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吉鸿昌传》《冯玉祥日记》《韩复榘史料》《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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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1月24日清晨，北平陆军监狱的天空灰蒙蒙的，寒风刺骨。
一个身材魁梧的中年男子从牢房中走出，他穿着整洁的长衫，腰板挺得笔直。看守们端着枪围了上来，示意他跟着走。这个人没有一丝慌乱，步伐从容，仿佛只是去赴一场早已约定的会面。
走到刑场，行刑官指了指地上准备好的位置，意思很明确。
那人冷笑一声，环顾四周，看到不远处有把椅子，大步走过去搬了过来，端端正正地坐在上面，昂首挺胸面对黑洞洞的枪口。他又提出要求，必须正面行刑，不能从背后开枪。
特务们愣住了，这还是头一回见到临刑前如此镇定的人。有人递上纸笔，他挥笔疾书，在纸上写下四句诗。写完，他把笔一扔，又拾起地上的树枝，在刑场的土地上再次写下同样的诗句。
这个人，就是著名的抗日将领吉鸿昌。他的恩师冯玉祥曾想方设法托人周旋，试图保住这个得意门生的性命。
而手握重兵的山东军阀韩复榘，作为昔日西北军的袍泽兄弟，本有能力出手相助，却选择了沉默。
三年多后的1938年1月24日，韩复榘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面对枪口时，他的表现与吉鸿昌形成了天壤之别。
当特务从背后开枪时，韩复榘甚至没来得及转身，就倒在了血泊中。这三个同出西北军的人物，他们的命运在历史的长河中交织纠缠，最终却走向了截然不同的结局。
【第一节：铁血将军的成长之路】
吉鸿昌，原名吉恒立，字世五，1895年10月18日出生于河南省扶沟县吕潭镇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吉筠亭在镇上开茶馆维持生计，母亲早逝。
为了帮父亲养活一家人，年幼的吉鸿昌经常拾柴禾、拣庄稼，或提篮上街卖烟丝。稍长一些，就在茶馆里帮工。
吉鸿昌从小就是个硬骨头，不肯被人欺负，时常与人打架。每回在外面闯祸，父亲知道后往往抡着扁担追着揍他，所以少年时代的吉鸿昌有个外号叫"扁担楞"。
但父亲虽然不识字，却懂得做人的道理。1931年父亲临终前，留给吉鸿昌一句话："做官即不许发财。"这句话后来被刻在吉筠亭的墓碑上，也成了吉鸿昌一生的准则。
1913年秋天，冯玉祥在河南郾城招兵。不满18岁的吉鸿昌瞒着家里到堰城投军。
他身高一米九六，仪表堂堂，加上吃苦耐劳、作战勇敢，很快就被冯玉祥看中。冯玉祥把他选入模范连受训，不久又调到手枪队，提升为连长。
1917年夏，吉鸿昌参加补助教导大队第二期军官班学习，成绩优异。
此后十余年间，他跟随冯玉祥南征北战，从连长、营长、团长，一路升到旅长、师长、军长。因为作战勇猛，吉鸿昌在军中有个绰号"吉大胆"。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吉鸿昌奉命守卫北平南苑，表现出色。1925年10月，他升任绥远督统署直辖骑兵团团长兼警务处处长。
1926年，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响应北伐，吉鸿昌任第三十六旅旅长，率部参加西安之战，击败围困杨虎城八个月的刘镇华部队，使西安转危为安。
1927年4月，第三十六旅扩编为第十九师，吉鸿昌升任师长。他率部进驻潼关，5月出关占领洛阳，7月3日在巩县附近的黄沙峪夜渡汛期的黄河。
