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绕不开中国制造！从规模经济到创新驱动，我们如何主导未来？

2026年开年，国际经贸领域发生了一件颇具象征意义的事。

3月12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做出裁定，否决了此前商务部对中国负极材料征收超160%“双反”关税的计划。这一被外媒称为“大反转”的事件，揭示了一个深层现实：在全球新能源产业链中，即便面临重重壁垒，世界也绕不开中国的制造能力。

刚刚闭幕的全国两会和“十五五”规划开局，向世界清晰传递了中国发展的“下一程”信号——从追求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高韧性发展。

在单边主义抬头、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的背景下，中国不仅是世界经济的“稳定之锚”，更在积极探索一条从“出口大国”向“消费大国”、从“世界工厂”向“全球创新磁场”的转型之路。

不管中国是否愿意，其影响力溢出的时代已经到来。“低调发展经济”的时期已然结束，未来需要积极主动应对全球贸易挑战，谋求更大的全球影响力。

世界经济遵循“赢家通吃”法则，一旦中国在全球竞争中脱颖而出，经济影响力就会逐步转化为分工和分配的主导权，从而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向中国流动。

当前，要素资源供给瓶颈是中国的核心挑战。应对资源不足需双管齐下：一是发展生产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二是在国际分配中获得主导地位，防止他国用金融资本掠夺中国企业利润。

主导分配能让中国在全球要素分配中占据更大比例，主导分工则能让中国占据更高附加值环节，最终提高全民收入。

中国产业的现状可用“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概括，这是构建全球影响力时必须正视的现实。

中国面临的贸易挑战来自内外两方面。对外，强大的制造能力带来庞大贸易顺差，给老牌逆差国造成压力；对内，不断上涨的人工成本，让劳动密集型产业与中国制造的适配度降低。

“上不着天”是指高端产业尚未形成气候。尽管在高端制造业上有显著规模优势，但许多关键技术环节仍存短板，受制于人。

欧美国家之所以能实施“长臂管辖”，本质上是因为它们在产业链关键技术上仍占优势。例如阿斯麦听从美国对华实施光刻机禁运，因其部分技术来自美国及其盟友。

“下不着地”是指低端产业被劳动力成本上升制约。代工企业外迁或“机器代人”，导致对低端劳动力需求锐减，这部分人口面临就业困境。

解决方案有二：一是通过教育帮助劳动者转型；二是通过科技创新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近十年提供就业的主要力量来自低端服务业，如外卖、网约车、快递等。未来需创造更多类似岗位，吸纳低端制造业流出的就业人口。

改善就业环境的主要逻辑是科技创新。要通过科技创新主导全球分工，需做好以下五件事。

1.坚持全球化科创生态，避免闭门造车

中国要在全球平台上与欧美开展技术竞争，必须避免闭门造车。

自搞一套体系，一方面需要从零开始，成本巨大——全世界的科技创新都是站在前人肩膀上；另一方面会让中国产业脱离海外用户需求，削弱科技对外影响力。

2.政策转型：以需求思维替代补贴思维

过去惯用税收减免、消费补贴等方式支持产业。但这种补贴易造成更严重的产能释放，补贴退坡后产能过剩加剧。光伏领域吃过亏，早年新能源汽车也经历过多轮补贴和供过于求。未来应摒弃补贴思维，由政府主动创造需求。

例如支持人工智能产业，不是给补贴，而是需要政府订单和应用场景——政府可借助AI客服处理行政事务。企业有了成功落地经验，就能在市场上站稳脚跟。

3.以科技主导分工，突破欧美围堵

科技创新的目的是获得对全球分工的主导权。过去欧美用科技剪刀差主导分工，将高附加值环节留在本国，低附加值环节外包。中国早年就是通过给欧美做代工发展经济，如今需通过科技创新获得同样话语权。

