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在害怕机器人医生？

医疗过失每年夺走数十万人的生命。如果人工智能已经成熟到足以提供帮助，那么医生就不应成为阻挡它发挥作用的力量。

医疗过失：

一场被习以为常的灾难

如果飞机坠落的频率和医疗过失致死率一样高，社会早已群情激愤，展开调查，并推动大刀阔斧的改革。然而，当医生犯错时，舆论的声调却温和得多：他们毕竟只是人。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反应完全可以理解。可换一个角度看，这恰恰正是问题所在。真正令人震惊的，不仅是这场悲剧的规模之大，更是我们对它的冷漠与习以为常。

*医疗过失（Medical Error）：指在医疗活动中，医方因故意或者过失医疗行为，对患方造成医疗损害的事实。

患者是医疗体系隐性弊病最直观的受害者，但医生则是第二重受害者。在白大褂之下，许多医生早已身心俱疲，情绪低落，甚至出现职业倦怠。在美国，大约一半的医生正经历职业倦怠；在英国，40%的医生坦言自己每周至少有一次感到无法提供妥善的医疗照护，三分之一的人则坦言已无力应对当前的工作负荷。

与此同时，医疗需求正在迅速攀升。随着人口持续增长以及老龄化的加剧，越来越多的人带着癌症、糖尿病、痴呆等慢性疾病长期生存。预计到2030年，全球将出现约1000万名医护人员的缺口。在欧洲的一些地区，已有数百万人连一名全科医生（基层医疗医生）都无法获得。人员短缺与高压环境叠加，构成了错误滋生的温床。研究显示，职业倦怠与过度疲劳，会显著增加诊断、治疗以及处方决策中的失误风险。

然而，即便是在资源最充足、临床医生最敬业的医疗体系中，这些问题也不可能彻底消失。疲惫与过度工作确实会放大错误，但更深层的事实是：人类本身就有认知与能力的边界。

我们会遗忘，会误判，也会因过度自信而高估自己的判断；我们的情绪、认知偏差与盲点，会共同塑造我们所看到的现实，以及我们自以为正确的结论。职业倦怠会削弱判断力，使这些弱点更加明显，但它并不是问题的根源。这些局限深深地嵌入在人类的心理结构之中。它们曾帮助我们在规模较小的祖先群体中生存与协作，却难以适应当代医学这种高风险、信息高度密集、需要同时处理多重任务的复杂环境。换言之，即便在最佳状态下，医生仍然是人。而只要是人，错误就不可避免。

我的家庭对医疗过失很是熟悉。我的哥哥带着肌强直性营养不良（myotonic dystrophy）的病痛熬了整整二十年，才终于等来一个确切的病名。我的双胞胎姐姐则因偶然的机遇，被一位临时的代诊医生较早地识别出病情。在那之前，医生给她贴上了一连串错误的标签：抑郁、和大家一样只是疲惫，或不过是所谓的“自然磨损”。她似乎被给予了一切解释，唯独没有得到真相，甚至连一句“我不知道”的坦言都没有。在医学领域，所谓的运气有时也残酷得近乎讽刺。我已故的伴侣，其先天性心脏病频频发出的警报，在多年间被一再无视。等到医生终于确认心脏问题时，才同时发现他的胃癌早已悄然生根。

对我而言，这些并不是关于系统失灵的抽象案例，而是写进家族史的真实经历。与此同时，它们也指向一个更广泛、也更令人震惊的事实：医疗过失已成为全球主要死因之一。在美国，仅诊断错误（diagnostic error）一项，每年就导致约80万人死亡或永久性残疾。[1]

人类医生可以决定

机器人医生能否取代自己吗？

此时，许多人将希望寄托于技术。如果人类之手注定会犯错，也许机器可以让判断更稳定，甚至在某些环节取而代之。于是，机器人医生（Dr Bot）登场了。有人将这台机器视作拯救者，有人则将其视作搅局者。更常见的设想则是人机协作的图景：算法在医生耳边提供建议，人类负责把握治疗方向与最终决策。这是一曲医生与机器的协奏，而非对决。

医生本身就深陷于这个正被检视的体系之中。他们当然愿意相信，自己是不可替代的。

如果医学的根本目标是照护患者，那么真正的问题就不在于谁握着听诊器，而在于谁或者说什么最有能力提供安全、可靠且公平的医疗结果。

不过，这篇文章并不会罗列人工智能的最新成就，也不会统计它在诊断中的战绩。我更想讨论一个前提：凭什么必须由医生来裁定技术能否取代他们？甚至，医生真的应该站在这场讨论的C位吗？