当时黄河正值汛期，水势汹涌，吉鸿昌带头跳入河中，战士们换上缴获的奉军军服，突袭占领了新乡，又克安阳、沁阳等城镇，奉军被打得抱头鼠窜。
吉鸿昌所部作战势如风卷残云，很快稳定了河南局势，第十九师因此被称为"铁军"。
1928年，吉鸿昌任第三十师师长，调防甘肃天水。1929年7月，他进兵宁夏，任宁夏省政府主席兼第十军军长。
在宁夏任上，吉鸿昌整饬军队和吏治，致力于汉回团结，提出"开发大西北"的口号，决心为民兴利除弊。
他在自己的照片上亲笔写下："公正纯洁，为做事而做官，训练民众，使知四权运用，政治注重下层，工作适合一般民众需要。"
【第二节：西北军的兴衰与分裂】
与吉鸿昌同样出身西北军的韩复榘，走的却是另一条路。
韩复榘，1890年出生于河北霸县，幼年曾读过私塾，且颇具才艺。他不仅会吟诗弄文，还爱好多种体育运动，如骑马、游泳、足球和篮球。
后来弃文从武，19岁离家闯关东自谋生路，投效兵营。他以擅长作战并兼通文墨而发迹，在冯玉祥部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师长等职。
1918年至1920年，冯玉祥率第十六混成旅驻军湖南常德期间，手下形成了一批亲信骨干，被戏称为"十三太保"。韩复榘、石友三、孙良诚、孙连仲、刘汝明、佟麟阁等人都在其中。
1918年6月14日，冯玉祥在常德对官兵讲话时说过一句话，大意是这十三个营长跟着他好好干，将来不愁督军当。这话虽是鼓励，却也流传开来，"十三太保"的称呼就此叫响。
1926年冯玉祥五原誓师响应北伐后，西北军势力迅速扩张。1927年，韩复榘任第二集团军第六军军长，后升任第三方面军总指挥，成为独当一面的大将。
到1928年北伐成功时，西北军已扩张到四十多万人，从青海、甘肃、宁夏到陕西、河南、山东，整个黄河流域几乎都在西北军控制之下。这一年，应该算是冯玉祥政治生涯的巅峰时期。
但巅峰之后，往往就是下坡路。西北军集团内部的矛盾早已暗流涌动。
冯玉祥治军以严厉著称，早年提倡军中不可贪财、不可娶妻，军风一度清正。但他从未将手下视为"将才"，而是当作"家人"。军中制度犹如家长制，训斥、处罚、羞辱皆成日常。
许多将领对他既敬且惧，却无法形成健康的上下互动关系。
韩复榘就曾多次在公开场合受到冯玉祥训斥。有一次因为娶了说唱艺人纪甘青做姨太太，又抽烟喝酒，被冯玉祥当众批评，让他很难堪。
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冯玉祥训斥部下，就像过去父亲训斥儿子一样，毫不顾及对方感受，管你是省主席还是方面军司令，在他看来都是自己带出来的小辈，打骂全凭心情。
1928年北伐后，冯玉祥本想任命韩复榘为河南省主席，但又改变主意，先后物色了薛笃弼、鹿钟麟、邓哲熙。
韩复榘望穿秋水，总轮不到他。河南没戏，他又想要山东，但冯玉祥任命的是孙良诚。韩复榘心中积怨越来越深。
1929年，蒋介石与冯玉祥因裁军问题产生矛盾。蒋介石敏锐地察觉到西北军内部的不和，开始实施分化策略。他先派人到孝感，以劳军为名，送给韩复榘一笔巨款。
接着又请韩复榘到武汉，给予极高礼遇，开口常胜将军，闭口向方老弟，宋美龄还亲自给韩复榘夹菜，临走时又给了一笔钱，殷勤备至。
相比之下，冯玉祥对韩复榘的态度却是动辄训斥。
韩复榘后来对部下说过，蒋介石和宋美龄对他很热情，称他为北方常胜将军，可是在冯玉祥跟前，不是被训斥就是挨骂，如同父亲对儿子一般。
1929年5月，冯玉祥在陕西华阴召开军事会议，策划反蒋，并决定将山东、河南的西北军撤到潼关以西。
韩复榘认为陕甘贫瘠，连年大旱，老百姓都没吃的，根本养不活这么多大军，提出反对意见。
冯玉祥在军中向来说一不二，见韩复榘居然敢唱反调，当即震怒，呵斥他滚出去，在墙根下罚站。冯玉祥还觉得不解气，又跑过去给了韩复榘一记耳光。
