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伪政权的最后一年（三）

汪伪政权的最后一年（三）

文/司马戡

我本将“心向重庆”

汪精卫是国民党的创始人之一，是孙中山政治遗嘱的执笔人，也被视为孙氏衣钵的继承者。纵使他在民族抗战之际选择与日本人合作，投敌组织伪南京政府，抛出一篇篇“和平建国”的说辞，仍然对追随者有一定的影响力和迷惑性。即便穷途末路之际，也是一批大小汉奸用以自我安慰的精神偶像。

但陈公博、周佛海截然不同，他们是缺乏个人魅力与传奇色彩的文人，是借着国民大革命东风登上显赫位置的投机政客，不过是因为汪精卫的信任，得以获得接班人位置，并没有扭转乾坤的本事。他们也颇具自知之明，知道汪伪政府这场闹剧已经唱到最后一折，打从代行汪精卫的职务开始，便是一副裱糊粉饰的做派。

与其如此，为何不直接宣布解散汪伪政权？陈公博的回答是 “南京政府不是我一个人主张就可以解散的，立刻解散一定会受到日本的胁害，同时也没有别的机关可以维持治安，我仍旧对不起国家，仍旧不能达到中国顺利统一的理想”。

大道理之下，是简单的个人原因，身家性命没有稳妥安全的出路，既怕在日本人这边失了身价，又怕在重庆那边卖不出好价格。于是，一幕幕“共存共荣”的歹戏，还要继续拖棚下去，只是味道有了变化。

1944年11月20日，陈公博在汪精卫停灵的大礼堂，宣誓就任伪国民政府代理主席，对着汪精卫遗体鞠躬之后，开始宣读自己的“执政纲领”。汪精卫死后，陈公博言必称“凡汪主席手定之政策，皆为公博奉行之政策”，这一次却放出了一个更明确的信号——“国民政府自始即无与重庆政府敌对之心”。

嗣后，陈公博将其执政纲领，总结为“党必统一，国不可分”八个字，在广播里、在报纸上、在传单中四处传播。其中的潜台词便是，抗战即将结束，汪伪政权只是在维持局面，恳请重庆诸公有所体谅。

汪伪政府建立之初，陈公博、周佛海就预留了与重庆联系的后路，对抓捕到的重庆方面高级潜伏特工更是着力留用，以为退路。几年间，他们与戴笠的军统局、陈立夫的中统局，以及顾祝同的第3战区之间，都建立起了联络管道，用以传递信息、接受指示、确认情况、避免“走火”。

湘军领袖唐生智的弟弟唐生明，曾任常桃警备司令等职，1940年公开登报脱离抗战队伍，加入汪伪政府。他便是周佛海与戴笠之间的联络员，到汪精卫去世之后，作用愈加突出。滇军领袖龙云，早年与汪精卫交好，又素与蒋介石不合，当初便被怀疑掩护了汪精卫从昆明出逃河内之举。1944年12月，周佛海从其特务机关处得知，龙云派代表到上海，住进日本特务机关据点福民医院，“与日订立逼蒋和平条约，不愿使南京政府与闻”，便特地向唐生明通报情况，并确认是否属实。

对周佛海的合作，戴笠同样投桃报李。周佛海投敌后，他的母亲被戴笠收容在息烽监狱，表面是软禁，实则照顾有加。从1945年3月周母病重，到6月逝世，戴笠将情况电告周佛海，并亲自处理后事，代为守灵、安葬。

基于这样的背景，周佛海将1944年底到1945年初，汪伪政府的一系列举动，都赋予了双重色彩。比如，陈公博将文官出身的伪江苏省长陈群、浙江省长傅式说内调南京，分别担任伪考试院长、建设部长，空出官位地盘，换取伪军将领同意向江浙沪周边移防。这一番布置，对日本人的解释是巩固基本盘，配合日军布防，对重庆方面的解释，则成了为盟军反攻和登陆做准备。

具体而言，苏北绥靖公署主任项致庄接任浙江省长，率领伪第12军开赴杭州。周佛海声称，项致庄是他密友，战前两人曾在江苏省政府共事，分任教育厅长和保安处长。这番调动，是为了在浙江掌握一个据点，为迎接美军在浙江沿海登陆做准备。正因如此，当项致庄因所部与日军发生冲突被要求免职后，周佛海又调了另一位亲信、参谋次长张恒去浙江接替。

同样，对伪南京政府，将伪军中战斗力最强的第3方面军吴化文部，从山东撤到蚌埠一事，说法则是控制津浦铁路交通枢纽，一旦反攻开始，就切断南北交通，使日军无法及时调动。连周佛海自己调任上海市市长这件事，也被他赋予保护这座远东第一大都市安全的特殊意义。

只是，对重庆联系这件事情，陈公博、周佛海做得，其他伪军将领也同样做得。周佛海抱怨，“军队中抗战与和平应黑白分明，绝对不许与渝方通声气，与渝方联络应由政府最高当局办理。否则纷纷电渝联络，则国府将自行崩溃”。 这是他的心里话，倒也切中要害。当日军投降之际，各自为政的混乱很快降临了。

—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