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道歉是软弱，还是勇气？那些被掩埋的真相，终需一个交代！

埃德温·巴蒂斯特拉（Edwin Battistella）在南俄勒冈大学教授语言学和写作课程。他在纽约市立大学获得了语言学的博士学位，曾经于 2014 年出版《我很抱歉：公开道歉的语言艺术》（Sorry About That: The Language of Public Apology ）一书。

2016 年 5 月，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在访问日本期间来到广岛市（Hiroshima）。二战末期，美国曾经对广岛投下一颗原子弹。因此人们猜测纷纷，称作为美国总统的奥巴马将会在访问期间以美国的名义向日本人民道歉。但实际上奥巴马在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Shinzo Abe）共同出席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正式表态，称此行只为了“缅怀所有的二战死难者，同时再次重申美日双方对世界未来无核化的共同愿景。”其实早在访日之旅开始之前，白宫就称奥巴马总统此次访问既不会重新回顾当初对日本使用原子弹的决定是否正确，也不会就投放原子弹这个行为进行道歉。在奥巴马政府看来，使用原子弹是战争期间的一种军事行为，无需为此专门进行道歉。

那么一个国家会在什么时候以国家名义道歉？大约三十年前的 1988 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公民自由法案》（Civil Liberties Act），正式向上世纪四十年代被关押在拘留营里的日裔美国人道歉并提供赔偿。签署法案之后，时任总统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说：“我们承认犯了错误。在此再次重申我们的承诺，即美国是一个法治国家，所有人都应该享受到平等的公正待遇。”此后，里根总统的继任者老乔治·布什（George H W Bush）以及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在任期内分别向曾经被关押在拘留营中的日裔美国人以个人名义进行道歉。

美国用了很长时间才决定正式对将日裔美国人关押在拘留营这件事正式道歉。1941 年，日军偷袭珍珠港。此后，美国国内便掀起了一阵仇外的浪潮。军方将大约十二万日裔美国人和日本人驱赶到了他们所谓“战时再安置”（War Relocation Authority）的集中营内。在这个过程中，被拘留的日裔美国人和日本人遭遇了各种艰难困苦，也承受了巨大的损失。其中，一部分日裔美国人被关押的时间长达三年之久。被释放之后，当局仅为他们提供了一张火车票和 25 美元现金，但是没有任何正式的道歉。

在被集中拘留之后的第四十三个年头，美国国会终于正式道歉。1970 年，日裔美国人公民联盟（Japanese American Citizens League）发起号召，要求美国对当年的行为道歉。十年之后，时任美国总统吉米·卡特（Jimmy Carter）要求战时再安置和拘留平民委员会（Commission on Wartime Relocation and Internment of Civilians）为其提供可供参考的下一步行动方案。实际上，以国家名义道歉是一件充满争议的事情，因为其中涉及费用支出、问责、争取各党派意见一致等问题。

另外，人们还从哲学角度发起了一场争论：后来的政府究竟是否需要为此前政府所做过的不道德之事承担责任？但在很多曾经被拘留过的日裔美国人和日本人心中，只要能争取到美国正式的道歉，即便要克服千难万苦也是值得。对他们而言，道歉意味着找回荣誉和尊重。而对于美国政府而言，道歉意味着承认曾经冤枉过自己的公民，也意味着还他们以公平和正义。

有些时候，一个国家如果想继续前行，就必须认真对待和正视自己的历史。经历了希特勒的纳粹政权之后，德国用了五十余年反思自我。通过纽伦堡审判（由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对欧洲轴心国的军事、政治和经济领袖进行数十次军事审判——译者注）和对德国教育系统进行去纳粹化改革等一系列努力，同盟国让该承担责任的人受到了惩罚，也对整个德国进行了再教育。西德的政治家明白，如果德国想要重新回归到世界大家庭的怀抱之中，就必须处理好纳粹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种种暴行。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德国总理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领导的德国政府在 1952 年向刚刚建国不久的以色列支付了 35 亿马克的赔偿金。不过相比于道歉和回忆过去这样的做法而言，阿登纳总理更支持让时间发挥遗忘作用的国策方针。1949 年初次就任德国总理时，他就对西德联邦议会的议员表示自己的政府决心将历史抛于脑后。在任期间，他一直努力推动国家主义思潮的“死灰复燃”，力求通过减轻二战罪行来促进经济复苏。