从哲学探究的角度看，当问题本身关乎“谁应当提供患者照护”这样宏大的议题时，我们更需要强调立场上的对等与公平。我们理所当然会审视大型科技公司，质疑它们的动机与手段，但医学体系本身同样存在利益冲突。假定医生可以裁决自身是否不可或缺，无异于让最有利益关联的一方同时担任法官与陪审团。

因此，在这篇文章中，我并不把焦点放在人工智能本身，而是审视一个更隐蔽的前提：是否应由医生来决定机器人医生能不能、该不该取代他们的位置。这个假设太过常见，以至于我们很少在讨论医疗的未来时把它单拎出来反思。

医生本身就深深嵌入这个正在被审视的体系之中。他们的职业地位、收入结构乃至自我认同，都与这场讨论紧密相连，我们当然可以理解医生们更愿意相信自己是不可替代的。然而，历史反复提醒我们，那些在生死存亡中押下重注的人，往往最看不清自己的“可替代性”。如果我们希望更清醒地思考机器人医生能否取代人类医生，甚至能否与人类医生协作，那么我们就需要暂时走出医生的立场，从问题本身出发进行审视，尽可能减少既有立场与利益牵连的影响。

换言之，一个局外人的视角至关重要。独立的观察者，往往更容易看到局内人所忽视、或不愿正视的问题。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引入多重视角，比如哲学、社会学、心理学，以及患者自身的声音。也许正是这些视角，更适合追问几个根本问题：医学究竟是为了什么？它运作得如何？又是谁，或是什么，最能实现它的目标？

基于这样的立场，我希望开启一场关于医学过去与未来的讨论。

自信、神话与否认：

医学的心理结构

以预后判断与治疗决策为例——当我们把心理层面的“聚光灯”打在医生的表现上时，所呈现出的图景颇为耐人寻味。医生必须以坚定的姿态行事；犹豫不决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哲学家可以辩证性看到问题，在几个角度之间反复权衡；但临床医生往往必须在高风险情境下迅速作出决定。自信，甚至某种程度的过度自信，几乎成为这一职业角色的内在要求。

然而，自信并不等于准确。一项针对重症监护病房患者的研究发现，那些对自己诊断“完全确信”的医生，其判断错误率高达40%。[2]更值得警惕的是，随着经验增加、对临床判断愈发熟悉，医生往往更少征询同事意见，也更少寻求其他的可能。权威感有时会发酵为过度自信，而在外人看来，那往往与傲慢无异。

同时，患者在某种程度上也参与了这种机制。我们往往更偏好那些展现出强烈自信的医生，即便这种自信并不完全建立在事实之上。白大褂至今仍被视为权威的象征；果断的态度会让人安心，即使判断本身是错误的。然而，数十年的研究一再表明，确信感并不是准确性的可靠指标。正如一位病理学家所形容的那样，医生常常“行走在一团乐观的迷雾之中”。[3]

数百年来，我们始终生活在“医生不可替代”的神话之中。医生不仅是治疗者，更是某种文化象征：他们仿佛是世俗社会中的身体祭司，是直面死亡的守望者，也是解读痛苦的诠释者。我们向他们寻求的，不只是治疗方案，还有安慰、仪式感，甚至某种超越性的意义。

然而，这种神话本身也会遮蔽判断。当我们坚持认为“只有人类才能提供照护”时，背后真正的意思不过是“我们难以想象另一种安排”。历史上有太多曾被视为不可撼动的职业与角色，比如神职人员、航海导航者、甚至银行柜员，他们最终都在不同领域、以不同形式被取代或重塑。

外科医生一度反对使用麻醉，因为他们担心这会削弱自己苦练多年的“快速手术”技能。

还有一种“症状否认”，并非出现在患者身上，而是存在于整个职业内部。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在《坎迪德》（Candide）中借潘格洛斯医生之口，讽刺了那种盲目乐观的态度，即无论现实如何严酷，都声称世界已经是“最好的可能世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医学界在某些时期，也呈现出类似的“潘格洛斯式乐观”（Panglossian stance）：对自身的失败轻描淡写，甚至刻意回避。例如，诊断错误在医学史上长期未被充分重视。

