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毛主席赴四川视察时发现一物，立即要求全国范围推广！

1958年初春，成都平原的油菜花刚刚铺开一层金黄，岷江上的水汽顺着风往城里飘。就在这个时节，一场后来写进许多回忆录的调研活动，悄悄拉开了帷幕。

那年，全国上下都在为农业发展、卫生防疫、除四害忙得脚不点地。报纸上天天在讲“增产”“公共卫生”，会议上一句比一句响，可真正田里地头、农家灶前的情形，究竟如何，坐在办公室里是想象不出来的。毛主席这次到成都开会，本来完全可以在宾馆里听汇报、看材料，但他的习惯，是一定要到老百姓家里坐一坐，问一问最直接、最实在的情况。

这一趟，他在成都看到的一样东西，让他当场作出一个决定：“要全国推广。”这件事，说起来并不惊天动地，却能看出他调查研究的路子、看问题的眼光，也让一个原本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小乡社，一下子成了全国闻名的“红光社”。

一、岔路口上的一挥手

1958年3月16日下午，成都老西门外的金牛宾馆里，会议还在继续。门外的公路边，两辆自行车已经等了好几天。车旁站着的，是两个县委书记，一个盯着宾馆大门，一个不时看看天色，心里都明白，车队什么时候从哪一头开出去，意味着毛主席要到哪个方向去看一看。

这并不是临时起意的“堵门”，而是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事先安排好的。谁都清楚，能让毛主席到本县视察，是天大的荣誉，也是一次难得的机会，能把本地的工作、群众的干劲，摆到中央领导眼前。金牛宾馆一左一右，两边正好通往不同的县区，其中右边，是郫县的方向。

傍晚五点左右，院内终于传出发动机的声音，车队缓缓驶出大门。坐在第一辆车里的，是毛主席和李井泉。车头刚出宾馆大门，李井泉轻声询问：“主席，咱们往哪边走？”毛主席没有多想，抬手往右边一指。

这随手一挥，在外面紧绷了多日神经的两位县委书记看来，却是天壤之别。站在右侧的郫县县委书记刘致台，当场就把悬着的心放了下来，转身跨上自行车，一路飞奔，回郫县去做最后的准备。可以想象，一路上他心里打的算盘：合作社的田要不要再看一圈，接待路线怎么走，哪些群众最能把情况说清楚……又激动，又紧张。

有意思的是，毛主席这一指，并不是看哪个县汇报写得好，也不是谁提前打了多少“招呼”。他到了地方之后的路线安排，很快就体现出另一层意思：真正想看的，是普通社员一天的生活，是粮食到底分了多少，是卫生、防疫究竟做到了什么程度，而不是彩旗和口号。

车队出城向西，沿着公路往郫县方向开去。成都平原的风景，在车窗外缓缓展开，坝子宽阔，远处雪山隐约，田垄整齐，水渠发亮。车速有意放慢，一来道路情况不算好，二来也方便看一看沿途庄稼。大约一个小时后，车队驶进郫县合兴乡红光农业合作社的地界。

二、“先到群众家里坐一坐”

红光社附近的道路两旁，很快就站满了社员。那年月，毛主席的照片经常能在报纸、墙报上看到，但真人，很多人一辈子也就盼着见上一次。车刚停稳，人群里就响起“毛主席好”的喊声，一声接一声，队伍并不复杂，却透着一种发自内心的激动。

毛主席下车后，边走边向两边的群众挥手。郫县的干部和红光社的负责人周桂林，按照原本安排，是打算先带他看社里的田、仓库，再在预备好的屋子里座谈。可毛主席刚听了几句介绍，就抬手打断：“你们先带我就近看一户人家吧。”

这一转弯，把原来的“流程”给打散了。周桂林连连答应，赶忙在附近选了一户看上去收拾得比较整洁的农家院落。院子不大，几间茅屋，院中种着竹子和零星的花草，地上打扫得干干净净，是典型的川西农家景象。

毛主席没有让人先进去“打招呼”，而是径直走进堂屋。屋里坐着的是这家的女主人，乡里人都叫她温大娘。外面围观的人多，她却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觉得一下子进来了好几位穿中山装的干部。

“大娘，你好啊。”毛主席先开了口，声音并不高，却很亲切。

温大娘抬头一看，只当是上面来的外地领导，顺口应了一句：“哎呀，你好啊同志，你们是从哪儿来的？”她说话自然得很，一点也没拘谨。

毛主席笑了笑，说：“我该说是湖南来的，还是北京来的呢？”这句半玩笑的话，说得屋里的人都松快了不少。偏偏旁边的周桂林、刘致台等当地干部，一个个心里揪着，既怕主人不认识毛主席说错话，又怕自己多嘴惹得不自在。

