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走进这场能源价格冲击。英国财政部首席秘书詹姆斯·默里上周声称:“正因为我们在中东冲突爆发前所做的选择,我们对一个更动荡的世界准备得更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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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番话——不出所料——并没能安抚那些“债券义警”。在周一收益率小幅回落之前,他们已把10年期英国国债收益率推到高达5%的惩罚性水平。
默里指的似乎是增税,以及财政大臣决定把能源账单中的150英镑绿色附加费转由一般税收承担。
这些当然也算,但说到底只是小账。英国之所以容易遭遇能源价格冲击,更多还是因为更大的结构性因素,比如我们对进口的依赖既高又在持续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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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并非唯一处在这种位置的国家。但在能源部门每年发布的《英国能源统计摘要》(杜克斯报告)里,有两组数据,理应成为政府部长们的必修信息。
最新的杜克斯报告显示,2024年英国75.2%的一次能源需求来自化石燃料,主要是石油和天然气(主要用于交通和供暖)。
报告称这一比例创下“历史新低”,但问题在于,这个“新低”并不低多少。2023年这一比例是76.6%,2020年是76.8%。换句话说,能源转型需要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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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克斯报告中另一项值得注意的数据,是2024年英国净进口依赖度达到43.8%,比2023年高出3.4个百分点。
自2010年以来,这一指标一直在40%左右徘徊。同样的结论是:即便以可再生能源、核能和电池储能为代表的“本土”能源或许是最终更理想的方向,但“救赎”不会在明天到来。
因此,追问本届政府——以及上一届保守党政府——究竟做了哪些准备,让英国在冲击面前更有韧性,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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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在对消费者的支持上,类似2022年的全民普惠方案最终花了440亿英镑,如今显然负担不起。正如下议院公共账目委员会在一年前复盘2022年事件时所建议的那样。
该委员会报告的第一句话,如今回看颇具预见性:“该部门在吸取经验教训方面进展缓慢,尤其是在未来能源价格再度飙升时应如何应对。”
与零售能源供应商——也就是很可能负责执行任何补贴计划的人——交流后,他们表示:如果政府已经找到了用数据驱动的方式来识别最需要帮助的人群,迄今仍未与行业分享。
在他们看来,现阶段要做“定向”支持,唯一可靠的工具仍是“暖居折扣”这套既成熟但也并不完美的机制。
第二,众所周知,批发市场上天然气与电价联动的关系至今没有被打破。上一届政府启动的一项为期三年的审查,否决了“分区定价”,转而倾向于调整发电企业为接入输电网络所支付的费用,但具体如何调整仍未定案。
当时的担忧是:如果开发商对未知规则感到不安,可再生能源项目的推进以及电网升级都可能受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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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结果是,天然气仍在80%的时间里决定批发电价。这不仅让燃气电站获益,也让核电站、以及拥有2017年前补贴的风电场业主同样受益。
第三,政府选择无视来自各方的呼声——甚至包括英国可再生能源协会负责人近期的表态——即要求在北海进行更多钻探。
英国国内石油和天然气产量增加,即便有用,也未必会明显左右市场价格。但它会在一些英国放贷机构往往看重的方面带来好处,比如国际收支、中期税收、就业、供应安全等。
这场争论只会进一步升温,尤其是考虑到进口液化天然气相较国内供应通常伴随更高的碳排放。
第四,英国天然气储存水平偏低的问题,也没有得到改善。森特里卡公司位于约克郡近海的拉夫储气设施在2022年部分重启,但容量有限。部长们迄今一直回避一个问题:英国是否需要建立战略性天然气储备——而这类储备在当下可能正派得上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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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妨等到今年晚些时候,看看政府如何回应那份令人不安的官方报告。该报告警告称,如果脱碳进程放缓,同时某个关键设备在不利时点无法使用——例如那条把挪威天然气输送到英国的关键管道——那么英国从2030至2031年起将面临天然气告罄风险,而且这种风险正在显现。
把这些加总起来,“英国对能源危机准备得更充分”的说法就显得过于想当然。更像是在梦游中前行,并试图回避艰难的取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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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强调的是,其中不少决策并非出自本届政府。但英国国债市场给出的严厉裁决并不难理解:在真正关键的问题上,它看不出这一次与上一次有什么本质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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