当时，学术文章没市场，胡适将容庚的代表作《金文编》推荐给商务印书馆，只要600元稿费，却被拒；中华书局签了关百益的《伊阙石刻图表》，拖了5年仍“阒无动静”。《考古》为专业研究者们提供了发表空间，还有稿酬，实为不易。
容庚一生治学精勤，留下20多部专著、近百篇论文，总计800余万字，门下多桃李，在书法、绘画、文物鉴定等方面均有成就，《考古》则是他对学科建设的贡献。重读这些看上去不起眼的杂志，感受到的却是老一代学人梦想与真诚之重。
文/唐山
编辑/汪浩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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