面对2024—2025年欧美对中国新能源车和光伏产品提高关税，中国完全可通过主导分工规避。

主要思路有两条：一是以第三国为跳板，将代工环节分配出去，如光伏产品在越南组装销往欧美，新能源汽车在墨西哥组装销往美国；

二是以生态化方式开拓全球南方市场，如通过“光伏+储能电站+充电桩+电网+新能源车”解决方案组合，为发展中国家创造需求。

一方面在当地建厂帮助发展经济、增加就业，另一方面实现本地化扎根，为销售网络创造条件。如此中国将引领全球分工，获取欧美影响力消退后的真空地带。

4.打造多元内需市场，从顺差转向平衡思维

受重商主义影响，许多国家重视贸易顺差。在金本位时代，贸易顺差等于金银流入；在信用货币时代，贸易顺差带来的是债权，保障度远低于金银。

因此需转变思维，从贸易顺差过渡到贸易平衡。减少出口会影响就业和贸易影响力，得不偿失，所以增加进口将是主要手段。

进口存在结构性问题。中国制造业发达，不需要欧美低附加值轻工业品。

中国扩大进口的目标只有两个：一是尚不能制造的技术型产品；二是资源型产品。对于资源品，应大幅降低进口壁垒，甚至直接赴海外购买矿山开采权。

以稀土为例，2024年进口量13.2万吨远超出口量5.5万吨，进口原矿是为了充分利用加工优势，保护本土稀土矿。进口加工复出口已成中国稀土产业新特色，体现技术实力。

5.拓展新赛道：从货物出口转向服务出口

服务业消耗资源更少，对人才需求更大，能适配我国日益提高的人口素质。

即便不考虑教育结构性问题，“机器代人”势不可挡，工业对就业承载能力正不断减弱。因此在商品出口外，需找到新路径——跨国服务贸易，可以是技术、金融、游戏、动画等。

2024年《黑神话：悟空》全球成功；2025年DeepSeek风靡全球；《哪吒》获全球票房前五；Manus开放测试引发轰动。无论软件应用还是ACG出口，中国主导全球服务业的时代已到来。

服务业出口规模不断扩大，更关键的是能带动商品出口——Shein、Temu等跨境电商与国内制造业形成相互推动：跨境电商借助中国高性价比商品扩大影响力，中国商品借助平台销往世界。

中国将以科技创新主导全球分工：对内保留高附加值制造业，发展现代服务业，突破外贸瓶颈；对外通过主导全球分工体系提高经济影响力，改善外部环境，最终破解“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困境。

当前中国面临的最大外部挑战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关税战。2025年初特朗普开启新一轮关税施压，对象包括中国、欧盟、加拿大等。

对此有两点判断：第一，美国在贸易战上“无牌可打”，局部影响有但整体微乎其微；第二，中国真正要警惕的是美国因贸易战出现经济问题后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需未雨绸缪。

1.数据证明：关税战无效

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已对中国进行过一轮关税“制裁”。结果如何？据海关总署统计，2018至2024年，中国对美商品出口额从3.16万亿升至3.73万亿，净出口额从2.14万亿升至2.57万亿。关税政策未见成效。

为何无效？因为美国已不适合发展制造业：人力成本高，金融和科技比制造业来钱更快。同样的商品在中国生产一定比美国好，否则苹果、特斯拉为何将代工厂设在中国？它们都受益于中国强大的制造能力。

特朗普加税不能解决美国经济结构根本问题。美国经济真正的突破口在服务业，包括低端（餐饮、外卖）和高端（科技、金融）。和美国一样，中国近些年新增就业也主要来自服务业。

2.美国自身的困境：同样“上不着天，下不着地”

特朗普认为再工业化能让低端制造业回流、拉高就业率。但即便实现，需要的也是芯片、汽车等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而非日用消费品。

