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掏鸟和“掏鸟”的差距这么大捏

这几天，福建霞浦县牙城派出所教导员李某强制猥亵15岁女孩小君一案，引发全网关注。法院一审判处李某有期徒刑2年9个月。

而评论区里，有人翻出了那桩旧案——大学生掏鸟案。

2014年，河南大学生闫啸天因掏了16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燕隼，被判10年6个月。

一个是掏鸟，一个是“掏鸟”——对15岁女孩做了那种事。一个判了十年半，一个判了两年九个月。

说实话，看到这个对比，我的第一反应不是愤怒，而是困惑。困惑于法律的天平，到底是以什么标准在衡量。

先理清事实。

李某案的事实，令人发指。根据霞浦县人民法院的判决书，这位派出所教导员以“可能被拘留”为由胁迫15岁的小君，实施了抚摸胸部、生殖器侵入口腔并抽插、射精等行为。DNA证据确凿：办公室垃圾桶、警服下摆、藤椅扶手、小君鞋带，全都有。

小君事后四次离家出走，两次自残，至今仍在接受心理治疗。

掏鸟案的事实：闫啸天和朋友在河南辉县先后猎捕了16只燕隼，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部分已死亡。

法院认为，闫啸天的行为属于“情节特别严重”——根据司法解释，猎捕隼科动物6只即构成“情节严重”，10只即构成“情节特别严重”。

于是，10年半。

从法律技术层面看，两案确实不可简单类比。强制猥亵罪的法定刑期是5年以下，掏鸟案的法定刑期起点就是10年以上。这是不同法条、不同罪名、不同量刑规则的产物。

但问题是，法律之外，还有常识。

常识告诉我们：对一个15岁女孩实施性侵，和掏鸟窝，哪个社会危害性更大？

常识告诉我们：利用公权力身份胁迫未成年人，和非法猎捕野生动物，哪个更挑战社会底线？

常识告诉我们：让一个女孩终身活在阴影里，和让几只隼死在窝里，哪个更值得严惩？

说老实话，再珍贵的鸟关我鸟事，而再普通的人，却关我的事……

我不是说掏鸟案判重了。恰恰相反，保护野生动物，严惩不贷，没毛病。

我是说，对15岁女孩“掏鸟”的案子，判得太轻了。

法院的量刑逻辑是：犯罪对象为未成年人，从重；利用职务便利，从重；手段恶劣，从重；认罪认罚，从轻。综合下来，2年9个月。

这个逻辑，从法律条文上看，自洽。但从社会常识上看，荒唐。

2年9个月，是一个女孩，从15岁到18岁，从初中到成年，一辈子都走不出来的噩梦。

而施害者，2年9个月后就可以出来。

有人说，认罪认罚可以从轻。可问题是，DNA铁证如山，不认罪认罚又能怎样？

有人说，已经“从重处罚”了。可问题是，在5年以下的区间里，从重到2年9个月，到底“重”在哪里？

2020年，王振华案引发舆论海啸。当年就有聪明人呼吁修改《刑法》第237条，最终促成了刑法修正案（十一）的出台，也就是所谓的“王振华条款”。

修正案增加了“猥亵手段恶劣或者其他恶劣情节”可以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规定。

那么问题来了：一个派出所教导员，在办公室，利用职权，胁迫15岁少女，实施口腔、生殖器接触并射精——这算不算“手段恶劣”？

一审法院认为不算。它把“手段恶劣”只作为酌情从重情节，而不是升格法定刑的情节。

这个认定，值得商榷。

更值得商榷的是，我们到底在用什么样的标准衡量刑罚的轻重。

掏鸟案当年引发巨大争议，原因在于民众朴素的正义感与法律的专业判断之间产生了冲突。

现在，这种冲突再次上演。民众无法理解，为什么掏鸟窝比性侵儿童判得还重。

法律是专业的，但法律不是冰冷的。量刑是技术活，但量刑不能脱离社会常识。保护野生动物很重要，但保护未成年人更重要。

如果一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值10年，那么一个15岁女孩的尊严值多少年？

这个问题，不需要法律专家回答。每一个有良知的普通人，心里都有答案。

目前，小君的父亲已向霞浦县检察院申请抗诉。检察院正在审查。如果抗诉成功，案件将进入二审。

希望二审法院，能给这个“掏鸟”的家伙一个真正的“从重处罚”。

也希望我们的法律，能给所有像小君一样的孩子，一个值得信赖的答案。

毕竟，法律保护的不只是鸟，还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