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帝的精明，既给了明朝太监王承恩最高殊荣，也没有令名器泛滥

顺治十七年（1660年）七月，清世祖顺治帝命大学士李霨撰明死节太监王承恩碑文，表于其墓。

“文曰：上御极十有六载，德泽普洽，民物康和，文武恬熙，内外宁谧，爰以农隙，举巡狩之礼，时维仲冬，驾发南苑，越信宿，驻跸玉泉之麓，以道出昌平，有明诸陵在焉，特降德音致祭，遂饬有司，先期蒇事。

初，上念明庄烈愍皇帝励精遘乱，亡国非辜，业为建碑陵寝。迨车驾莅止，营于昌平之北，即日诣其地，瞻眺致敬，为感恻者久之。

顾见陵侧有邱，岿然，为明故司礼监太监王承恩墓盖，盖殉帝于万岁山者也。上悯其忠义，随命扈从学士豆麻勒吉酹酒于其前，洎旋行在，复敕臣霨撰述其事，碑于墓道。

臣闻维皇降衷，五常之性，不择人而具，故运有盛衰，而气无厚薄。当其盛也，则有攀鳞附翼者，若而人乘势奋庸，以著一代开基之烈。当其衰也，则有仗节赴义者若而人，见危授命，以酬祖宗养士之恩。盖伦常之重，不可一日亡于天下，必有负荷之者，而后人心不死。

然而舍生取义之事，难言之矣。疑畏牵于中，祸患怵于外，理欲之几，间不容发，故曰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非死之难，处，死之为难也。

粤稽往古，节烈之士，昭然方策者，类皆戴縰垂缨，析圭儋爵，膺军国之重寄，负当世之盛名，不幸变起仓卒，非一死不足谢责，乃疾风劲草，犹未敢云数数见也。

至于中官之设，任不逾掖庭之近，职不越侍从之恒，虽云食禄王朝，而士君子所以责望之者，则与外臣有间。故载籍所传，中官之贤者，公忠勤恪，如巷伯、管苏、吕强、张承业之流，代不乏人，而独无以殉节著者，诚不敢过求之耳。在昔崇祯甲申之变，大盗煽乱，海宇土崩，庄烈愍皇帝孤立于上，封疆大吏，望风而靡，在廷之臣，泄泄罔觉。及贼薄都城，陷不旋踵，帝执国君死社稷之义，赴万岁山上宾，举朝文武，兽惊鱼淰，奔迫涂穷。

惟王君分属亲臣，情深恋主，当柱倾维裂，白刃切肤之际，而近侍之职，跬步不舍，自经帝侧，视死如归。一时外廷臣子，慷慨捐躯者，虽亦有人，而宫闱势隔，弗遂号弓，以视王君从容得所，盖有憾焉。

其他或屈膝贼庭，殒身搒掠，而诡云死难；或倾家纳赂，冀赎余生，而卒以不免一死，同也，其于王君，奚翅薰莸之异哉！鸣呼！中官殉国，推为千古一人，洵无愧矣。

明末死节诸臣，久荷皇上锡谥追褒，独王君虽蒙赐窆，幽光尚郁。乃兹值銮舆亲幸，眷顾垂慈，既命侍臣奠以清醑，复令墓道表以贞珉，慰忠魂而树风教，九原有知，王君必首感泣以承矣。

虽然，王君节固奇伟，非遇我皇上如天之度，浩荡之恩，则亦世远迹湮，草木同腐。是其生前之建立既难，而身后遭逢尤为不易，诚贤者之希遘也。抑臣窃见从来宽仁之主，加惠胜国者，未有如我皇上之殷且厚也。

弓剑所藏，感兴旷世，方敕宗伯荐以馨香，旋命同空葺其倾圯，樵苏永禁，守护加严。悯英君厄运之相值，而因以及其从死之臣。天语谆谆，俾获不朽，深仁广泽，有加无已。唐虞三代以还，颁扬君德者，莫能髣髴万一。

臣承乏扈跸，载笔是司，被命属词，欣悚交集，不敢以芜陋诿，敬述梗槩，表往代之忠贞，纪熙朝之盛事，用昭我皇上劝忠之至意云。”

顺治帝个人对王承恩的评价：

“命立故明殉难太监王承恩碑文曰：朕尝考诸史册，见夫忠臣烈士，身殉国难，名炳千载，未尝不掩卷三叹也。虽忠义之性，命之于天，人人可以自尽，然当变乱之际，利害动于中，祸患怵于外，依违瞻顾，多不能引决，求夫风雨不渝其常，霜雪不易其操者，盖难之矣。