这一记耳光，彻底打碎了韩复榘对冯玉祥的最后一丝忠诚。会后，韩复榘在返回的路上遇见刘汝明，谈及会议情况时，泪眼汪汪地说要开小差不干了。
不久，韩复榘趁部队西撤调动之机，率领第二十师东进，投靠了蒋介石。1929年5月22日，韩复榘与石友三联合通电拥蒋叛冯。冯玉祥随即被开除党籍，被迫前往山西。西北军开始分崩离析。
【第三节：中原大战与察哈尔抗日】
1930年4月，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这场战争规模空前，参战兵力超过百万。
战争初期，吉鸿昌奉命率部从宁夏出潼关，参加讨蒋大战。他率领的西北军作战勇猛，5月底在陇海铁路正面击败蒋军。
西北军使用铁甲车队，让中央军损失惨重。双方在民权、野鸡岗一带相互僵持，激战超过一个月。
韩复榘虽然已经投靠蒋介石，但念旧情，不肯与冯玉祥旧部兵戎相见。蒋介石准其所请，调韩复榘入鲁抵御晋军阎锡山部。
9月，中原大战以冯玉祥、阎锡山惨败而结束。冯玉祥下野，西北军彻底解体。
吉鸿昌为了保存实力，接受蒋介石改编，就任第二十二路军总指挥兼第三十师师长。不久，他被派往河南潢川、光山一带。韩复榘则战后出任山东省政府主席。
1930年底，吉鸿昌被命令进攻鄂豫皖根据地。他不愿打内战，对攻打红军消极、反感。
1931年夏，他试图策动部下起义，但因特务告发，计划失败。8月，吉鸿昌被解除兵权，强令"出国考察"。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吉鸿昌在国外听闻消息，坚决要求回国抗战，却被拒绝。他含泪出国游历。在欧美期间，吉鸿昌多次发表抗日演说，号召海外侨胞"用热血拥护祖国"。
1932年初，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吉鸿昌冲破重重阻力回到国内。他先到湖北宋埠，试图策动旧部第三十师起义，但在特务破坏下失败。
在人身安全悬于一线之际，吉鸿昌临危不惧，集合起一团官兵，带领他们投奔鄂豫皖苏区。途中遭到围追堵截，最终只有少数人抵达。
在鄂豫皖苏区住了十余日后，组织派人护送吉鸿昌前往上海。他接受了新的任务：回北方进行革命活动。
1932年秋，37岁的吉鸿昌在天津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一笔党费就交了六万大洋——这是他变卖家产所得。
1933年初，日军占领热河，并向察哈尔进犯。在这民族危亡的时刻，吉鸿昌赴泰山联络冯玉祥，动员他出山组织武装抗日。
冯玉祥此时已下野多年。中原大战失败后，西北军解体，冯玉祥失去了军权。
韩复榘不计前嫌，将冯玉祥接到泰山居住，并每月提供九千元生活费。这笔费用从韩复榘个人的"特别开支"中支付。冯玉祥在泰山一住就是两三年。
听到吉鸿昌抗日的来意，年过半百的冯玉祥心中激荡。他决定响应号召。
1933年5月26日，在张家口，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宣告成立。冯玉祥任总司令，方振武任前敌总司令，吉鸿昌任第二军军长兼前敌总指挥。
吉鸿昌变卖家产，将所得六万元充作军需。同盟军从几千人迅速扩展至十几万人，包括东北抗日义勇军、热河抗日民军、察哈尔自卫军以及冯玉祥旧部等五部分力量。
6月20日，冯玉祥任命吉鸿昌为北路军前敌总指挥。吉鸿昌率部向日伪军发动进攻。
6月22日到7月1日，同盟军相继收复康保、宝昌、沽源三县。7月7日深夜，吉鸿昌指挥部队分路向多伦发动进攻。
多伦是察东重镇，既是冀、察、蒙之间的交通枢纽，又是塞外商业中心和军事要地。经过五天激战，7月12日，多伦城收复。