温大娘待客有个习惯，见对方说话温和，顺手就把手边的水烟筒递了过去：“来一口？”毛主席伸手接了过来，没吸，只在手里摆弄着。一旁的干部正想解释来头，“主席，这个……”刚开口，又被毛主席抬手示意止住。

他没有急着表明身份，而是坐下后随口说道：“大娘啊，咱们摆一摆龙门阵，好不好？”这句带着川味的说法，让温大娘一下来了兴致，往前挪了挪板凳，准备好好聊一聊。

接下来，毛主席连续问了几件“别人不太爱问”的事情：家里几口人，有几个劳动力，什么时候入社，日常干什么活，一年能分多少粮食等等。问得细，问得直。

说到粮食时，周桂林不由得在心里打鼓，因为一旦数字说多了，容易被认为夸张，说少了又像工作没做好。温大娘倒是干脆：“有几百斤呢！”语气里透着一种满足。

旁边红光社的副社长按捺不住，插了一句：“四百五十斤。”在他心里，这个数字很重要，是向上级展示成绩的一块“牌子”。

毛主席摆了摆手：“我不听他们的，干部说的不算数，老百姓说的才算数。大娘你放心说，分的粮食够吃吗？”这一句，说得很明白。他要听的是群众自己的感受，不是干部替群众回答。

周围的气氛立刻轻松了许多。温大娘仔细算了算，说家里这几年分的粮，不但够吃，还能留点存粮。这些细枝末节，才是真正的“底数”。

有意思的是，毛主席并不满足于听一户、听一人。他后来在红光社还看了别家，问了不同年龄、不同成分的社员。问题不复杂，却绕不开一个“实”字。

三、会议背后的“基本功”

很多人提起1958年的成都会议，都会说那是一次重要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时间是2月18日召开的，地点在颐年堂。会上讨论的问题很多，包括农业、工业发展，也涉及当时领导干部的工作作风。

在那次会上，毛主席专门提到前一年南宁会议参会人员地区分布不均的问题，认为各地情况差异很大，不能只听某一两个区域的意见。因此，他主张在成都再开一次会，把西南等地的情况摸得更细。这种“补课”的做法，看起来像是会议安排上的技术问题，其实背后是一种态度：不愿意只在纸上打转，更不愿意只听单方面的声音。

他在会上讲到《农业四十条》时，有一句话很扎眼：“没有实际工作经验是写不出来报告的。”这话不算文绉绉，却把干部写材料、搞决策的关键拎了出来。没有下去看，没有跟群众聊，没有田埂边蹲一蹲，就凭上面的几个数字、下面汇报的几段文字，就敢定调子，那是要出问题的。

再往前推几年，他反复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八个字，后来被无数干部挂在嘴边，但真正做到的并不多。对他来说，调查研究不是走形式，而是要一竿子插到底，把“官话”和“实话”分开，把“报喜不报忧”的外壳剥掉，看到真相。

这次成都开会期间，他就兼顾了两件事：一边在会场上听中央和地方干部的汇报，一边抽时间深入到周边县乡，直接到农户家里坐坐。会议是宏观的，农家小院则是最微观的，两头一对照，才知道数字背后有没有“水分”。

值得一提的是，他在会上谈干部作风时，还有一句分量很重的话：“不管官做到多大，职称多高，即使当上了部长、总理、甚至主席，都不能飘飘然，自始至终都需以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个要求，说到底，就是提醒人不能离群众太远，不能把自己“抬”到一个听不见底层声音的位置。

从这个角度看，来到红光社温大娘家里聊天，绝不是随意走一户这么简单，而是他一贯工作方法的一个缩影：先听干部，再听群众；先看材料，再看现实；既看粮食分了多少，也留意蚊蝇老鼠有没有减少。

在这种“边开会边调研”的背景下，那株后来引起全国关注的“打破碗花花”，才有机会走入他的视线。

四、“除四害”变成“除七害”

1958年前后，全国开展“除四害”运动，老鼠、麻雀、蚊子、苍蝇成了群众斗争的对象。这项工作，在文件上很好写，真正落实到田间院角，却千差万别。有的地方搞得轰轰烈烈，有的地方只停留在口号上。

毛主席在温大娘家的堂屋里，一边环顾屋子，一边留心看环境。屋子虽简陋，但墙角干净，案几子上看不见苍蝇，蚊帐也收拾得利落。看到这里，他顺势问了一句：“大娘，您知不知道除四害？”

温大娘听了，愣了一下，随即露出一点得意：“除四害？那算啥，我们这儿可是除七害！”语气里带着几分自豪。

“除七害？”毛主席被勾起了好奇，“这七害，都有哪七害啊？”

