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撞人族”把低成本犯罪当情绪出口

本报驻日本特约记者 王 军 林雪原

编者的话：过去，中国互联网上流传过不少所谓的日本“神话”——“治安神话”“高秩序神话”“工匠精神神话”“一亿总中产神话”……这些标签曾代表着不少人对日本的想象。然而，近年来日本社会自身暴露出的一系列问题，正揭开这些“神话”的外衣，露出日本社会更加复杂、极具破坏力，甚至乱象丛生、充斥隐瞒欺骗的底色。从今天起，《环球时报》将陆续推出“多重乱象下的日本”系列文章，逐一拆解日本所谓“神话”的矛盾之处，并讲述这些标签背后的真实故事。

前不久，《环球时报》驻日本特约记者在东京大冢站等电车时，遇到了“撞人族”。那是一位身材高大的男人，车门打开时，站台上颇为拥挤，他突然从车厢内冲出来，径直朝记者撞来，还好记者及时闪躲。

这种现象已不是个例。日本一项面向2万多人的网络调查显示，有14%的受访者曾被故意撞击过，另有6%曾目击此类行为，还有5%的受访者同时选择了两个选项。这就意味着，有接近1/4的日本受访者直接或间接遇到过“撞人族”。中国驻日大使馆本月早些时候也已就此现象发布安全提醒。

“撞人族”究竟是一群怎样的人？他们这么做出于怎样的心理？《环球时报》驻日本特约记者近日对这些问题进行调查后了解到，事实上，日本“撞人族”实施此类难以界定程度的袭击行为，正是因为大城市拥挤和所谓的“高秩序社会”给了他们掩护，也让我们看到，日本“高秩序神话”潜藏内在压抑，那些不被社会允许、包容的负面情绪，正通过低成本犯罪找到出口。

特意选择“不易产生后果”的目标

在日语里，“撞人族”一词并非最近才有。早在2018年，日本中年男子在东京新宿站连续恶意冲撞女性的视频就曾广泛流传，让公众第一次注意到这种现象。

起初，施暴者多为中年男性，他们冲撞的目标以女性、老人、儿童、残疾人等弱势群体为主。而近年来，随着生活成本攀升、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社会压力加大、排外情绪高涨，退休人员、压力大的年轻人、女性施暴者也开始出现。被攻击目标也扩展到外国游客，施暴者默认游客语言不通、对日本法律生疏且归国在即，不会选择报警。此外，注意力分散者，比如正在操作手机、拍照留念或神情迷茫寻找路标的人，也频繁成为目标。今年2月底，一名来自中国台湾的小女孩在东京涩谷十字路口拍照时，被一名日本女子冲撞后摔倒在地。女孩母亲拍摄的画面显示，这个戴着口罩的女子先以肘部撞击一名男性路人，随后又撞向小女孩。

类似的事件接二连三进入公众视野，其中不乏造成严重后果的案例。比如，2024年4月，东京田町站曾发生一女子被撞后肋骨骨折的事件。2025年5月，福冈县一名59岁的大学副教授因涉嫌多次故意用书包击打他人被警方逮捕。

《环球时报》驻日本特约记者身边遭遇过“撞人族”的人远比想象中的多。她们都是年龄在20至40岁之间、体型相对瘦小的女性，当时的情形都是“被迎面撞上”，并且对方在撞人后迅速混入人群离开，很难进行追责。其中4位受访者明确表示，施暴者是中年男性。还有一位女性在出站后被一名背双肩包的中年女性用力撞击，对方甚至在和她擦身而过时故意带有情绪地“哼”了一声。

日媒报道分析说，恶意撞人行为虽然明显带有攻击性，但如果没有造成严重后果，则只是狡猾地停留在合法与违法的边界上。

相比言语冲突或直接动手，撞人行为更易操作且犯罪成本更低。从撞人地点来看，这类行为多发生在东京、大阪等大城市的地铁站、换乘通道、车站出入口等人流密集区域，人群走向错综复杂，很难避免身体接触，这也为“撞人族”提供了天然掩护。撞人不需要言语，不形成持续对抗，往往在一瞬间完成，也很难留下证据。即便有监控画面，也不足以据此判断撞人者的主观意图，因此难以追究责任。

多年来，“撞人族”和被撞目标的身份已发生变化，但这些变化并未改变撞人行为的基本逻辑：无论被撞者是女性、学生，还是语言不通的外国游客，其共同特征都是相对缺乏反击和维权能力。“撞人族”依然在特意选择“不易产生后果”的目标。在前文提到的网络调查中，多数受害者也的确选择了“不采取任何行动”或“迅速离开”，报警比例极低。

“对外国人要求苛刻，日常生活氛围紧张”

外国游客在日本街头受到“撞人族”袭击，其背景是日本极右翼思潮的涌动以及社会排外情绪的高涨。近几年，日本入境游逐步恢复，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人口结构的变化也使得日本加速引进外国劳工。但与此同时，日本的外国人政策设计却相对滞后，沟通融合机制的缺失导致国民对移民的误解偏见加深。尤其在“不给人添麻烦”的日本社会氛围下，外国人“不遵守规则”“给他人带来困扰”的行为往往给日本民众带来更大反感。