察东四县全部回到中国军队手中，这是"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军队首次从日伪军手中收复失地。
消息传出，举国振奋。各地救国团体纷纷来电祝贺，并组织慰问团到多伦慰问抗日部队。平津各大报纸均在头版头条刊登收复多伦的消息。
多伦农民组织了五千多人的武装自卫力量，参加战斗。蔚县、宣化等地的人民积极运粮、募捐、慰劳同盟军。
然而，当局对同盟军的抗日行动并不支持，反而反诬同盟军破坏"国策"。
7月下旬开始，何应钦奉令指挥十六个师逼近察哈尔。同时，日军也调集关东军兵力准备反扑。同盟军陷入内外夹击的困境。
在日军和当局军队的双重压力下，同盟军内部开始动摇。8月初，部分东北义勇军部队首先表示归附当局。冯玉祥被迫于8月2日发表声明，表示不愿内战。
8月3日，他宣布取消同盟军司令头衔。8月5日，冯玉祥通电全国解散抗日同盟军，将政权交给宋哲元接收。8月14日，冯玉祥黯然离开张家口，返回泰山。
吉鸿昌和方振武不愿放弃，继续率部抗战。但同盟军此时已分崩离析，主力被收编，只剩下一万五千人左右。8月15日夜，多伦失陷。
9月，吉鸿昌与方振武整编队伍，改称"抗日讨贼军"，转战于冀察各地。10月中旬，他们在北平附近遭到多方夹击，激战十余日，伤亡惨重，弹尽粮绝。
察哈尔抗日彻底失败。吉鸿昌潜回天津，继续从事抗日活动。1934年5月，他参与组织"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被推选为主任委员。
参加的还有冯玉祥、李济深、方振武、任应岐等人。吉鸿昌在家中设立秘密印刷所，出版机关刊物《民族战旗》。他在天津法租界霞飞路40号的家，成了党组织的地下联络站。
当局对吉鸿昌的活动早有察觉。1934年8、9月间，派往安徽进行工作的人员被捕，暴露了吉鸿昌在天津的活动。特务们组织了专门的暗杀小组，对吉鸿昌实施严密监视。
11月9日晚，吉鸿昌在天津法租界国民饭店二楼四十五号房间与任应岐、刘少南、李干三秘密开会。
特务突然闯入开枪，刘少南当场中弹身亡，吉鸿昌右肩中枪受伤，被天津法租界工部局逮捕。11月14日，工部局将吉鸿昌引渡到北平军分会，关押在炮局胡同的北平陆军监狱。
消息传出后，许多人为吉鸿昌呼吁。党组织也多方设法营救。在武汉的冯玉祥听闻消息，心急如焚。他连夜托人四处奔走，试图通过旧日关系网保住这个当年最勇敢的学生。
冯玉祥派人送信送钱，低声恳求各方施以援手。然而，所有的求情信件都石沉大海，所有的金钱都打了水漂。
远在济南的韩复榘也收到了消息。作为昔日西北军的同袍，韩复榘与吉鸿昌曾经并肩作战多年。
更重要的是，韩复榘当时手握重兵，在华北地区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冯玉祥曾专门派人给韩复榘送去密信，言辞恳切地请求他出面周旋，哪怕只是说句话也好。
韩复榘收到信后，在书房里站了很久。他的参谋劝他至少表个态，毕竟是旧日袍泽。但韩复榘最终摇了摇头，把信烧掉了。
他对手下人说，如今各人顾各人，他不想惹火烧身。从那天起，韩复榘再也没有提过吉鸿昌的名字，仿佛这个人从未存在过。
11月23日，军法会审以"叛党罪"和"叛国罪"判处吉鸿昌死刑。冯玉祥得知判决结果，整夜未眠。他本想亲自前往北平，但被人劝住了，说去了也无济于事。
11月24日凌晨，行刑的命令下达。当最后的消息传来时，冯玉祥手中的茶杯掉在地上摔得粉碎，而远在济南的韩复榘，正在督办公署里批阅文件，对这一切充耳不闻。
然而，韩复榘万万没想到，他当日的冷漠与见死不救，最终会成为他自己走向绝路的开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