1999年，美国国家医学院发布了全文长达270页的关于医疗差错的里程碑式报告《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构建更加安全的卫生体制》（To Err Is Human: Building a Safer Health System），但索引中与“诊断错误”相关的条目仅有两处。到了21世纪初，当患者安全研究者如大卫·纽曼-托克（David Newman-Toker）和彼得·普罗诺沃斯特（Peter Pronovost）开始将误诊问题界定为一场危机时，他们所遭遇的，却是制度性的冷漠与职业内部的抗拒。

医生本能地淡化自身错误，这种反应可以理解，但也耐人寻味。研究显示，当面对关于医疗失误的数据时，医生比患者更倾向于认为这些数字被夸大了，或认为问题发生在别的医生身上。

以外科医生为例，他们往往持续低估自己手术并发症的发生率。看似否认的姿态，实际上更像是一层保护壳——用来维护职业身份，甚至维系继续执业所需的心理承受力。某种程度上，如果过度谦卑、时时自我怀疑，反而可能让人难以在高压环境中坚持下去。许多医生告诉我，他们会被自己的错误长期困扰。然而，更难面对的现实是：还有大量错误，从未被察觉，也从未被承认。

行业保守与职业垄断：

当利益影响判断

历史表明，这种防御姿态同样延伸至对创新的态度。医学界曾多次抵触那些挑战既有理论与实践的新见解。麻醉、消毒、疫苗，甚至洗手在最初都遭到轻视。外科医生一度反对使用麻醉，因为他们担心这会削弱自己苦练多年的“快速手术”技能，尽管当时的患者在手术台上痛苦挣扎。

正如历史学家戴维·伍顿（David Wootton）在《致命药方:自希波克拉底起医生的危害》（Bad Medicine: Doctors Doing Harm Since Hippocrates）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医学界对新进展的迟疑与抗拒，常常拖慢整体的进步。即便到了近年，医生群体对一些基础性的数字化工具也曾表现出明显的保留，例如允许患者在线访问个人病历。直到2021年，美国多数医疗机构仍在使用传真机传递临床信息。在英国，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每年依然在邮票和纸张上花费数百万英镑。

医学中的保守主义，并非总是坏事。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指出，科学共同体需要在证据尚未充分之前捍卫既有范式[4]。否则，各种一时风潮都会动摇学科根基。然而，医学的谨慎常常超出了必要的审慎。对变革的抗拒，一方面源于沉重的工作负担（这一点确实需要充分理解）；另一方面，也因为维持现状往往更省力，有时还关系到既有的职业利益。

我们不妨看看医学界是如何极力维护自身的专业主导地位的。在美国，执业护士和医师助理虽然并非医生，但在法律上已经能够承担多达90%的初级保健医生的工作[5]。多项研究显示，由执业护士照护的患者，其满意度往往不低于、甚至高于由医生直接照护的患者[6]。

然而，医生组织却持续游说，限制非医生群体的执业自主权。美国医学会每年投入数千万美元，以维护医生群体的主导地位，其支出规模甚至超过不少硅谷科技公司。在英国，英国医学会也持续反对扩大医师助理的职责范围，警告此举会威胁医生的独特角色。而与此同时，数以百万计的患者无法获得任何及时的医疗照护。

这种自我保护的职业立场同样体现在对透明度的态度上。如今，患者在法律上已拥有查阅个人病历的权利。然而，当美国和英国的监管机构试图将在线访问病历常态化时，相关专业组织却表达了强烈反对。一些医生警告说，这会引发患者的焦虑和困惑，甚至浪费门诊资源，但这些担忧后来大多并未出现。真正被揭示出来的，是一个更令人尴尬的事实：五分之一的患者表示，他们在自己的病历中发现了错误，其中一些还相当严重。难怪这一改革当初会遭到如此激烈的抵制。

当然，这并不是说医生们有什么恶意。对于那些担心会被大量咨询和额外工作所淹没的医生而言，对病历开放持保留态度，也是可以理解的。同样值得强调的是，绝大多数医生都敬业且专业，而且富有同理心。然而，从职业整体的层面来看，对那些可能带有自利倾向的做法进行反思与质疑，依然至关重要。

医学拥有的强大影响力，部分源于学者理查德·萨斯坎德（Richard Susskind）与丹尼尔·萨斯坎德（Daniel Susskind）所提出的“职业大交易”（grand bargain）。他们在《专业人士的未来：技术如何改变专家的工作》（The Future of the Professions: How Technology Will Transform the Work of Human Experts）一书中指出：社会赋予专业人士声望、地位与优厚报酬，交换条件是其承诺发挥专业能力与遵循伦理规范。