温大娘伸出手指头，一条一条数：“老鼠，麻雀，蚊子，跳蚤，苍蝇，臭虫，还有偷油婆。”说得干脆利索。

前六种，谁都熟悉，可“偷油婆”这个说法，毛主席还是头回听。看到他露出疑惑的神情，周桂林赶紧凑过来说：“主席，这偷油婆就是蟑螂。”四川一带对蟑螂的土称，听起来颇有画面感。

毛主席点点头。一般文件里写的“除四害”，到这儿变成了“除七害”，说明当地干部和群众并没有机械照抄文件，而是结合自家院子里的实际情况，往前多走了一步，把平时最烦人的臭虫、蟑螂也算进去。这种“多问一步”，本身就带着点创造性。

不过，更让他在意的，是温大娘说的那句：“我们这儿害虫都能整干净。”这话说得轻巧，可要做到，光靠喊口号肯定不行。于是，他接着问：“那你们，这是怎么个除法呢？”

谁知道，他这一问，把温大娘给“问急”了。

五、“搜家”风波与“打破碗花花”

毛主席随口问了一句：“大娘，您家里还有偷油婆吗？”原本只是想了解一下效果，没想到话一出口，温大娘立刻紧张起来，站起身来，声音提高了一点：“我家里？不可能有的！不信的话，你们就找！”

她以为这是上面来“检查卫生”，要挑毛病，立刻把话往“干净、不出问题”那一面扯。很多老乡在那种氛围下，遇到干部问话，心里都有一层顾虑，很怕被扣上“卫生不好”“工作不积极”的帽子。

毛主席见状，哈哈一笑，用手轻轻一摆：“大娘，你误会了。我不是说你家不干净。我是想请教一下，这蚊虫苍蝇，是怎么被你消灭的呢？”

一句“请教”，态度摆得很清楚，不是来挑刺，而是来学办法。温大娘这才安心下来，重新坐好，慢慢讲：“我就是把那打破碗花花捣碎，泡起水，倒到屋里屋外的犄角旮旯、粪坑里头，不管是蚊子还是苍蝇啊，过不了好久，全部都给杀完了。”

说到这里，她还用手比画着，好像在把那一瓢一瓢的药水往角落里泼。毛主席听得仔细，心里多了个问号：“什么花，这么有用？”

温大娘起身，从柜子底下拿出一小捆干草似的东西，递了过来：“同志你看，这就是打破碗花花。别看这么一小捆，可以整好多害虫。”

毛主席接过来，凑近看了看。干枝细叶，看上去很普通，还真看不出什么“杀虫高手”的样子。他顺口问：“这为什么叫打破碗花花？难道这花能打破碗不成？”

站在一旁的农村工作部长潘兆清插话解释：“是这样的，主席。这种花根部有毒，乡下大人怕小孩乱摘乱吃，就编了个‘摘了这个花，会打破碗，打破碗就没饭吃’的说法，吓小孩子。时间长了，大家就叫它打破碗花花了。”

这样的解释，既接地气，又说明了一个事实：这种植物有毒性，但如果用得好，就能变成防治害虫的天然“武器”。农民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用最笨、最细致的办法，摸索出有效的经验，再通过谚语、土名在村子里流传开来。

毛主席把这小捆“打破碗花花”在手中翻来覆去看了几遍，心里已经有了打算。他站起身，向温大娘道谢，语气里带着明显的高兴：“这是一个重大发现，要全国推广！”

这一句，说得很肯定。他没有因为这只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农家大娘的“土办法”而轻视，更没有嫌这种草药太“小”不值得中央层面重视。相反，他看到了里面蕴含的可能性——这是一种成本极低、来源广泛、对群众来说容易掌握的除害路径。

六、“要让全国人民都知道”

走出温大娘家的院子，毛主席把那小捆打破碗花花握在手里，心情颇为愉快。同行的人里，有四川的负责同志，也有技术人员，其中包括植物专家梁禹久。

走在路上，他突然点了点梁禹久：“你晚上回去写一篇稿，最好明天就写完，后天给我看看，最晚大后天登报。我要让全国人民都知道这个‘打破碗花花’。”

他的语气是命令式的，却也透着急切。这个思路很清楚：把基层发现的有效经验，经过技术人员整理、验证，及时通过报纸这个平台，在全国范围内扩散出去。这样一来，别的地方也可以仿照这个办法，用当地能找到的类似植物，结合实践去试。

毛主席一向重视报纸的作用。他多次要求办报“要为工农兵服务，要为生产服务”，不只是报道会议精神，也要把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及时刊登出来。这次，他把一株乡间野草推到报纸版面上，背后也是同样的逻辑：真正有用的东西，不分“高”“低”。