若夫掖廷之中，貂珥之列，或恪恭著美，或勤慎流徽，若汉之吕强，唐之张承业，亦可谓贤矣。至于国家多难，秉志不移，忠诚贯于金石，气节昭于日星，尤足以激末流而挽颓俗。

如明司礼监太监王承恩者，有可纪焉。当明季寇讧，海内鼎沸，庄烈愍皇帝励精图治，宵旰焦心，原非失德之主，良由有君无臣，孤立于上，将帅拥兵而不战，文吏噂沓而营私，致群盗纵横，不能奏绩。逮逆渠犯阙，国势莫支，帝遂捐生以殉社稷。而一时戴縰垂缨之士，在平时则背公树党，遇难则苟且偷生，言之可为太息。

唯有范景文等十九人，无愧臣节，业赐谥致祭，以旌其忠。然多士盈庭，能赴义捐躯者，盖不多见。

独承恩目击艰危，从容就义，从死愍帝之旁，其岳岳之风节，即古之忠臣烈士，何以加焉！既乃托体山阿，瘗骸林麓，永近园陵，常依隧道，可谓式慰幽灵，用绥贞魄者矣。

朕自践祚以来，斟酌前代之典章，每于有明，用深嘉叹。其列代山陵，近在畿辅，向令永禁樵采，守护维严。于顺治十六年，因冬狩，驻跸昌平，睹胜国之松楸，感废邱之霜露，周览诸陵，恻焉久之。

爰至思陵，念愍皇帝精勤遘乱，亡国非辜，躬奠椒浆，尤增悯泣。顾见陵侧有土一抔，即承恩墓也，特命从臣酹酒焉。迩者时当省敛，展軨宵驾，载履明代诸陵，拜陈醑醴，复徘徊于思陵之旁，抚荒墟而洒涕，沥旨酒而痛心，念兹从死之臣，弥兴节义之感，爰手一巵，命大臣拜奠基墓，以劝忠也。

谥法：危身奉上，险不辞难曰忠。故忠君爱国，庸人每未之逮。贞烈之士，毅然行之，使百世之下，闻而兴起者，慕义无穷也。矧承恩趋侍宫掖，出入禁闱，其责任不系乎封疆，名位不同乎公辅，而独能视死如归，岂非较然不欺其志者哉？

以视世之读书明大义，负重名者，变故当前，依阿淟涊，幸免旦夕，其为人贤不肖又何如也？用是勒之贞珉，使尽忠者以为劝，不忠者以为戒，且以告夫天下万世之为人臣者。”

上引《清世祖实录》。

清朝官方和顺治帝对于王承恩的评价很高，可以说是高到无以复加，给予了他明清两朝太监中的最高待遇，之所以如此，不是真对王承恩的殉国行为钦佩，毕竟王承恩是明朝的太监，跟随的是崇祯帝，跟清朝并没有什么关系。

更何况明、清战争延续几十年，双方的历史恩怨背景比较复杂，虽然有李自成突然消灭明朝来“横插一脚”，但彼此看对方不顺眼是常态，所以夸赞王承恩，主要是要以此树立一个尽忠榜样，说白了还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服务。

而且王承恩还有一层特殊的身份，那就是他是太监，这样一来，更是值得官方夸赞，毕竟皇帝身边的太监，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皇帝的最后一道保护，因此劝太监尽忠还是十分有必要的。

同时大力夸赞王承恩的成本很低，因为王承恩已经死了，而且是一个太监，想树立他作为榜样，成本很低的，也就是说说好话，再修一个碑的事情，而且破例让他葬在崇祯帝附近，就已经是天大的殊荣，不用再花钱提高坟墓规格什么的。

不像崇祯帝那样，清朝想用崇祯帝的身后待遇来抬高自己，来显示自己大义，就得给他修帝陵，虽然崇祯帝的思陵修的很寒碜，但再怎么说也是帝陵，也是需要出不少钱的。

至于给王承恩上谥号这个明清两朝太监中唯一的最高待遇，也不存在是开了不好的先例，是滥用名器，因为王承恩的成就是陪着末代皇帝崇祯帝一起殉国，清朝即使真有太监达到这个成就，那说明清朝都亡国了，那样后朝给不给殉国太监谥号，那就是后朝的事情了，跟清朝没有关系了。

也就是说这个特殊待遇背后的顶级要求，在清朝存在期间根本不可能有太监会完成，所以就不存在是开了不好的先例，是滥用名器，由此可见顺治帝的精明，以明朝殉国太监王承恩来劝世人忠君，用最小的成本完成了最大的宣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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