二战之后，德国左翼和右翼势力展开激烈争论。直面正视历史会不会让德国陷入永恒不断的愧疚而无法自拔？承认历史是不是让德国找回国家尊严的必经之路？在思维的碰撞之中，人们意识到悔悟才是应有之意。于是在 1970 年，时任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出访波兰期间在纪念 1943 年华沙起义（Warsaw uprising）死难者的纪念碑前长跪不起。在全世界看来，勃兰特的这一举动是一种无言的道歉。他此后解释说，这是“做语言已经无法表达自己的想法和心情时，人们会采用的行为”。

1995 年，统一后的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正式代表德国道歉。在解放奥斯维辛集中营（Auschwitz）五十周年的纪念活动上，科尔清清楚楚的道了歉。他说：“奥斯维辛集中营是德国历史上最黑暗、最恐怖的篇章。我们目前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要让子孙后代了解这一点。这样一来，那段恐怖的历史才永远不会重演。”对于德国来说，以国家名义进行道歉实际上是一个克服“健忘症”、正视历史和过去的艰难过程。但更重要的是，道歉使得德国能够顺利走上通往未来之路。在德国看来，只有直面历史和为自己所犯下罪行道歉，人民才能在未来更好的生活。.

面对自己犯下的大错，普通人在道歉之前也会进行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实际上，一个国家进行道歉所要经历的过程与普通人并无太大差别。首先，一个国家要认识到自己曾经做了一些需要道歉的错误，而且这些错误堪称严重至极。理想情况下，犯错的国家与那些被它错误伤害的人在对于错误这件事的认识上能够保持一致。

国家道歉与个人道歉在作用上是一样的，两者只在规模上有所区别罢了。国家道歉意味着一个国家在价值观上有所改变，能够谴责自己过去的罪行。同时这也意味着这个国家致力于在今后有着和此前不一样的举动，承诺做“更好的自己”。道歉能让犯下大错的国家与那些被伤害的人达成和解。

在真正的国家道歉中，一个国家要真诚的谴责曾经犯下的严重罪行。有的时候，这种罪行甚至可能是举国上下在某段历史时期内普遍做过的严重错事。与普通人道歉一样，国家道歉的第一步也是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深深伤害了其他人。承认自己存在错误之后，一个国家才能更深入的探究自己对别人的伤害，才能认真回顾曾经发生的一切。这样一来，国家便能在直视历史的过程中重新审视曾经的决定、行为和价值观，也了解到自己所带来伤害的范围和所伤害个体的数量。

当某个全国性委员会或者立法机关详述自己国家存在的全国性不公正现象时，这种回顾行为本身就写下了新的历史篇章。直面历史，回顾过去，这本身就是一种形式的道歉。但是，真正做出道歉的究竟应该是谁？通常情况下（但也存在例外），行政首脑是那个做出道歉的人。但是，各党派在政治层面上就道歉问题达成一致也非常重要。

不过，有时候各党派很难就道歉问题达成一致。1995 年，时任日本首相村山富市（Tomiichi Murayama）向二战中亚洲受害国进行口头道歉。日本国内保守派反对党却并不认可他的举动。这些反对党不愿意使用“道歉”一词，而是用“诚挚的哀悼”、“严肃反思”和“深深悔恨”代替。

即便各党派达成一致，国家道歉背后也难免出现不认可的异议之声。有的人认为，现在的政府不能为过去发生的不公正之事道歉。在他们看来，只有犯下错误的罪魁祸首道歉才是有效的。而且他们认为，这种罪行只应该由犯下错误的那代人承担，不应该代代相传；对于不公正行为的愧疚也只会停留在犯下罪行的那一代人心中，不会传承给之后的子孙后代。 显然，这种观点太过狭隘。政府领袖也许不需要为国家在过去犯下的错误承担个人责任或者感到愧疚，但他们是国家价值观的掌控者。他们在纠正历史不公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也有能力促成国家与受害者之间的和解，让所有人正视过往的一切。

虽然普通民众也许不会因为国家在历史上犯下的罪行感到愧疚，但他们还是会受到这些历史带来的影响。而在国家道歉的过程中，社会价值观等方面得到纠正，普通民众也会因此受益。当曾经遭受不公正待遇的群体重新参与到一个国家的政治活动中后，国家的信仰便会得到强化，政治体系也会得到加强。通过一场国家层面的和解，所有国民都会从中受益。