几天之后，1958年3月19日，《四川农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关于“打破碗花花除害虫”的文章，对这种植物的使用方法、效果，以及红光社在“除七害”方面的经验，都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这篇文章一刊出，消息迅速传到各地，许多地方的农业技术干部、农村基层组织都开始留意这一类植物，研究能否引进或仿效。

对郫县红光农业合作社来说，这无疑是一件意外的大事。原本只是依靠自己摸索，把院里、田间的害虫压下去，如今却成了“全国推广经验”的发源地。一时间，“红光社”三个字在各级文件、报纸报道里频频出现，被当作先进典型来学习。

七、一根小草，折射一种思路

如果只看结果，这件事可以概括为一句话：毛主席在地方调研时，发现农民用一种叫“打破碗花花”的植物杀虫，认为效果好，要求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媒体随后予以报道，“红光社”因此闻名全国。

但仔细拆开来看，里面有几层意味，值得琢磨。

其一，是他看问题的重心。那几年，全国都在讲“增产”“钢铁”“跃进”，许多眼睛盯的是指标和报表。而他在红光社这一趟，既问粮食分配情况，也关心卫生、防疫、害虫防治，看重的是农户实际生活条件能否改善，群众究竟吃得饱不饱、住得干不干净。这种关注点，落在具体的人和具体的生活细节上。

其二，是他对群众经验的态度。温大娘的“打破碗花花”，不是哪个科学研究院、哪所大学的成果，而是农村妇女在长期生活实践中摸索出来的土办法。在以往很长时间里，这种经验往往被当作“土法”“偏方”，留在村子里传来传去，很难被上层真正重视。这一次，他不仅认真听，还马上推动总结、发表，这种“从下往上”的经验路径，打破了许多传统观念里的“高低之分”。

其三，是调查研究的“深度”。如果那天只是听红光社干部在会议室里汇报“我们除七害搞得很好”“卫生很干净”，然后在田间远远看几眼，恐怕打破碗花花永远只会是农家院里的一小捆干草，不会变成报纸上的技术经验。他之所以能发现这件事，是因为走进了农户家中，坐下来聊天，把时间花在问一问、看一看这些细碎的问题上。

有一点不得不说，在当时的氛围下，基层干部多少有“报喜”的倾向，而普通社员常常有“怕说错”的顾虑。毛主席当着干部的面，明确表态“干部说的不算数，老百姓说的才算数”，实际上是给群众吃了一颗“定心丸”，鼓励他们按自己的真实感受说话。这种态度，对于获取真实信息，是关键一环。

再看“要全国推广”这句话，它并不意味着一刀切。各地的自然条件、植物种类都有差别，不是说每个地方都能找到完全一样的打破碗花花。关键在“思路”：利用当地资源，寻找安全、有效、成本低的害虫防治办法，把农民的“土办法”和技术人员的“科学分析”结合起来，用报纸、简报等渠道快速传播。

从这个角度看，郫县红光社的“出名”，并不只是因为那一捆植物，更在于它提供了一个范例：基层创造，中央重视，媒体传播，形成自下而上的经验推广链条。

八、调研与决策之间的那条路

回到时间线上看，1958年初的成都之行，在毛主席几十年政治生涯中，只是众多调研活动之一。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他都特别强调“到下面去看”，这既是工作需要，也是习惯使然。

在郫县，他从一个普通农家的灶台、烟筒、谷仓、院角，看到了粮食分配、社员收入、防疫除害这些具体问题的情况。而“打破碗花花”，则像一根线，把群众的生活经验、技术人员的专业判断、媒体的传播力量和中央领导的决策取向串在了一起。

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细节：他不是自己在报纸上写文章，也不是随口一句“好好推广”就算完，而是明确指定专业人士写稿、强调时间节点、提出要审稿再登报。这说明，在他眼里，群众经验固然宝贵，但要推广出去，仍然需要经过一定的整理和把关，既要真实，又要严谨。

到了3月19日，《四川农民日报》刊出相关文章，舆论层面的“推广”正式开始。从时间上算，从他在温大娘家看到打破碗花花，到报纸上出现这四个字，中间间隔不过数日。决策和传播之间的那条路，被压缩得很短。

如果说当时的中国还在摸索怎样建设一个现代国家，那么像这种从乡村院落到报纸版面的经验传播，正是这个过程中的一个缩影。农民的智慧，不再只停留在村口树下的闲谈里，而是有机会通过制度化的渠道，转化成全社会可以共享的知识。

郫县红光社因为“打破碗花花”而被全国知晓，只是那个年代成千上万经验之一。真正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经验被发现、被重视、被推广的过程。1958年成都之行中，那一段短短的插曲，让人看到一个特点：决策者主动走近普通人，耐心听他们讲自家的“土办法”，从中挖掘可以放大、可以提炼的东西，再通过制度和媒体，让它们走得更远。