医生在诊断与治疗领域享有制度性的垄断地位，并通过执照与监管机制控制职业准入。作为回报，公众将信任托付于他们，相信他们会以患者的最佳利益为先。

事实上，在全球范围内，医生一直位列最受信任的职业群体之中，信任度远高于记者、政治人物与宗教人士。然而，这种“交易”并非总能兑现。医生群体所享有的特权显而易见：高收入、文化声望以及政治影响力；但相应的责任，却未必清晰可见。当专业组织反对患者查阅病历、限制执业护士的自主权，或否认诊断错误的规模时，他们维护的往往是行业共同体的利益，而非公众利益。

这并非在贬低医学的价值，也不是在质疑医生群体的使命感。然而，职业满足感、社会声望或高收入，并不能成为维持某一职业结构不变的正当理由。毕竟，大多数人并不总能从自己的工作中获得快乐[7]。因此，无论是医生所享有的特殊地位，还是以“工作有意义”为由的辩护，都需要加以独立的审视，而不能直接当作结论。

我们必须再次强调一个核心问题：当前的制度安排，是否真正提供了可靠且可及的医疗服务？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是否存在新的模式：如果引入人工智能，事情会变得更好吗？

过程和结果哪个更重要？

畅想AI时代下医学的未来

无论是比较机器人医生与人类医生谁表现更优，还是探讨某种人机协作模式是否更理想，在我们拿出相关的证据讨论之前，许多医生就已经表现出明显的抗拒。作为一名健康信息学研究者（health informaticist），也就是专门研究医疗数据的实证研究人员，我多年来在多个国家就这一问题调查过医生的看法，可以明确地说，他们的辩护理由几乎如出一辙。他们认为，人工智能缺乏所谓的“判断力”。它没有直觉，没有灵光一现的洞察，没有本能或预感，也无法真正“体察”患者的状态。

麻醉科医生罗纳德·德沃金（Ronald Dworkin）曾概括这一立场：

由于人工智能缺乏直觉、怀疑感、本能、预感与情感，它也就缺乏人类意义上的判断力。它所能处理的，只是抽象层面的内容，即语言与符号本身。它无法透过文字触及其背后的真实情境，也无法真正深入问题的核心。

理查德·萨斯坎德一再强调，我们往往把人类判断抬升为一种本身就具有价值的能力，却很少追问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人类判断究竟是在解决什么问题？要实现准确诊断，医生的判断是否是唯一的解决方案，其结论并不明确。在这一点上，萨斯坎德认为，我们必须清楚地区分过程和结果。在医学领域，职业体系往往优先维护既有的过程：问诊的仪式感、床旁交流所承载的权威，以及所谓的医学艺术性，而不是把注意力牢牢地聚焦在能否带来更好的结果之上。

但这正是典型的过程至上思维。这种论证维护的是决策如何作出的神秘性，而没有追问那个真正关键的问题：这些决策究竟为患者带来了什么结果？一个因剧烈胸痛走进急诊室的人，并不会在意诊断来自人类直觉还是算法模型；他们在意的只有三点：诊断是否正确，是否迅速作出，以及是否随之给予恰当的治疗。

正如理查德·萨斯坎德在其新著《如何思考人工智能：迷津指要》（How to Think About AI: A Guide for the Perplexed）中所写：“寻求专家帮助的人，通常不会对专业顾问说，‘早上好，我想要一点判断力。’判断本身并不是目的。”萨斯坎德进一步指出，人们真正想要的是安心，而不一定是治疗师本身；他们想要的是健康，以及获取准确信息的途径，而不一定是一次又一次的医疗预约。

当然，现实要更为复杂一些。许多人早已对那些熟悉的流程产生了情感依附，比如候诊室的仪式感、白大褂所象征的权威、问诊时那种令人安心的语速与语调。但其中有一部分，不过是习惯，而未必是真正的偏好：我们接受这些仪式，只是因为它们一直如此。患者或许会享受这种熟悉感，但归根结底，当触及诊断是否有延误或遗漏的核心问题时，他们并不会太在意医学的智慧究竟是通过一位亲切的医生传达，还是通过一个电脑界面呈现；他们更在意的，是自己能否得到准确的诊断、有效的治疗，以及有温度的照护。

