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方主场，新加坡语出惊人：美国不是霸权，取消五常一票否决权

3月20日，第八届国际战略与安全论坛在万众瞩目中拉开帷幕，这场汇聚全球政要、学者与智库精英的思想盛事，正围绕“全球秩序的转折”这一宏大命题展开深度交锋。

在纷繁宏大的论述洪流中，新加坡巡回大使陈庆珠的发言如一道锐利光束，穿透表层修辞，直抵机制症结——坦率、清醒，且毫无保留。

她未作铺垫，未用隐喻，而是以近乎外科手术般的精准，将聚光灯打向那个长期被默认却极少被公开解剖的制度核心：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所拥有的“一票否决权”。

这席话，不只是个人见解，更是为数十个缺乏话语权、却始终坚守多边主义信念的中小国家发出了沉甸甸的集体心声。

当“拳头大”成了“道理”

陈庆珠的剖析逻辑清晰、层层递进，直指安理会运行失灵的结构性根源。

她强调，安理会改革已非“是否必要”的讨论题，而是“刻不容缓”的行动令。

回溯历史，五常手中的否决权本是战后秩序设计者为防范大国直接对抗而设置的“危机熔断机制”，初衷在于维系基本稳定。

但现实却悄然逆转——这项原本用于止血的“安全阀”，如今频频成为阻断正义响应、延宕人道干预的“程序锁链”。

她揭示了一个令人难堪却无法回避的悖论：若冲突制造者或严重侵权方，恰恰就是手握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之一，那么安理会连发出一份有实质约束力的谴责决议都寸步难行，整个决策体系便陷入功能性休克。

翻阅近年全球热点：东欧持续燃烧的战场、中东反复撕裂的人道断层线，无不反复上演着同一幕——一份凝聚共识的草案提交至安理会，某常任理事国基于地缘考量或盟友庇护，单方面投下否决票，随之而来的是漫长僵持、妥协退让，最终只留下空洞声明与失效承诺。

长此以往，国际社会岂非悄然滑向弱肉强食的原始丛林？规则让位于实力，程序屈从于立场，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便成了一句飘渺空谈。

这对资源有限、法治基础薄弱、亟需制度性保护的中小国家而言，不单是外交挫折，更构成生存层面的战略风险。

陈庆珠郑重提醒：若此类机制性失信持续累积，各国对联合国整体架构的信任赤字将加速扩大，直至触达临界点。

届时，部分国家或将转向封闭式区域联盟寻求庇护，另一些则被迫在大国之间做出高风险站队，以换取短期安全或经济准入——一旦如此，联合国作为全球治理中枢的合法性与有效性，便真正走向名存实亡。

因此，她提出一项具建设性的制度修正路径：审慎评估并逐步限制否决权的适用范围，探索引入“加权多数决”“紧急人道例外条款”等更具响应力的表决机制。

具体而言，在涉及大规模暴行、系统性种族清洗、公然跨境军事侵略等极端情形时，涉事常任理事国应依法自动丧失表决资格，其否决权须被临时中止，确保安理会能及时履行《联合国宪章》赋予的核心使命。

此举并非削弱大国地位，而是重申一条根本原则：权力愈大，责任愈重；特权不可脱离义务而存在。

不贴标签，但正视现实

谈及当今最具影响力的单一行为体——美国，陈庆珠展现出新加坡外交一贯的冷静理性与高度分寸感。

面对“美国是否构成军事单极霸权”的尖锐提问，她并未落入概念辩论陷阱，亦未给出价值判断式回应。

她的回应意味深长：“您描述的现象确有其客观依据，但我更倾向将其视为一种需要被理解、被纳入计算的现实变量。”

这种表述方式，巧妙绕开了意识形态化标签，为后续务实对话预留了充分弹性空间。

但回避定性不等于回避事实。她明确指出：美国所拥有的全球投送能力、前沿基地网络及技术代差优势，使其具备远超他国的单边行动自由度，这种不对称能力天然引发周边国家乃至全球伙伴的战略疑虑。

真正引发普遍不安的，并非美国力量本身，而是现行国际法框架与多边机制中，尚无一套成熟、公认、可操作的规范体系，能够有效框定、引导并约束这种超级力量的使用边界。

而本应发挥制衡功能的安理会否决机制，在实践中却常被转化为大国维护自身政策回旋余地的“制度盾牌”。

她特别点出美国近年来在亚太地区推动构建的一系列排他性双边与小多边安全架构。

这些机制虽冠以“印太”“韧性”之名，实则加剧了区域阵营化趋势，无形中侵蚀了东盟主导的开放包容型合作范式多年积累的互信成果。

对新加坡这样高度依赖马六甲海峡通行安全、全球供应链稳定与数字贸易畅通的小型开放经济体而言，任何可能扰动海上通道秩序或诱发区域性军备竞赛的动向，均属关乎国家存续的根本性挑战。

由此观之，她对美国角色的立体化解读，始终锚定中小国家的切身利益坐标——呼吁超级大国回归多边主义主渠道，以责任意识替代特权思维，共同培育一个更具可预期性、更低系统性风险的发展环境。

中小国家的焦虑与选择

陈庆珠的整场发言，本质是一份关于全球权力格局变迁的中小国家生存白皮书。

她指出，世界正经历一场深刻而不平衡的多极化进程：它既非简单的“两极终结”，亦非均质化的“五极并立”，而是一个以美国为综合实力锚点、多个新兴力量中心加速成长、规则真空与制度竞争同步加剧的过渡时代。

在此背景下，中小国家面临双重张力：一方面，旧有秩序提供的确定性正在消退；另一方面，新规则体系的成型仍需时日，中间地带充满不确定性。

从能源市场剧烈波动到关键矿产供应链重组，从数字治理标准博弈到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叙事争夺，大国战略互动的涟漪，正以前所未有的广度与强度冲击着中小国家的日常运转与发展节奏。

然而，陈庆珠更强调其中蕴含的战略窗口期。她认为，“去中心化”的世界格局，反而为中等强国释放出前所未有的政策自主空间与议题塑造能力。

她将中小国家的新定位形象概括为“全球政治生态中的敏捷创业者”——这意味着必须打破路径依赖，拒绝单一押注，转而构建多元、分层、动态演进的对外关系组合。

即：在气候变化议题上深化与欧盟的技术协作，在数字经济规则制定中加强与东盟伙伴的标准对接，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领域拓展与新兴市场国家的务实合作——通过问题导向的精准嵌入，实现风险分散与价值最大化。

陈庆珠在北京的这场演讲，正是新加坡数十年来“不选边、不站队、不依附”务实外交哲学的集中体现：头脑清醒，底线清晰，所有策略选择皆服务于国家核心利益的可持续保障。

其观点之所以引发广泛共鸣，正因为它是从真实处境出发的真诚表达，映照出全球绝大多数中小国家在变局中的共同困惑、共同诉求与共同期待。

在人类秩序重构的历史性十字路口，这位来自“世界十字路口”国家的资深外交家，不仅发出了对制度特权的清醒叩问，更以建设性方案承载起对更加公正、更具韧性、更富包容性的全球未来的深切守望。

信息来源：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 2026-03-20——CISS成功举办第八届国际战略与安全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