对于道歉的对象而言，国家道歉重要吗？2005 年，美国参议院因为长期（接近一个世纪）未能通过反对私刑的法律而正式道歉。事实上，美国在《1968 年民权法案》中才正式宣布私刑是违法行为。以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简称 NAACP）为代表的很多人和组织都对参议院的道歉表示称赞。NAACP 表示，这个道歉是迈向和解的重要一步，也意味着政府正式承认过去的不公正行为。

不过也有人认为参议院仅仅道歉是不够的，因为道歉不代表着政府一定会进行赔偿或者提供其他救济途径。对于那些曾经的受害者而言，国家将他们认定为受害者并表示遗憾惋惜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即便有的时候国家的行为并不完美，但这好歹意味着国家在倾听受害者的声音和与受害者就过去的遭遇达成共识的道路上迈出了极为重要的一步。对于其他人来说，仅仅有道歉是不足够且不真诚的。国家还应该在道歉后进行改革或者向受害者提供赔偿。

2009 年，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各自因美国曾经实行奴隶制和根据“吉姆·克罗法”（Jim Crow laws，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到 1965 年，美国特别是南部诸州通过一系列法律，在公共场所对非洲裔美国人和其他有色人种施行种族隔离制，剥夺非洲裔美国人选举权等权利。这些法律被称为“吉姆·克罗法”——译者注）而实行种族隔离进行道歉。在此之后，救济的问题便成为社会关注的重点。不过，参众两院在道歉的表达用词方面出现了分歧。

不管是参议院还是众议院，他们都表示：“我们代表美国人民向非裔美国人道歉。因为奴隶制以及吉姆·克罗法，受害者的祖先以及受害者本人遭受到了不公待遇…”不过参议院在声明最后写道：“本声明（A）并不支持或者授权任何人针对美国要求赔偿；（B）也不能视作美国与任何人请求赔偿之间的和解。”这样看来参议院虽然正式道歉，但却试图让自己免受任何责罚。在参议院表示“再次重申所有人生而平等的原则”之时，众议院却表示要“致力于纠正拖延已久的罪行所带来的后果。”这两种表达看似有着微妙的差别，但实际上内涵却大不相同。因为参众两院缺乏一致性，国家道歉的真诚性以及效力性都打了折扣。而在受害者心中，这份道歉的分量也轻了不少。

这里所谓的“遗憾和惋惜”指的是泰迪·罗斯福（Teddy Roosevelt）执政期间曾经干预哥伦比亚内政，支持巴拿马脱离哥伦比亚而宣布独立。罗斯福总统和他的支持者认定这笔补偿金是“敲诈勒索”，而所谓的“遗憾和惋惜”实际上是美国的道歉。为此他们提出了抗议和反对，导致美国与哥伦比亚一直到 1921 年才正式签订条约。这份条约在沃伦·哈定（Warren Harding）总统就任期间正式获得通过，不过其中“遗憾惋惜”这样的字眼却被删除殆尽。

尽管时代飞速发展，但国家道歉这件事却没有经历太多变化。1998 年，时任总统克林顿承认“欧裔美国人享受到了奴隶贸易带来的种种好处”，而奴隶贸易本身却是错误的历史罪行。他的这一言论受到了共和党众议员汤姆·德莱（Tom DeLay）的猛烈抨击。德莱称，克林顿总统是“头发灰白却鼓吹爱情与和平的嬉皮士，因此才会因为美国的行为而做出道歉”。2012 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集中攻击了奥巴马提议的“道歉之旅”（apology tour）。2010 年时，罗姆尼甚至将自己参加选举前出版的自传命名为《无可致歉》（No Apology）。通过此举，他想要向外界传达自己的坚定与决心。

此后罗姆尼一直蔑视奥巴马以道歉为主题的出访活动，宣称这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失败。实际上，这一策略一直延续至今。很多从政治角度反对国家道歉的人坚持认为，国家层面上的道歉是一种软弱的行为，会显得一个国家衰弱无力。

