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寇入侵时，他陕西省长不干了，抬着棺材上了前线，保住了大西北

说起抗战时期保住整个大西北的狠角色，多数人都对他没什么印象。当年日军杀到黄河边，顶头上司带头卷铺盖跑路，身为陕西省一把手的他，直接辞了高官位置，抱着必死决心带着家乡子弟上了前线，硬生生把日军挡在关外，保住了上亿同胞的大后方。这个人就是孙蔚如。

1933年孙蔚如驻兵汉中，当上了三十八军军长。那时候东三省已经落入侵略者手里，华北局势一天比一天紧张，民族危亡就摆在眼前。他做了一件掉脑袋的事，秘密派人联络川北的红四方面军。

负责对接的参谋前后跑了十一趟封锁线，红四方面军也两次派人到汉中谈判。孙蔚如给红军将领的信里说得直白，国难当头，自己人内斗不顾外患，根本说不过去。他明确表态，十七路军愿意和红军停战，一起打日本。

最后双方签了互不侵犯的汉中密约，这也是中共军事统战史上第一个互不侵犯协定。签完协定，孙蔚如还给红军送去了川北军事地图、通讯器材和医药物资，川陕红色交通线就这么建起来了。红四方面军去掉了腹背之忧，能专心对付四川军阀，还策应了后来中央红军的长征。

1936年，孙蔚如又通过中共地下负责人联系中央，表达了联合抗日的想法。毛主席亲笔给他回信，说知道他一心抗日，愿意同仇敌忾，十分佩服。西安事变爆发后，他担任戒严司令，和周恩来、叶剑英配合，全力促成事变和平解决。

杨虎城被迫出国后，十七路军缩编成三十八军，整支部队交到了孙蔚如手里。他接任陕西省政府主席，还兼任军长，身份变了，做事的底线没变，一直忙着协调各方，为全面抗战做准备。当时陕西能维持稳定的国共合作局面，全靠他在中间斡旋，蒋介石都评价他是儒将。

1937年11月，日军兵锋直逼黄河，消息传到西安，整个城都慌了。当时管西北五省军政的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当场拍板要放弃关中，带头往西南跑。行营的文武官员跟着行动，拖家带口往宝鸡、成都逃，没几天西安城里就谣言满天飞，一副末日景象。

孙蔚如这个时候站了出来，一边接连给南京发报，一条条说清黄河能守、关中能保的道理。一边通过报纸、电台公开喊话，稳定人心，说日军肯定会被挡住，抗战一定会赢。他还在公开集会上演说，直接跟要跑的蒋鼎文唱反调，说自己身为省主席，绝不离开西安，要和老百姓共存亡。

说完他就调兵，把三十八军留在陕西的全部兵力都调到陕东河防一线，修工事、组织群众、拉起地方抗日武装，摆明了日军敢来就死磕到底。蒋鼎文一帮人已经跑了，这下弄得特别难堪，再也不敢公开鼓吹撤退。没多久援军赶到，西北局势就稳了下来。

当时陕西报纸就说，整个西北能安定，全靠北岸将士艰苦支撑，所有人都知道说的是孙蔚如。满城慌乱里，他硬生生把西安快要塌的脊梁骨重新撑了起来。

1938年7月，孙蔚如做了一个让所有人意外的决定，主动辞去陕西省主席的职务。他以第三十一军团军团长的身份，亲率三万关中子弟东渡黄河抗日。临走前他对着所有人立誓，要拿血肉之躯报效国家，舍了身家性命打鬼子，誓与日寇血战到底，只求挡住敌人，不奢求活着回来。

这段话当时在陕西民间传得人人皆知，渡了黄河之后，部队改编成第四集团军，孙蔚如当总司令，守的是中条山西段，三百多里防线，背后就是黄河，退无可退。对面的日军是装备精良的主力师团，还有飞机大炮配合作战，孙蔚如手里的部队是别人看不起的杂牌军，装备旧补给少，连子弹都要省着打。

有老将领当面责怪孙蔚如，说不能拿杨虎城留下的部队去当炮灰。孙蔚如什么也没说，全军上下心里都透亮，中条山守不住，日军就能从潼关打进关中，整个大后方都完了。所以他选了最难的路，死守。

从1938年到1940年，孙蔚如带着部队在中条山守了两年多，先后打退日军十一次大规模进攻。日军第二十师团在战场上前后补充了十九次新兵，说白了就是被打残了十九次。1939年秋天孙蔚如骑马巡阵地，当场写下一首《满江红》，说要做挽狂澜的中流砥柱。

他让人把词谱了曲，当成干训班的班歌，给官兵讲这首歌的含义的时候，一说到日军践踏我国土，猛地站起来攥紧拳头，眼睛里都要迸出火花。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来视察，直接给了第四集团军一个评价，叫中条山铁柱子。日军自己都把这块地方叫华北战场的盲肠炎，啃不掉又难受。

两年多的死守，第四集团军付出了伤亡两万余人的代价，可日军始终没能跨过中条山一步。潼关以西的关中大地，还有整个西北大后方，都没遭到日军铁蹄践踏，保住了抗战最重要的战略纵深。当初那句不奢求马革裹尸还，整支部队用两年的鲜血兑了现，杂牌军硬生生打成了日军啃不动的硬骨头。

1945年抗战快结束的时候，孙蔚如调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还当了武汉地区受降主官，授陆军上将衔。他特意把受降日期定在9月18日，正好是九一八事变十四周年，就是要讨这个公道。面对日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他直接下令，所有命令必须立刻服从，敢拖延碍事，立刻严惩。

受降期间，孙蔚如的母亲在陕西去世，他没能赶回去奔丧。从小讲忠孝仁义的关中人，这一次选了忠，把古训活成了现实。他还给受降碑写了铭文，这块碑到今天还立在武汉中山公园里。

1949年国民政府败退，很多人跟着去了台湾，孙蔚如没走。他留在上海，和中共取得联系，等着迎接新中国。新中国成立后，他回到陕西，担任了陕西省副省长等多个职务，1979年在西安病逝。

从汉中密约到中条山血战，从东渡黄河到九一八受降，孙蔚如这条路走得问心无愧。武汉中山公园的那块受降碑经历了几十年风雨，上面的字迹从来都没磨掉。

参考资料：

共产党员网 《孙蔚如将军：光明磊落 一生为国》

人民网 《三秦子弟多壮士 保家卫国慨而慷》

《陕西文史资料》 《第四集团军抗日战争概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