这些产业无法带来大量就业，顶层就业者数量有限，硅谷已吸收大量人才，芯片制造企业根本招不到足够人才。

台积电受美国芯片法案吸引去亚利桑那州建厂，投产被迫推迟，2025年6月才完成第一批芯片。制约因素是熟练劳动力短缺。

芯片制造需要具备一定技能水平的工程师，而美国此类人才有限。换句话说，美国制造业也存在“上不着天”（找不到熟练工程师）、“下不着地”（劳动力成本过高）的困境。

3.关税的真相：最终由美国消费者买单

在一国加征关税情况下，若国内有替代品，关税由海外企业承担；若国内无替代品，关税由本国消费者承担，最终体现在物价上。

2018年特朗普首轮关税未对中国出口企业造成大影响，大部分成本由美国经销商承担，成为美国通胀率上升的助推因素。

2025年再加征10%关税，确实对中国供应商造成一些影响，从反馈看普遍采用中美供应商对半承担模式。

随着成本进一步增加，这些关税将迅速体现在美国物价水平上。美联储一季度停止降息，正是预判到特朗普加税会大幅抬高美国通胀。

4.里根经验的真相：并非关税的胜利

虽在政治上特朗普第二任期条件更好，但在经济上条件更差。如今美国最大威胁不是贸易赤字，而是高物价、高利率。美国历史充分说明，美国经济不可能同时拥有高物价、高利率和高就业率。

加征关税可能导致美国恶性通胀再起。1929年股市下跌后，胡佛政府针对欧洲和英国开展贸易战，1930年颁布《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对超2万种商品加征关税，各国迅速报复，美国进出口额度骤降50%以上，加剧了大萧条。

特朗普参考的是里根政府时期——20世纪80年代里根通过加征关税打赢对日贸易战。但事实上里根成功的真正原因不在于关税，而是日本的配合，以及美国同中国建立贸易联系。

日本配合方面，1985年签订广场协议，1986年签订日美半导体协议，对美言听计从。一方面因日本经济受制于美国，依赖美国市场和军事保护；另一方面因日本过于自信，认为应结束外向型经济、加强海外投资，需提高日元购买力。

美国同中国建立贸易联系是里根成功的真正原因，这让美国企业获得中国庞大市场。

回顾历史，1985年中国进口设备过多导致过度投资，1993年中国出现“三赤字”。所谓里根大循环，本质是中国改革开放红利溢出，美国经济因中国经济崛起而受益。

因此特朗普关税政策最大受害者不是中国，而是美国自己。当美欧主要消费国出现经济危机，中国外向型经济将受外需减弱冲击。中国需未雨绸缪，为即将到来的风浪做好准备。

不讨论短期策略，只讨论长期策略。长期策略很简单：中国从出口国转向消费国。

1.正确理解出口与消费的关系

许多人将出口国和消费国对立，似乎拉动内需会削弱出口竞争力——理由是国内物价上涨会增加出口成本。但事实上出口和消费并不冲突，只是出口需结构性优化。

低端制造业需向自动化、智能化转变。“机器代人”在所难免，中国可保持较低电力能源价格，保证低端商品全球竞争力，但这会降低对劳动力需求。

高端制造业对物价和劳动力成本敏感度低，成本上升影响不大，其出口比重将逐年提高。

2024年高技术制造业增速8.9%，装备制造业增速8.1%，均显著高于规模以上工业平均增速5.8%。推动内需同时，必须确保出口结构持续优化，而非放弃出口。

2.发展内需：短期刺激与长期机制

2025年刺激内需主要靠“两新”（设备更新、以旧换新）“两重”（重大战略、安全能力），对拉动短期需求有效。但要建立可持续消费市场，需从根本上改变消费观念，回归三个核心指标：

购买力：提高收入，既要做存量财富再分配，更要通过科技创新创造增量。

购买意愿：挖掘潜在需求，完善社保和信贷制度，增强消费信心；优化消费环境，防止劣币驱逐良币。

消费者人数：中国拥有14亿多人口基数，不缺消费者。

3.消费的战略意义：不止于经济

未来中国的消费可能比生产更关键。消费不仅是获得贸易影响力的手段，更是获得金融影响力的途径——可在进口中积极推进人民币结算，带动人民币国际化。

中国消费内需一旦形成，那些希望成为中国消费品供应国的国家，将成为中国在国际上最坚定的盟友。这是中国突破外部“囚笼”、构建全球影响力的根本之道。

2026年的春天，世界正透过两会这个窗口，重新理解中国。

这条路不会平坦，但方向已经明确：以科技创新主导全球分工，以消费升级重塑增长逻辑。“与中国同行，就是与机遇同行。”这或许正是全球影响力从何而来的最终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