据《产经新闻》报道，3月22日，在日本埼玉县一处公园举行的库尔德人节日庆祝活动中，一名长期批评当地库尔德社群的议员现身，导致现场一度陷入骚动。该活动由埼玉县川口市的库尔德人团体“日本库尔德文化协会”主办，居住在川口市周边的约1500名库尔德人身着民族服饰、手拉着手，伴随民族音乐起舞。在活动现场，埼玉县户田市议员河合悠祐遭到殴打，相关影像被上传到社交媒体平台。这位议员曾发表过“库尔德人的犯罪率是日本人的20倍”等言论。而针对这一事件，日本网民的评论大多是呼吁要加强对外国人的管理，对做出不法行为的外国人予以管制甚至驱逐。

在埼玉县东南部的川口市和蕨市，居住着约2000名库尔德人。在埼玉县川口市生活了20多年的华人告诉《环球时报》特约记者：“在川口市，尤其是芝园团地一带，有相当规模的库尔德人社区。近几年出现了不少围绕库尔德人的争议，从激烈的网络舆论对抗，到日本人组织的排外抗议活动，再到社区内围绕治安、垃圾处理、噪音等问题针对库尔德人的投诉。此外，川口地区还住着许多来自其他国家的人，如中国人、越南人、菲律宾人等。各种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相互碰撞，加之在生活习惯、社会秩序方面，日本人对外国人要求苛刻，日常生活氛围紧张。”

情绪过度压抑而扭曲释放

“撞人族”也是一面折射日本社会压力与部分人心理失衡的镜子。据记者了解，在日本车站里时常能看到禁止行人看手机的标语，有不少“撞人族”就会趁机把“对社会规则和秩序的维护”当作攻击的借口。他们辩称，以撞击的方式对看手机的人或逆着人流行进的人“略施惩戒”，这种行为“没有不妥”。

日本犯罪心理学学者、东洋大学教授桐生正幸指出，撞人行为往往不针对具体个体，而更接近于迁怒——在社会竞争加剧、个体挫败感上升的背景下，一部分人会将愤怒情绪发泄到陌生人身上。日本厚生劳动省发布的《劳动安全卫生调查》显示，2023年有68.3%的劳动者表示在工作中感到强烈压力。这一数字长期处于高位，意味着压力已是多数日本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环球时报》特约记者的亲身感受是，在日本生活久了，会发现这里的社会宽容度极低，很容易就会因为不符合集体价值观或某些共性而被视为“异己”。因此，大多数人都小心谨慎，从日常穿着、发型化妆，到邻里及职场的相处方式，尽量不触碰“雷区”。记者的朋友参加孩子的入学和毕业典礼时，穿戴都经过仔细考量且尽可能保持与其他家长的一致性，甚至要考虑项链的长度和材质，以及手提袋的样式。

另一个事例是，记者的朋友所在日企招聘了一名30岁左右的日本女性做兼职文员，由于那位女士身上体味很重，办公室同事集体表现出嫌弃，比如故意戴手套接她递来的文件，把除臭剂放在办公桌上，甚至戴着口罩上班。一周后，人事部门因接到多次投诉，决定解雇那名文员。朋友说，她观察到那名文员每天上班都会把两个很大的书包塞进更衣柜，很可能是经济窘迫导致居无定所，因此会有体味。人事部门并未试图了解原因并提供帮助，仅因为她没有满足大家认可的洁净度就将她开除，实在是一件悲哀的事情。

日本武藏野大学教授前野隆司在相关报告中指出，日本存在“经济水平与主观幸福感不一致”的问题。换言之，在物质条件较充足的情况下，个体对生活的掌控感与心理满足感并未同步提升。日本立教大学社会学教授浅野智彦分析说，日本社会长期强调维持关系稳定与避免冲突，使得个体在表达不满时更趋于克制。很多情绪无法通过公开沟通释放，而是被压抑在心中。

被压抑的情绪不会消失，而会以其他形式爆发出来——可能是低成本犯罪，也可能是彻底逃避，切断个人与社会的联系。根据日本内阁府2023年公布的最新数据，15至64岁的日本人中，有约146万的“蛰居族”。“蛰居族”是指因心理或社会原因，长期回避社会参与，连续6个月以上不出门的人。而146万这个数字意味着，每50个日本人里就有一个人处于蛰居状态。日本长期将“蛰居族”视为重要社会问题，该现象自上世纪90年代起显现出来，并在日本长期经济停滞与就业结构变化中不断加剧。《朝日新闻》等日媒分析说，“蛰居族”往往因升学受挫、人际关系压力或职场失败而选择退回家庭空间，形成长期孤立状态。

更严重时，压抑情绪的爆发还可能带来自我毁灭。日本铁路系统的数据显示，卧轨自杀事件的高发时段集中在周一早高峰，其次是工作日晚间。这些时间点往往对应通勤压力与工作负荷最为集中的时段。有在日留学生告诉记者，自己曾遇到过车站广播通报“由于人身事故”导致电车晚点，而这意味着有卧轨事件发生。

‍从“撞人族”、排外活动，到“蛰居族”甚至卧轨自杀，这些看似分散的社会现象，共同折射出日本社会更深层次的复杂矛盾。日本社会长期强调所谓“不给人添麻烦”，使许多人在承受压力时倾向于自我消化，而非寻求外部帮助，个体与社会的连接越发减弱。所谓“高秩序社会”和察言观色到“读空气”的职场文化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无形约束，使个体难以表达真实情绪。有观点指出，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不仅体现在繁华的街道和整洁的环境上，更体现在普通人之间的善意与尊重上。唯有打破情绪过度压抑的闭环，疏解社会底层的压力，才能真正回归社会文明与安全的本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