虽然挑战重重，但是美国却经常正式道歉：向曾经居住在拘留营中的日裔美国人道歉，向受奴隶制和吉姆·克罗法影响的有色人种道歉，为推翻夏威夷王国（Hawaiian monarchy）道歉，为联邦曾经推行的印第安政策道歉，为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囚事件道歉，为臭名昭著的塔斯基吉梅毒试验道歉，为在危地马拉进行与塔斯基吉梅毒试验类似的其他试验道歉…

其他国家也进行过国家道歉。日本因二战期间的军国主义和侵略暴行而道歉，其中就包括 2015 年向二战期间的韩国慰安妇道歉。上世纪九十年代，时任苏联最高领导人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代表苏联因为 1940 年发生的卡廷森林大屠杀道歉。在这场惨案中，接近 1.5 万名波兰官员惨遭屠戮。另外，鲍里斯·叶利钦（Boris Yeltsin）还就苏联在二战期间对待日军战俘的问题进行道歉。2008年，时任加拿大总理史蒂芬·哈珀（Stephen Harper）正式因为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期间虐待旨在同化土著居民的寄宿学校学生而道歉。1997 年，时任英国首相的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为英国在十九世纪爱尔兰大饥荒（Irish potato famine）发生时的所作所为而道歉。

究竟是否应该进行国家道歉？全世界各地针对这个问题都有着不小的争论。而且，这些争论产生的原因大抵相似。1910 年到 1970 年期间，澳大利亚出现了虐待土著居民儿童的情况。后来对此事进行调查时，调查人员撰写了一份五百多页的报告。这份 1997 年对外公布的报告名字叫做《带他们回家》（Bringing Them Home）。1998 年，社区团体确立了一个非正式的年度赎罪日。但是，保守的澳大利亚政客依旧拒绝道歉。

制度上的阻力是实现国家道歉的巨大障碍。在应对恋童癖牧师虐待儿童的问题上，罗马教廷就遭遇了这样的困境。日渐衰老的教皇约翰·保罗二世（Pope John Paul II）想要实行一些改革，但是却在是否采取强力措施这个问题上犹豫不决。他的继任者教皇本笃十六世（Pope Benedict XVI）意识到恋童癖牧师的问题没有得到果决的处理，但罗马教廷依旧在导致牧师出现恋童癖的根本原因这个问题上争论不止，从而导致事情的处理没有任何进展。2014 年，教皇方济各（Pope Francis）为六个在教堂内受到性虐的受害者举行了私下弥撒。在弥撒过程中，他用含糊的语言进行了道歉。他说：“在上帝和他的子民面前，我为这些罪行感到悲痛。那些对你们进行性虐待的牧师已经犯下重罪。在此，我谦逊的请求原谅。”

有时候，国家领袖出于善意而没有提起国家在过去犯下具体的罪行。克林顿总统因长达四十年的塔斯基吉梅毒试验而道歉就是很好的例子。在阿拉巴马州开展的这些试验中，美国公共卫生署在非裔美国人身上研究梅毒的影响，但却并不治愈试验对象。上世纪七十年代，这种不道德的研究手段被人曝光。为此美国政府在集体诉讼案中与受害者达成庭外和解，同时出台了涉及人体试验研究所必须遵循的全新规章流程。受害者却没有听到政府的道歉声。1997 年，克林顿总统在白宫向几个还在世的受害者及其家属亲自表达了歉意。他当时说，美国政府“未能实现理想”，而且“打破了民主制度下公民对政府的信任”。他还反思了道歉的本质。在克林顿总统看来，“道歉只是迈出了第一步”。此后政府应该承诺重建信任，并向着更好的方向去努力。

二战以后，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使得很多国家进行道歉，试图与受害者达成和解。这样一来，我们进入到一个各国普遍进行反思的时代。越来越多的各国领袖愿意承认和探究本国在历史上犯下的错误。同时各国也愿意与受害者积极沟通，修复关系，进而借机重申自己新的价值观。不是每一个国家道歉都完美无缺，但一个国家试图通过道歉来凝聚国民的确很鼓舞人心。不过在我看来，很多事情还有待进一步观察。正视历史，达成和解，从而塑造更强大的国家，这是理想情况。但是，国家道歉是不是实现这种理想的必经之路？国家道歉会不会因为缺少承诺和国家“健忘症”而最终达不到理想结果？政坛总是不断发生各种变化，国家道歉会是一种持续行为吗？还是仅仅成为我们这个关注不公正待遇时代的标志而出现在历史长河中，最终却依旧是昙花一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