真正重要的不是情感上的眷恋，而是医疗能否变得更加准确、更加及时，也更加有人性与尊严。

因此，这些问题并不只是纸上谈兵，也不只是精巧的思想实验。它们穿透真实生活的肌理，包括我自己家庭的经历，也揭示了医学体系内部的裂缝。医生之所以会犯错，并不仅仅因为疲惫、过劳或资源不足，更因为他们是人：受限于人类的心理机制，被长期形成的习惯所塑造，同时也受到那些维护自身利益的制度与机构的保护。

如果技术只是以数字化的形式复制医学旧有的缺陷，那么它并不会拯救我们。每一次创新，在解决某些问题的同时，也会带来新的复杂性。但这既不足以成为拒绝进步的借口，也不该让我们在辩论开始之前就先设好框架、锁死答案。

人工智能确实伴随着严肃的伦理与政治风险，从加剧不平等，到产生新的伤害形式；从岗位流失，到环境成本。这些问题都值得认真审视。然而，无益的是将技术进行“先射箭再画靶”式的歪曲，用片面甚至失真的方式来描绘人工智能对医学可能带来的影响，或者无限期地将判断权交还给那个正面临自身存续挑战的职业群体。医生不应成为唯一被赋予权力、来裁定自己是否可以被替代的人。

于是，问题落回到当下：机器人医生是否可行？真正重要的，不是情感上的依恋，而是医疗是否能够变得更加准确、更加及时，也更加有人性。我很清楚这个问题关乎什么：那是被误诊吞噬的岁月，是被拖延的治疗，是被忽视的病情，直到为时已晚。医生为自己历经艰苦训练所锤炼出的直觉辩护，是再自然不过的事[10]。

但这种辩护，往往发生在一种抽离现实的高度之上，远离那些被医学体系辜负的患者真实生活。我的兄弟姐妹，在一个又一个错误诊断被当作“规情况处理的过程中，承受了多年的自我怀疑。这些遗漏、偏见与错误，并非某种可以抽象讨论的概念，尽管医生或许愿意如此理解。它们是实实在在的伤害，只是太多时候，没有被看见。

如果机器人医生真的要发挥作用，它不应只是披着白大褂、模仿医生权威的替身，而应促使我们更深入地反思医学究竟为何而存在，又应当服务于谁。关键不在于守住一个职业的边界，而在于重新构想一种实践的形态。

在这样的视角下，真正迫切的问题并不是人工智能是否能够取代医生。支持或反对的证据，很快就会逐步显现。最重要的是，我们是否愿意摆脱那些被神化的观念，正是它们把医学束缚在自身的局限之中。唯有如此，我们才可能真正开始设想，并认真追问：新的体系与流程，是否比我们当下所拥有的，能够更好地服务患者。

译者后记

这篇文章以冷静而克制的笔触，挑战了“医生不可替代”这一长期被默认的观念。作者并未将矛头指向个体医生，而是直指医学体系中由人性、制度与职业利益交织而成的结构性问题。文章最具力量之处，在于它不断把抽象讨论拉回真实生活：误诊、延误治疗、被忽视的患者经验，让是否引入AI不再是技术幻想，而是关乎生命的现实选择。作者提醒我们，真正需要被守护的不是某个职业的尊严，而是医疗能否变得更准确、更及时、更有人性。这种将情感、伦理与结果导向并置的视角，为理解医学的未来提供了难得的清醒与勇气。

原文链接：https://aeon.co/essays/who-should-decide-the-role-of-ai-in-the-future-of-medicine

1.https://qualitysafety.bmj.com/content/33/2/109

2.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00134-001-1129-x

3.https://pmc.ncbi.nlm.nih.gov/articles/PMC1487286/

4.https://aeon.co/essays/science-needs-the-freedom-to-constantly-change-its-mind

5.https://pmc.ncbi.nlm.nih.gov/articles/PMC2794129/

6.https://academic.oup.com/intqhc/article-abstract/27/5/396/2357352?

7.https://aeon.co/essays/what-if-jobs-are-not-the-solution-but-the-problem

8.https://aeon.co/users/ronald-w-dworkin

9.https://www.newstatesman.com/culture/books/book-of-the-day/2025/09/dr-ai-will-see-you-now

10.https://aeon.co/essays/for-an-anaesthesiologist-intuition-stands-between-life-and-de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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